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第二天天上午九点钟，我坐上回瓦房店的火车。“母狗子叔叔”曾经告诉过我，这趟火车虽然不晚点，但是常年人多，靠近餐车旁边的车厢里有空座。
我身边坐着一个大胖子，始终呼呼大睡，仿佛一下生就没睁开过眼睛。他硕大的秃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放了一樽大肉葫芦，顺额头不住淌汗，就像滴油，把我的军装油腻腻地渗透了一大片。他还流口水，把自己前胸也弄湿了一大片。他的脸胖得膨胀，皮肤被撑得半透明，毛细血管似埋设的一根根红线头。他一边睡还一边往外挤，我快被他挤到地上，只好坐到对面的空座位上。
列车快到海城站，胖子终于醒了过来，不如说是复活。
他一睁开眼睛，就滔滔不绝地演说，整个车厢里回荡着他的高亢的细门大嗓。他猛烈抨击自己肥胖的罪恶，仿佛已被人暗算。他还诅咒自己不会长寿，恨不能早死。他努力把话说得幽默，并没引发半点儿笑声，很让他失望。
此站上来个细瘦的女人，坐在胖子身边。她比胖子还好讲，仿佛情投意合的两个人事先约好，在这一站会面。细瘦女人把所有的人当成密友，大谈自己的家事、私事和秘事，只坐一站就和众人告别，匆匆下车，也许闷了，坐一站车和人说说话。胖子自己嘴浅，还妄论她人：“她这种人，当不了保密员。”
下午两点钟，火车到达瓦房店。我买完汽车票，等车回家。有特殊情况的老兵，也可以自带档案提前复员。人群中，一个摘了领章帽徽的复员兵，蔫蔫的像被拔掉牙齿的老虎。他回家之后，人们见了他也会问：“你复员了？”
从此后，他和普通人没有任何不同，曾经受到的崇拜、仰视、敬畏、尊重彻底土崩瓦解。不知什么时候，他又用大头针缀上了领章，戴上了帽徽。
一辆公共汽车进站，车上下来一个俊美的大姑娘，乌黑的大辫子刚要“长鞭那个一呀甩——”，见了小伙子，眼睛“刷”一下亮了，暴露了未婚妻角色。
她跑过来，一把拉住复员兵的手，惊喜地问：“你留队了？”小伙子无奈地摇头。两人上了汽车，坐在我前面。姑娘对小伙子有说不完的话，半点不掩饰亲昵。她还不时回头扫我一眼，很可能做给我看，毕竟我还戴着领章帽徽。
小伙子说：“我昨晚没睡好。”姑娘说：“你现在就睡。”揽过小伙子的头，按在自己肩膀上。小伙子抬起头，恋恋不舍地说了句什么。姑娘摘下小伙子的领章帽徽，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好在捂在手里。快到家了，姑娘指点车窗外的屯落，不断介绍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小伙子一直没抬头，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
半个月之后，我也将复制眼前的情境。只是没有未婚妻来接我、安慰我。我在永宁街上下车，战友于长明和夜晚一样阴沉着脸。他的本家叔叔于殿成拉苞米，过沟时翻车，被砸在下面。等大伙儿卸了苞米捆把车正过来，人已经不行了。他等他老婆的自行车，要载我回家，等了半天老婆没上来，和我一起往盐场走。
到了陈屯西边子，后面响起一阵“突突”声，老叔骑了辆旧摩托车赶上来。
旧摩托车就是老病包子赖上了名医，动辄就犯病，老叔就得修理。
我告别于长明，坐上老叔的摩托车。摩托车声嘶力竭地爬坡，没到坡顶就掉了链子断了气。老叔在路边铺了一块塑料布，“稀里哗啦”摊开一堆工具，就地修理。黄贵良老师和赵忠元老师从后面上来，下了自行车和我握手，相互问候。
我仍记得当年黄老师鼓励我的话：“你将来不知道干什么呢！”现在，我仍是个前程未卜的大头兵，面对老师深感惭愧。老叔修好了摩托车，我也解脱了，和两位老师匆匆告别。破摩托车早已经病入膏肓，老叔坚信能让它起死回生。
