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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书柳生春下到指挥班当班长，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连队文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五十三条中关于“军械员兼文书职责”中规定：（一）领发和登记全连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二）管理连队集中存放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严格执行安全规定。（三）检查了解全连武器装备的使用、保养和保管情况,并给予技术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四）及时送修损坏的军械和器材,按照规定回收、上交旧品（废品）和缴获的军械、物资。（五）填写和保管全连军人登记表、名册和规定的报表。按时准确统计、上报连队实力。（六）领发、登记和保管条令、条例、文件、教材和教具、文具。
在基层官兵眼里，文书是主要职责，军械员才是兼任，只称文书。
文书有文化文笔好，在连首长身边工作，经常接触上级首长，有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文书和通讯员、卫生员、给养员还有炊事班，由司务长统一领导。当文书虽然不是我命运的转折点，但是不用站岗、训练、施工，有充裕时间看书写作。班里的同志告诫我：当文书要以礼待人，定期出板报，多做细小工作，多到炊事班帮厨，处理好和班排之间的关系。转岛训练时，要塞区所有高炮部队集中在一座海岛上，布置好阵地上的大标语才能显示水平。对连首长要尊重，不断给茶杯添水。要给连长和指导员洗衣服、刷鞋、打洗脚水倒洗脚水等等。
除此之外，还要尊重班排同志，不摆架子，以新兵的姿态出现。
连队每星期检查班排卫生，文书检查手中武器是否生绣。用三七高炮弹壳做笔筒，是许多人的梦寐以求。实弹射击之后，文书必须妥善保管炮弹壳，不私藏不送礼，如数上缴。有的文书，就是因为私藏炮弹壳挨了处分，被处理复员。
我给自己定下了标准：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麻烦，不怕事多。在安逸的条件下，要多想想硝烟弥漫、钻机隆隆的坑道作业；在舒适的床上，要多想想暴风雪中的山顶哨棚……第二天，我和老文书完成了交接。
在连部，通讯员和连长住一间宿舍，文书和指导员住一间宿舍。家属房和连队一墙之隔，连长和指导员轮流在连部值班，有情况通信员去家属房通知。
连部会议室，放置一个便携式文件柜，里面装着连队历年的总结材料、文具、高射炮、高射机枪教材、政治学习材料，全连干部、战士花名册等。一只绿箱子里，装着全连战士的档案。干部档案，由守备区干部科统一保管。每个连队配发一台三用电唱机，一套《长征组歌》唱片。盐场大队也有相同的电唱机，是大队的喉舌。后面仓库里存放训练器材，锣鼓、二胡等乐器。
军人俱乐部，连勤人员仓库，都由文书负责。
最让我感到神秘和向往的，是营房后面的弹药库。每当我上、下岗，到炮阵地训练，看见文书悠闲地背着几支手枪从弹药库里出出进进，让我想起在二十五中学，看见管理图书的老师拿着一摞摞书从图书室里进进出出，羡慕死了。
连队弹药库坐落在营房后身道边，像一座孤零零的小炮楼。后墙上端着一扇小小的百叶窗，是唯一的通风口。别看一扇铁门如同铜墙铁壁，一把大锁形同虚设。接时，老文书用钥匙打开门锁，取下锁头也把脱铆的门鼻子拽了下来。
他把门鼻子按回去，说：“我去年就向军械科打报告，一直没修理。开门时小心点，别让锁头砸了脚。海岛就这点好，弹药库四厰大开，没人敢进。”
弹药库里阴森森，浓烈的枪油味儿和霉味儿直冲鼻子。一樽枪柜里放着八具“四零火箭筒”。一排钉子上，挂着几支探家、转业、缺编干部的五四式手枪。
指导员的手枪刚刚交旧换新，一发子弹没打，烤蓝油光铮亮。