他在院子里搭的既是修理棚也是灵棚，工作台既是手术台也是灵床。摩托车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时不时被老叔大卸八块。不知什么时候，棚子里突然传出“嘎嘣嘣嘣 ”一串爆响，一恍惚，我以为是黎树下操纵十四点五高射机关枪，瞄准靶机开火了呢。原来是那堆破铜烂铁诈了尸，大声咆哮着冲出灵棚。
随即，老叔骑摩托车的身影，从街门口白驹过隙般一闪而过。地东头老李大河，是老叔的时光终点，“突突”声一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不一会儿时光倒流，老叔沮丧地推着摩托车，满头大汗地回来。他如同被破摩托车“农转非”，在搞一项革命性创新，别说干活儿，家庭联产承包搞了这么长时间，他连地里都没去过。老叔确实善于突发奇想，并且手艺精湛，如果让他进行某项科学技术攻关，早已和爱迪生、比尔兄弟、茅以升、王崇伦这些大发明家比肩齐名了。
可惜他窝在小西山，千里马深陷猪圈里无法腾跃，功不成名不就。
要是为他评职称，就是货真价实的“一级样样通样样松”。
房子外墙，猪圈墙、院墙只要有石头的地方，都被我磨锉留下一道道凹槽。
伤痕累累的石头斥责我，“你把我们糟蹋成这样，就这样回来，能对得起谁？你只有成功和胜利，没有失败和退缩，否则有什么脸回来面见我们？”
我能不能被录取、复员后怎么办，只要回家，哪有时间去想这些事。
爷爷永远在山上搂草，奶奶永远赶海。我没进家门，先把他们接回来。
苞米仍是人的主食、猪的副食，地瓜仍是猪的主食、人的副食，三百年来，形成了小西山的食物链。据说很早以前，辽南这边的船到南方运货，船工把地瓜蔓当成绳子捆在腰里，带回北方复活、扎根、栽植、收获，一直延续到现在。
土豆的老祖宗在西伯利亚高山冷凉地带，到了温带就退化。
地瓜的老祖宗在南方，虽然不能退化，但是不能刨坏受伤，还怕冻。要轻拿轻放不能碰破皮，否则感染了黑斑病，就得腐烂。为了让地瓜安全过冬，家家户户腾出里屋半铺炕，砌成半人高的窖子储存，上面还要覆盖被褥避寒。
家家户户在霜冻到来之前，必须将地瓜全部收获回家。
家里最大的一块地瓜地，在董云宝家房后、董万全家门前“坎子”旁边。吃完午饭没休息，我扛了镢头去地瓜地。怕军装粘上地瓜浆洗不掉，我换上了一身父亲的破衣服。我穿了军装，人们都说我的兵是假的。我穿一身破衣服，大伙儿反而钦佩地说：“太锋真是好样的，当了几年兵没变，还和在家时一样。”
王振江大叔见了我，说：“太锋还是对海有感情。”我笑着说：“大叔，我去除地瓜 。”他揭穿：“因为秋收忙，你才没工夫上海。”我会意地笑了，问：“大叔，沙岗后的土地为什么没分？”他说：“我得做为机动田储备，假如你回来、还有出生的孩子，都有土地。但是，大叔希望你一直留在部队。”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半天才放开。
我先拔掉了十垅地瓜蔓，手掌粘了一层黏糊糊的地瓜浆。打茬子、脱坯、除猪圈粪和除地瓜，是农家最累的几样活，最能干的庄稼汉也打怵。这几年，父亲和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一刻不歇，赎罪般地干活。
父亲说我不在家时，他和弟弟妹妹们三天还除不上一半地瓜。我一下午除完了大半块地瓜地，到了傍晚，只剩下五个半截垅。明天再干半上午，就能将地瓜彻底除完。沙路变成坚实的土路，家家都有一挂轻便的铁架小车，和部队的毛驴车差不多。有毛驴更好，没有毛驴可用人拉。用车载得再少，也比人挑的多。
过去除完地瓜，从下半晌一直挑到黑灯瞎火。我嫌家里的老牛车太慢，换上老叔家的毛驴车。我嫌毛驴偷懒，自己拉车。我把地瓜装进一个个花支笼子里，在车上摞成了小山。我躬起身子在前面拉车，弟弟妹妹们在后面推。
我拉车下了“坎子”，借惯力冲过一段沙窝子，一阵狂跑就到家了。“坎子”冷峻地告诉我：“小西山世世代代没人活着从我身上 走出去，你也同样。”难道复员回家种责任田、盖房子娶媳妇过日子，才是我的唯一选择？
我晚上躺在炕上，腰酸腿疼，满手地瓜浆洗不掉，磨了好几个水泡。夜里刮大风，我和在家时一样，半夜三更出去溜海，拣回一担板虾和海耗子等。我忙里偷闲去北海“三块石”，钓黑刺挠鱼。土地承包之后，爷爷把周边的大树小树赶尽杀绝，连根树条子都难找。我只好用锄头钩子做钓鱼杆，只钓上两条小鱼。
下午，我到南山头继续除地瓜。那一年正月十五，五婶诅咒我被煤烟熏死，还诬陷妈妈偷了老婶家的大米。她挑了一担地瓜走过来，看见我赶忙放下担子，转身去了白菜地。我喊她，她装做没听见，我挑起地瓜送到她家，装进地瓜窖子。
五叔的坟墓就在南山头，他的在天之灵看到眼前的一幕，不知道该哭该笑。
霜冻即将来临，漫山遍野都是除地瓜的人们。董云照四叔从复州湾黏土矿退休回来，和四婶除地瓜。我从他家地里路过，帮他除完了一垅地瓜。我因此贪了大黑，晚上才把南山头几垅地瓜除完。我在这边除地瓜，那边被命运“金榜除名”，一片树叶落在脑袋上也心惊肉跳。十天期限转眼间过去九天，我必须归队了。
妈妈托桂云去集上买肉，中午包饺子，吃完后我立刻启程。
这几天，我和父亲闭口不谈有关考试的事，似乎一提起这个话题，就注定没有好结果。大忙季节，我不让任何人送我，一个人提着空提包去永宁。
我到了盐场才回头，父亲仍站在房顶上眺望，仿佛从正月一直站到现在。
我在东大道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直达大连的汽车。汽车在“哈大公路”上疾驰，我眼前全是白花花的坦克靶标，轰鸣着火箭弹爆炸的“嗵嗵”声。
到了大连，我的心狂跳。我小时候让李大先生那一针扎怕了，一打针如同大难临头。我仿佛去找尹干事打针，强做镇定，坐上十五路公共汽车。
我在警备区门岗登完记，硬着头皮敲开宣传部报道组的门。
尹干事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考试被录取了，二十一号到军区报到。警备区只有你和210医院的赵明两个人被录取。”我一时愣住，似梦非梦。
我给赵明打电话，他已替我买完了火车票，后天早上在火车站见面。我悬着心落下来，告别尹干事，懵懵懂懂地走出警备区大门。我见前后左右没人，得意地笑了。我的笑一定很吓人，在脸上凝固了很长时间，像被描了鬼脸一样去不掉。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漫无边际地往前走。我不知不觉来到沙河口火车站，又不知不觉回到警备区白山路招待所。我还有许多无法逾越的关口，离提干虽然没有从地球到火星那样遥远的距离，也是高不可攀。随即，我的狂热心情，如同浇了冷水般冷静下来。登记处的女服务员认识我，把我安排在北楼“114”房间。
房间号提醒我，赶紧给伍干事打电话，总机怎么也接不通。我理直气壮地去南楼，没受到阻拦。我抓过电话立马接通 ，仿佛南楼开通了广鹿专线。
更称奇的是，接电话的是伍干事，如同在那边日夜值守。遥远的海空，瞬间被他的咆哮声拉近。他不是对着话筒，而是对着我的耳一通孔吼。我耳朵被震聋听不清，赶紧将话筒拿开一段距离。他先是对我劈头盖脑一顿训斥，然后哭诉般声讨我考完试不回岛、赵主任如何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已给小西山发电报，让我“见电速归”，没表明因何事而归。我再不归队，他就启程到小西山找我。
我离离开沈阳之前，他让我千万别回岛，考不上还能躲过今年复员。胜利者不受审判，我半句都不去辩解，让他淋漓尽致地把愤懑发泄干净。