另一樽枪柜里，放着十几枝六三式自动步枪，是探家、外出、缺编士兵的手中武器。地中间的弹药箱垛到棚顶，是几个基数的高射炮炮弹和高射机枪弹。连队“半训”，也按“全训”下发弹药。高射炮训练搞“枪代炮”“打枪管”，军械科下发“五六弹”，连队攒了十八箱。还有三箱手榴弹，都是连队的“私有财产”。我背着雷排长的手枪，站在高射机枪上照了一张相，再没动过手枪。
我经常做梦当文书，进到弹药库，把玩一支支五四式手枪。即使我提不了干，当文书玩够了手枪，也没白当兵一回。我半信半疑，从此后这些武器，由我保管。
老文书终于离开了弹药库，我迫不及待地从指导员的枪套里取出手枪，在弹夹里压满子弹，拉开套筒将子弹上膛，从门缝里瞄准井台上的麻雀，退出子弹。
我的心“怦怦”直跳，一次次按下击发锤，瞄准击发，怎么也玩不够。
心诚则灵，我以为，这都是我从小到大用木头刻枪的结果。
快开饭了，我将压满子弹的弹夹插进手枪，按下保险，偷偷别在腰里。腰别手枪，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天。晚上熄灯后，指导员回家属房。
当兵以来我从没进过连部，现在一个人住在连部里，神圣得睡不着觉。我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那天晚上偷出《艳阳天》，我也放在枕头旁边。
第二天一早我去弹药库，按住门鼻打开锁头，取下铁栓。从门缝里，无声地掉下一张六十四开大小、花花绿绿的硬纸片。我拣起来一看，是一张台湾国民党的反动传单。我进到弹药库里认真检查，确认没有武器弹药丢失和损坏，传单和我腰里的手枪没有任何关联。我把手枪拿出来，取下弹夹卸下子弹，装进枪套放回枪柜。我锁好门拿了传单，立刻回连部，向连长和指导员报告。
连长和指导员当了十几年兵，敌特打信号弹是司空见惯。他们拣到装有反动宣传品的浮筒，被海浪冲上来残缺不全的反动传单。敌特直接将反动传单塞进连队弹药库门缝里，她们从来没经历过。指导员马上向营里报告敌情，营长命令连队立刻搜山。连队紧急集合，在弹药库周围、阵地、海边、坑道山进行搜索。
和每年重大节日和发生重大事件之后例行搜山一样，一无所获。搜山回来，指导员对连队进行敌情教育。海岛是对敌斗争前沿，我们绝不能见怪不怪，要时刻、百倍地提高警惕。营长和教导员翻山越岭来到连队。守备区保卫科、军务科、宣传科、军械科、公社人都来人，到现场勘察了解情况，修好了弹药库大门。我第一次站岗的那个雷雨之夜，到阵地上找牛那个人，肯定和这张传单有关联。
我国女击剑运动员栾菊杰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十四场比赛赢下其中十二场，以绝对的优势进入半决赛，并以悬殊的比分击败了苏联名将蒂米特朗打入决赛，最终获得亚军。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扬眉剑出鞘》，深深地鼓舞着我。我将剪报贴在仓库墙上，作为激励自己不怕困难顽强奋斗的榜样。我也要具备“扬眉剑出鞘”的精神，做个全面发展出类拔萃的革命战士。
后勤营房科派家属来连队刷墙，中午在连队吃饭。一位大嫂带着儿子，让我想起了弟弟。我带他到炊事班吃饭，在菜盆里给他挑了一碗肉，大嫂很感动。
我在收拾仓库时，连长儿子小明去玩，看好一只“五一”式手枪旧套，我说你拿去玩吧。他把手枪套穿在裤腰带上，被爸爸看见，训斥他胸无大志，让他在烈日下站了一中午。连队有一整套乐器，尘封多年。我拿起一把二胡擦净灰尘，调好弦上足松香，拉了一曲《赛马》。沉寂的营区，萦绕着悠扬优美的琴声。
副指导员邢福根六八年入伍，到守备连当兵，打坑道坐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干部调整，守备区把他调到高三连。每当阴天下雨刮风，他的腰和腿疼得坐立不安，吃什么药都不见效。小西山人说，“针灸拔火罐子，不好也去一半子”。
我每天晚上，用罐头瓶给他拔火罐、按摩，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为自己针灸，扎不准身后面穴位。我在家里给妈妈打针，现在又学会了针灸。