父亲接到电报，会以为部队让我赶紧回去复员。我怕父亲担心，赶紧给他拍了封加急电报，“我被录取放心”。我已经来不及回岛了，卢参谋后天到大连送复员老兵，给我带来棉衣和各种手续。晚上没事，我去“210医院”政治处找赵明。我轻车熟路地来到当年搞副业砌成的大墙内，找到政治处。值班室的战士告诉我，勤务班宿舍在三楼。我上了三楼，一个战士说：“赵明回家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才能回来。”出来之后，我沿着大墙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回忆当年砌大墙时的情景。政治处的位置，正好是我们当年睡觉的大仓库。当年我们吃饭的所谓食堂——一座苍蝇纷飞的大棚，是一座四层楼住院部。我挖地基被一群女兵羞辱的位置，是太平间。我不是今非昔比故地重游，也没有资格大发沧海桑田之感慨。我更不敢心存侥幸，厄运只不过又一次与我擦边而过而已。学习班结束之后，我仍要以五十个人中的排尾，和前面四十九个人进行角逐。那四十九个人手执利器全身披挂，只有我一个人赤手空拳赤膊上阵。我能否进入前十名提干，仍是没有把的镢头和没有底的水桶。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在部队还能赖上一年。
眼下这一步已经来之不易，我一丝一毫不敢懈怠，秣兵历马迎接挑战。
连续几天大风不通船，把复员老兵困在岛上。
我明天出发，只好给伍干事打电话，让他把手续和棉衣寄到沈阳。
早上，我坐十五路汽车到站前“海味馆”，要了一盘鱼和四两米饭为自己壮行。冻鱼没有鱼味儿糙米没有饭味儿，冷若冰霜的女服务员没有女人味儿。
吃完饭出去，天下起了零星小雨。我在火车站二楼外面等了半个小时，赵明才从一辆三轮摩托车上下来。他仿佛不是去沈阳而去北极，穿一身厚厚的鼓鼓囊囊的棉装。他还带了绒衣、大衣、棉帽子、棉手套和棉大头鞋等一柳条包衣服。
我也仿佛不是去沈阳而是去南方，轻装简行，仍穿一身单薄的夏装。
赵明这样的兵，才是真正的城市兵。他们不用经受魔鬼般的训练，不用冒着死亡危险施工打坑道，不用忍受寂寞和单调枯燥生活的煎熬，不受乘船之苦，不担心刮风下大雾买不到船票。他见我没带棉衣，慷慨解囊为我拿出绒衣和大衣。我说：“大连还不冷，等到了沈阳再说。”我们上了火车，雨越下越大，车窗外面一片模糊。下午四点钟，火车到达沈阳火车站。这里飘风扬雪天寒地冻，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冬天了，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皮帽子和棉手套。
候车室僻静的角落里，赵明打开行囊，我穿上他的绒衣，披了棉大衣。
炮兵招待所位于塔湾区，坐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下车还得走半个小时。下了塔湾车站，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身边。报社通联科袁科长打开车门，让我们上车。到了炮兵招待所，学员们都去办公室报到。大家出具本部队政治机关开具的介绍信，交了《体检表》、《学员登记表》和伙食关系等。我除了一张已经过期的通行证，再没有东西证明身份。文齐武不齐锣齐鼓不齐，是我的人生常态。
我向袁科长汇报了情况，他非常体谅海岛官兵的苦衷，让我给岛上打电话，一个星期之内把各种手续寄来。我和赵明编在一个班，一共十二名学员，住在楼上201房间。他习惯了“210医院”这个数字，一恍惚还以为数字颠倒了。
省城沈阳已经开始供暖，招待所的暖气形同虚设，两扇朝北的窗户“嗖嗖”透风，房间不朝阳，还不如外面暖和。我虽然抗冻，晚上盖两床被子还冷。
三天之后，我的介绍信体检表学员登记表和伙食关系等，全部寄到。
而我的冬装，仍和春天一样遥远，不好意思再给伍干事打电话催问。
沈阳军区首次举办这种规模的新闻培训班，由军报、新华社、前进报等著名编辑、记者授课，机会难得。除了我们五十名学员，各部队都派新闻骨干前来旁听，一共三百多人。每个军级单位派专门新闻干事带队，负责学员管理。