在海岛当文书，经常到守备区领弹药器材等，除了毛驴车就是步行，必须熟悉从连队到守备区的大路、小路和山路，还要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秘密小路。
苹果成熟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果香。我去守备区作训科领教材，想探出一条自己的方便之路。我越过一道雨裂沟，走进三官庙大队果园里，被一道铁丝网拦住。我要么折回去，要么从铁丝网底下爬过去。我一弯腰，发现近在咫尺卧着一条大黄狗。我刚要溜走，大黄狗龇牙咧嘴，“呜”地一声扑上来。我慌不择路，一头撞上铁丝网又腾空弹回来。大黄狗以为我对它采取了可怕行动，惨叫着往回跑，仿佛遭到了痛打。它没逃出几步又“嗷”地一声，被栓在水泥桩上的铁链子拽回来，在地上打了个滚。我趁机钻出了铁丝网，屁滚尿流地逃出苹果园。
我顺小路往前走，遇见两个黑大汉，一个身穿土布黑衣服一个身穿黑长袍，长棍上面挑着包袱，像极了《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强人。他们走不通回来，操着山东口音问我：“同志，到小盐场往哪儿走？”
我为他们指点迷津：“绕过果园一直往前走。”
下午在连队，这伙江湖班子表演气功和杂技，其中有我遇见的两个大汉。他们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用饭堂里的桌椅板凳做道具，“吱吱嘎嘎”摇摇晃晃，在尖上表演命悬一线的惊险动作。一个男演员肚子上放了一把铡刀，另一个大汉用榔头猛砸，男演员安然无恙。大铡刀是我和卫生员去“北小圈”生产队借的。
通信员去营里参加司号员考核，没欣赏到大师们的精彩表演，后悔莫及。第二天，我到处打电话询问，得知大师们正在吴家表演，让他赶快去看。
通信员跑到吴家，又说去了鸭子沟，跑到鸭子沟又说在柳条。他跑到柳条，杂技团已经表演结束，坐拖拉机去了“多落母”。他垂头丧气地回连队，翻过山梁时，发现塘洼小学操场上人山人海。他跑到唐洼小学，杂技表演刚刚结束。
三班战士胡楠探家超假，我拍了两次电报还没回来。张贵才站岗睡觉，指导员带我查了几次岗，都没抓到现行。最近一次朱大业带我查岗，张贵才露出了马脚。他用手垫在耳朵上，手贴弹药室墙壁上。每当附近有人走动震动墙壁，他被惊醒赶紧出来，装做很警惕的样子。在军人大会上，两个人作了深刻检查。
五月初，《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我参加守备区政治部举办的理论学习班，回来后在连队进行宣讲。
为了更有说服力，守备区还进行了“雷锋事迹宣讲”活动，我是宣讲队的其中一员。我全程脱稿，把雷锋事迹讲得声情并茂，获得了广泛好评。
全守备区都知道，高三连的文书口才好有水平，只是年龄太大。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上级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要塞区部队中也有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在实践中检验。战士每天花费半个小时整理内务，耽误训练、学习和休息，到底有没有必要？每个单兵负荷除了步枪和七十五发携行弹、四枚手榴弹还有背包、水壶和各种用品，还要在挎包里放进四本“战士出版社”出版的红皮《毛泽东选集》到底有没有必要？
不久，上级试行新的内务标准，将被子单折后再两面对折，不要棱角，最快五秒钟之内完成。连队紧急集合，不再携带四卷本《毛泽东选集》。
乍开始，战士们感到很惶惑也很希奇。内务总也叠不好的战士，这回可不挨批评了。没多久，部队出现不少问题。有的战士不系风纪扣，外出不扎腰带，摘下帽子揣进口袋，认为这也没有必要那也没有必要，违反纪律的现象不断发生。
以叠内务而闻名的“硬骨头式连队”守六连，两个战士私自回家。
上级命令，重新恢复内务整理标准，随身携带“毛选”四卷袖珍本。
毛主席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丢了什么也不能丢了毛泽东思想，否则部队就没了灵魂。连美国人都承认，他们不怕“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而害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们解放军。真理就是在理，经得住实践检验。
副指导员邢福根读过不少书，有魄力敢承担责任，我俩有共同语言。去年八一汇演预选节目，他听过我的诗朗诵，也听过我宣讲的雷锋事迹。
他很为我惋惜，说：“按你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当连长、指导员绰绰有余。”
我们俩是同龄人，我的生日比他大半年，他兵龄却比我大八年。他说：“你提干已没有任何希望，要面对现实。任何事情都有偶然性，你的年龄一天天增加，提干的偶然性一天天减少。你要做好本职工作，别把提干当成包袱。我负责连队宣传，是团支部书记，你是副书记，争取让你年底前入党。入党之后再复员，回去有个交代。”那当时，我已经担任连队的团支部副书记。
两支手枪枪膛生了老锈，擦拭多遍也除不掉锈斑。
副指导员说：“你拿到山沟里打几枪拉一拉。”我说：“用不用请示连长？”他说：“不用，我和你一块儿去。”我说：“我没有多余的手枪弹。”他说：“我这儿有一盒。”我俩带了两支手枪一盒子弹，到山上，为枪管“拉锈”。
坑道山背后，一道雨裂沟直通大海，是一座天然巨型消音器，在下面打枪，山上都听不见。我握着手枪，激动得心里“砰砰”直跳。我三岁时打过手枪，从小到大用木头刻枪，模拟射击二十多年，有一种熟能生巧般的自信。我将子弹上膛，瞄准几十步开外的一棵小松树，连连扣动扳机。我一口气打光弹夹内八发子弹，枪枪命中，弹孔集中在一个位置。我走过去轻轻一碰，小松树折断。
副指导员也喜欢射击，只是打不出好成绩，八发子弹只中了一发。
他惊叹我的枪法：“你文武双全名不虚传，到军区射击队都够格。”他还告诉我，“五四”式手枪可装九发子弹，先在枪膛内装一发，再加上弹夹内的八发。一包手枪子弹六十发，还剩下四十九发。黄澄澄沉甸甸的手枪弹，就像饱满的金属果子。副指导员让我全部打光，好好过一把枪瘾。当文书淘弄不着手枪弹，就是个十足的笨蛋。我在四十米开外摆了一排拳头大小的石头，枪枪命中。
山体发出的回声，就像不断放“二踢脚”。我又在五十米开外摆了几块石头，抬高枪口调整弹道，也一一命中目标。我打光了所有子弹，就像完成一项重大使命。我心想，都说五四手枪杀伤力大，再大还能大到哪儿去？某连排长擦枪走火，通信员的双腿被子弹贯穿。子弹进去时是两个小孔，出来时是两个血窟窿，钻进床头柜嵌进了肥皂内。别小瞧一颗花生粒大小的弹丸，被击中非死既伤既残。五四手枪的老祖宗是苏联的托卡列夫式，曾在“二战”战场上发过威。
每一年，守备区军械科都要举办军械员兼文书培训班。
那天，我们坐车上山，参观几座大型武器弹药库。部队一茬茬换装的各种武器弹药和装备，没开封裹在黄油里的武器弹药和装备，应有尽有堆积如山，一旦战争爆发，全民皆兵，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大到一三〇加农炮弹，小到一粒手枪弹，都用船从大陆运上海岛。我像爷爷看场往家里偷粮食，事先在裤腰、腋下、胸前，用擦枪布缝了几个口袋。军械科哈科长很随和，头几天和连长要大头菜，我和通信员赶毛驴车送到他家。报到时他一眼认出我，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这种经历的人，偷点子弹驾轻就熟。参观时，我已经踩好点勘察好路线，故意落在后面。瞅人不注意，我闪身钻进弹药垛缝隙之间，回到堆放手枪弹的区域。坑道照明灯是临时发电，很暗，谁都没注意少了个人。“五六弹”整箱出库，手枪弹按盒出库，给了我很大方便。我拿了四盒手枪子弹，装进两侧裤袋内和双腋下面的口袋里。我放松腰带，军装肥大，虽然沉甸甸地下坠，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我行动果断利索，谙熟此道的几个老文书，抓了几把子弹装进口袋里。
晚饭后我一口气跑回连队，把子弹放进弹药库里，没回连部。