警备区派梁干事，为我和赵明带队。培训班管理和连队一样严格，指定了连长、指导员和排长、班长，早上出操晚上点名，外出必须请假，回来销假。
上午上课下午讨论，晚上写心得，看书写作到小会议室，看电视到电视室。每天一元四角钱伙食标准，战士只交基本伙食费，其余部分由军区补贴。
袁科长讲授“新闻的写作和作用”，马处长讲授“消息的写作”，让我耳目一新。解放军报记者站记者杨学泉讲授新闻写作，精彩生动醍醐灌顶。龚科长讲授“新闻的特性”，幽默有趣通俗易懂，不时爆发一阵阵笑声。大家最期盼的，是新华社主任李月柱授课。那天，会议室济济一堂坐满了人，许多地方记者慕名而来。主持人谦虚地说“敲个开场锣”，结果手持“锣锤”不放，一讲几个小时，把李主任要讲的内容面面俱到说了一遍，就像把刚出锅的饺子挨个咬了一口。
龚科长不住地示意，接班人仍紧握锣锤不放，再敲就到了终场。还剩下最后一个饺子没咬，主持人还在讲。龚科长科长忍无可忍夺下“锣锤”：“再敲锣就破了。”李主任讲授“新闻通讯写作过程中的主题提炼”，只讲了了十几分钟，就到了开饭时间。但是入木三分令人茅塞顿开，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毛主席在《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文中写道：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伏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这个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毛主席文中提到的这则消息，由现任《前进报》社长李之曦当年随军采写。他的讲课座无虚席，一开场，就严厉批评了新闻报道工作中的一系列怪现象。
我在报纸上频频见到李建羽、袁占先、毛文戎、李坤、赵险峰、林少先、董志新、杨民清等名字，仿佛他们在报纸上安家，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新闻特写、新闻集纳等，是他们的办公室和住宅楼。现在，他们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的是新华社领导，有的是军报、前进报编辑、记者，有的是军区文化部的领导，都来授课。我们每天坐在台下，面对面地听他们侃侃而谈。
著名“军事摄影记者”王明芳，给我们上摄影课。
我没以为是上了一次短期培训班，而上了一次地地道道的新闻大学。
当辽南还沉醉在“十月小阳春”的回暖之中，沈阳已经进入到严酷的冬季，三天两头下雪，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几度。当辽南还在按部就班地“大雪封冻小雪撵船”，这里已经冰冻三尺。全国各行各业分片包干，老天爷也分片包干。我的冬泳经历和抗寒能力，只被辽南的气候所承包，在这里变得不堪一击。
学员们早上出操雷打不动，又冻手又冻耳朵。队伍中，一片大头鞋榔头般“邦啷邦啷 ”威武整齐地砸在冻土地上。只有我一个人身着夏装，仿佛来自南方。我穿着胶鞋的双脚落地，如同猫爪般柔软。我不穿大头鞋，是一匹没挂掌的马。
电视台天天发布降温预告，似持续对我进行恐吓，更让我不寒而栗。“冻死苍蝇未足奇”，我还得装成“悄也不争春”的孤傲。我早上披着赵明的棉大衣，中午穿着的确良单装。我也如同生活在西部地区，“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要不是领章和帽徽证明我是个军人，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我恨不能生了翅膀，晚上飞回广鹿高三连，换上棉装，明天早上飞回来。