守备区同时举办炊事员培训班，他们的作品，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炊事员们厨艺一般，食材一流，整天煎炒烹炸大鱼大肉。一个星期下来，我长了足足三斤秤。培训班结束前考核，在几十个文书当中，我的武器分解结合名列第一名。
我为连队争得了荣誉，还弄回四盒手枪子弹，连长“老圈”和指导员“小嘴”由衷叹服：“这个文书能力太强。”手枪弹管理严格，干部打不了几次手枪。
星期天，连长和在家的五位干部，到阵地后面靶场打靶，包括我在内，每个干部打足了三十发手枪弹。我举枪速射，枪枪中靶。好几发子弹，从一个弹孔里面穿过。三排长黎树下打了三十发子弹，两发擦边，打活靶只能穿透衣服。
连长“老圈”兴犹未尽，让我套毛驴车，把弹药库里三箱手榴弹拉到山上。
黎树下投手榴弹出过事故，连长没让他投。几个干部每人投了三枚手榴弹，都投不远。最后一箱三十枚手榴弹，连长让我投弹表演。我接二连三投出的手榴弹，都在空中爆炸。指导员让我同时投出两枚手榴弹，都在五十米开外爆炸。
对于我来说，当文书比当小学老师还简单，轻车熟路绰绰有余。连长和指导员有弄不明白的问题，做不通的思想工作，都向我请教。老卫生员复员，新卫生员还没到位。我背着药箱天天到班排巡诊，给患病的同志打针吃药。
我学习针灸，经常在自己身上试扎。我还能做引流、清创等小手术。官兵们的小病和常见病，不用去守备区医院。驻地群众知道文书是大夫，排队找我“看病”。女人临产，家人深更半夜来连队找我接生，我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通信员吹号像牛叫，分不清是起床、集合还是休息。一次，守备区首长突然来高三连，考核通信员吹号。我在盐场小学当老师，带过号队吹过号，还自编了一套号谱。我替通信员吹起床、开饭、集合、休息几段号谱，获得第三名。
连队只要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三个字，“找文书。”
连队杀一头三百五十多斤重的肥猪，弄不出猪圈，屠夫转身就走。有人提议拆墙，把猪赶出来再杀，有人提议用枪打。有人戏谑：“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找文书吗？让文书杀猪！”使役员隋辉较真：“我把文书找来你看看。”
我来到猪圈外面，指挥几个弟兄在猪圈内搭了案子。我冷不防抓住肥猪后背上的鬃毛，用寸劲一把将猪拽倒。我用猪蹄扣拴住四个猪蹄自，在绳子空隙中插了一根杠子别住，肥猪再也无法翻身。我让人找几块板子，在猪圈搭成案子。
我和几个弟兄把拼命嚎叫的猪拖到案子上，用细绳紧紧捆住嘴巴。没有杀猪的尖刀，隋辉刚要到老百姓家去借，被我叫住。我到弹药库拿来一枝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弟兄们以为我要开枪打呢。我踩住猪脑袋，用枪刺抵住咽喉处，一枪刺刺进胸膛，刺破心脏。血“哗哗”流进大盆，我把一根横折的高粱秸，搅出一大团血小板。我在猪的一条前腿上割开一个口子，用通条串通皮肤。我用气管子打气，猪全身膨胀之后，用细绳扎住猪腿，防止漏气。炊事员端来一盆开水，我一边浇水一边腿毛。我用菜刀和斧子开膛破肚大卸八块，用面碱洗肠灌血肠。
我杀猪既干净利索又有模有样，弟兄们瞠目结舌。饲养员刘友堂哭红了眼睛，半年没和我说话。屠夫杀猪他能接受，决不接受战友杀猪，杀猪就像杀战友。
连队到唐洼搞助民劳动，帮生产队割麦子。麦地下面有个大水坑，涨大潮时海水倒灌，进入的一群群小梭鱼长成二尺多长的大梭鱼，在水里蹿来蹿去。
休息时，好几个战士下到水里，一条鱼没捉住还弄得浑身泥水。
有人说去老百姓家借网，有人说用炸药炸，这些办法都行不通。
连长“老圈”说：“一会儿文书来了，就有办法了。”许多弟兄不服气：“文书又不是龙王爷，有什么办法？”我和卫生员来送水，连长说：“文书想个办法，把坑里的鱼弄上来。”我说：“下去几个人把水搅浑，浑水摸鱼。”
大家顿时被提醒，争先恐后跳到水里，用脚趟来趟去把水搅浑。顷刻之间，水底淤泥泛上来，一坑水变成了酱汤。梭鱼被呛得窒息，乱跳乱蹦一阵之后，露出水面唼喋。大家用手抓用镰刀背打，捉得干干净净，拉了一毛驴车回去。
部队全部淘汰六三式自动步枪，重新装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我和隋辉赶了毛驴车，去守备区军械科领回几十枝新枪。那一枝枝涂了黄油的新枪，像一枝枝精美玩具。许多连队把新枪放进锅里煮，很容易化掉黄油。
我不忍心用开水煮枪，也不用各班出公差，一个人用擦拭材料擦了好几天，擦掉了黄油。擦枪也是极大的享受。这一回，连队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
下半年，守备区举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射击比赛。连长让我选出一枝高精度步枪，代表连队参加比赛。我名正言顺地扛着靶子，每天到山沟里试枪。
我打腻了靶心，打靶子头部，打两侧肩膀，打靶杆，打火柴盒和竖起的子弹壳，再是打飘忽不定的气球。连队接受新的坑道施工任务，连勤人员白天站阵地岗。我“百步穿杨”打树条，用子弹为槐树理发，有的树被我理成平头，有的理出“一面倒”，有的理成大背头。地上是厚厚一层子弹壳，树下落了一层树枝。
我站在雨裂沟上，将一只气球放飞。气球飘忽不定。我凭肌肉记忆调整提前量，在气球碰撞的瞬间，瞄准击发。气球弹起的高度与子弹飞行距离相交，应声而灭。除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我还打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班用机关枪。
老宋复员后，王明义千年媳妇熬成婆，担任炊事班副班长，带新兵何维忠种菜。我带他到海边打枪，恰逢山顶上一块石头上，落了一只小山雀。我把冲锋枪从后背上顺过来，抬起枪口一个点射。石头碎了，小鸟也被击中，爆成一团纷纷扬扬的羽毛，一层皮连着脑袋、翅膀和尾巴，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王明义竖起大拇指：“文书，你这兵算当值了，我天生就得种菜。”我压满了三十发弹夹，王明义一个长点射打得满海开花，过了一把手瘾。
连长说：“山上的野鸽子铺天盖地，文书你去打几只，我喝点酒。”
早上天蒙蒙亮，我像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背着半自动步枪来到海边。晨雾缭绕。山根下，有团影影绰绰的白色，传来鸽子的“咕咕”叫声。我瞄准白色刚要击发，听见“帮帮”的敲击声，松开扣紧的扳机。我走近一看，差点吓背气！
尹队长笑眯眯地蹲在山根下抽烟，在镐头把上敲烟袋锅。他站起来笑眯眯地说：“是文书啊，一大早打什么？”我搪塞：“我查完岗，到海边转转。”
我要是一枪打出去，就闯了天祸，吃不了更兜不走。雾散之后，天空格外晴朗。坑道山上，白花花的鸽群不时起落盘旋。早上有惊无险，让我有所收敛。
道连队去工大坑到，我特意背了压满弹夹的冲锋枪，到山上站白天岗。我藏在松树丛中，面对山坡选好角度。我先打一枪惊起鸽群，再打了个长点射。
子弹在上下翻飞的鸽群中穿过，一只都没打中。海面上，一艘正在航行的机器船陀螺般打转，停住不动。我逃回炮阵地，躲在岗楼里面，伸出头观察。
打靶的时候很难打中十环，而流弹，却偏能击中无辜者的胸膛和脑袋。谢天谢地，机器船冒出一股黑烟，“突突”地开往瓜皮岛方向，我放心了。
我一只鸽子没打到，像没完成任务的狙击手。阵地后面是一片高粱地，开始灌浆，招来一群群野鸽子，压的满地高粱摇摇晃晃，啄得高粱穗直淌白浆。
生产队派一个中学刚毕业的小姑娘看鸽子，拿一枝崭新的鸟枪。这种鸟枪在县城五金商店随便卖，三十元钱一枝。小姑娘不会装枪，半天放不响。
野鸽子欺负她的枪没有杀伤力，枪响也不飞，成片落在高粱上。我拿过小姑娘的火枪，装足火药和铁砂，用探条撞实，压上炮子。隔一定距离开火，枪砂覆盖面大。着对于单个野兽杀伤力小，对于鸟类杀伤力大。我距离鸽群四十米开外开火，“轰隆”一声枪响。密集的枪砂和密集的鸽群迎面相撞，鸽子“劈里啪啦”地往下掉。愤怒的鸽群前赴后继，越聚越多，贴着高粱发狂地掠过来掠过去。我一枪接一枪地轰击，打了一百多只野鸽子，其余的，再不敢飞回来糟蹋高粱。
小姑娘感谢我帮她保住了一地高粱，一只鸽子都不要。我好说歹说她才拿了十只，其余鸽子被我用毛驴车拉回连队。连长竖起大拇指夸赞：“只要交给文书的任务，保证圆满完成。” 那天晚上，连长在家里举行鸽子宴招待连队干部，我也算一个。我在老家胡乱习武要找人比试，我也得找个地方展示一下枪法。
那天，小盐场民兵进行实弹射击。我去商店买完文具来到海边，民兵连长王长福正在组织民兵打靶。他看见我过来，拿过一枝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压了三发子弹，恭维我：“文书是神枪手，快给咱老百姓露一手。”他和高三连的每一任文书都熟悉，要子弹方便。我拿过枪，目光中充满了不屑，退出三发子弹还给他，从书包里掏出一联十发子弹，财大气粗般压进弹仓。长篇小说《苦菜花》中的土匪柳八爷，手下有个马排长，一次和八路军比试枪法，满不在乎地打了一枪，把百步开外的鸡蛋打了个洞。八路军射击，子弹从鸡蛋洞里穿过。我也满不在乎地打了十枪，子弹都从九环之内穿过，民兵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称赞“文书神枪手”。一位皮肤黝黑的海岛女民兵不服气，把一个空酒瓶子扔进海里。
她递过自己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托发黑，如同一枝粗制滥造的假枪。我还不知道，军用枪械和民用枪械，出自工艺不同的工厂。她一语双关地说：“文书你用我的枪，能把酒瓶子打爆，我就彻底服你，让我为你干什么都行。”
海里的酒瓶子露出瓶嘴，像一条暧昧的鱼在唼喋。我掏出两发子弹压进弹仓，正常瞄准，先打了一枪。子弹在瓶口右侧，爆起一朵水花。这点儿雕虫小技瞒不住我，我调整一下瞄准点，一枪将瓶子打爆，海岛女民兵心服口服。
民兵们蜂拥而上抢子弹，我赶紧把书包里的一百多发子弹，全给了王长福。
辽南有句谚语，“精耕细作不如懒汉子上粪”。连长“老圈”和许多人坚信：神枪手不但是练出来的，更是子弹喂出来的。我有恃无恐经常打枪，连长和蓝队干部，都睁只眼闭只眼。有人反映，说文书没经过连里允许，随便打枪。
连长说：“你要是不断为连里争得荣誉，你也可以随便打。”
在高三连当兵真好，我有所收敛，不给连首长添麻烦。
不管施工还是“全训”，部队每年按训练大纲，进行手中武器考核。那天，连队到海边打靶。在火炮训练上，连长一丝不苟。在手中武器训练上，连长却不拘一格。他让我把几十只气球放进海里，从一班开始，进行实弹射击。
大家打惯了固定靶，打活动目标略逊一筹。剩下几只气球越漂越远，眼看漂出射程之内，连长让我射击。我选择立姿无依托，气球被我一枪枪打灭。
剩下的一只气球越漂越远，变成一个隐隐约约的小红点。我改用卧姿有依托，把标尺设定为三百米。我扣动扳机，枪响之后一秒钟，小红点倏然消失。
我代表连队参加守备区手中武器射击比赛，都打出和守备连一样的好成绩。尤其在夜间射击比赛中，我屡屡打废闪光靶灯泡，在靶场上名骚一时。
那当时，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乍开始，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有现役军人。后来，现役军人由部队推荐，也可以参加高考，被录取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毕业后也由国家统一分配。随即，部队掀起了学习文化课的热潮，我担任语文教员，另一个战士担任数理化教员。连队推荐我和肖立文参加高考。我的最大短板是数学，只要考数理化注定名落孙山。我还自我解嘲，说考数学只能答出一道题：二十二平方等于四十四。大家以为我谦虚，都说：“文书没有输的时候。”
考场设在对面的吴家中学，有的弟兄舍不得我离开，不希望我考上。
指导员说：“你俩考上了，连队杀猪庆贺，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答文科题我没有任何问题，数理化我一道题都没答上来。肖立文和我一样，我俩狼狈地中途退场，到柳条转了一圈回来。我俩磨磨蹭蹭不好意思回连队，连队提照样猪会餐，让我俩无地自容。弟兄们遗憾地说：“文书也有输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