龚科长宣布培训班结束，学员们回本部队采访，必须在《前进报》上稿。
我的脚开始犯第一茬冻疮，到了采访阶段也到了溃烂阶段。我害怕脚被冻烂耽误采访，中午请假去附近商店，买了一双棉鞋。梁干事说：“你没穿棉衣，买一双棉鞋干什么？”我无奈地说：“先保住一样是一样吧。”我也同样，只知道某个人，并不知道他的冷暖。我不向寒冷屈服，也是不向命运屈服的组成部分。
在永宁二十五中学上学时我赤着脚，怕同学看见，盼望值日，下课和课间操可以呆在教室里。这情境又卷土重来，我盼望值日，不用穿一身夏装出操。
再寒冷穿的再少，肯定冻不死我。要是在体检中查出毛病，就是中途夭折，活活要了我的命。本部队的体检，只证明可以参加培训。提干这一关，必须经过军区统一体检。大家都忐忑不安，怕查出毛病前功尽弃。我虽然穿上棉鞋保住了双脚，却没有办法保住心脏。一做心电图，我的“心脏病”就彻底露馅了。
我越小心越出事，第二天感冒了，鼻子不通气，扁桃腺发炎。
下午，全体学员乘一辆大客车，到政治部卫生所检查身体，分肝功、胸透、内科、血压，心电图。谢天谢地，我的“心脏”完好，其他几项轻松过关。
我的心脏闯过了死亡区间，第二天，我的一篇体会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头几天，龚科长召开带队干部会议，给学员布置作业写体会，“谈某篇新闻失败的原因”。他特别强调：“体会写的好与不好，决定能否提干。”
大家岂敢等闲视之？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中国女排崭露头角，已引起国人关注。和苏联女排决定胜负的那一场比赛，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晚上，没有一个学员去电视室观看比赛，都坐在寒冷的小会议室里写体会。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家伙，被吓得不轻，一遍遍地修改体会。他先用钢笔画框再交叉涂抹，把删除的汉字全部关进笼子，再从笼子一角，生出一根弯成两圈的“葡萄藤”，直到那页稿纸变成生满了葡萄藤的葡萄园，。为防止那些被删掉的内容起死回生，老家伙用毛笔蘸了墨水，把框内涂抹成一根根朽木，在狭小的空白处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就像朽木生了一簇簇小蘑菇。他一恍惚良莠不分大开杀戒，把那些精心提炼的珍稀文字一同斩草除根。老家伙熬了几天几夜的心血付之东流，口吐白沫当场休克，被紧急送进医院，虽然抢救过来，却被取消了学员资格，退回原部队。
我瑟缩在小会议室里，虽然穿了赵明的绒衣绒裤还有大衣，再加上棉鞋，仍冻得浑身哆嗦。我熬了两个寒冷的晚上，字斟句酌，终于写完“体会”。
去年，伍干事带我采写通讯《家事》，主人公是地炮营指导员卫国发。
他接到家里电报“妻病重速归”，营里批准立刻休假。连队正盖营房，他拒绝休假继续添砖加瓦。家里又来电报“妻病危速归”，他仍坚持“不归”。
直到守备区要给他处分，他又抬了一早上砖，被战士们劫持到码头，上贼船般上了“老牛船”。家里人快要急疯了，大队天天派拖拉机接站。卫指导员到了大连仍没回家，去几个战士家中走访，帮助解决困难。等他踏上家乡的土地，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了。当他得知大队的拖拉机前来接他，一个高跳了下来，要跑步回家。他态度坚决声音朗朗：“这是公家的车，我不能坐！”他爹破口大骂：“你个狗日的当兵当傻了！”一个大耳刮子把他扇蒙澄了，众人把他抬上拖拉机。
等他到家时，可怜的妻子已经告别人世。
我写的“体会”题目是：《一篇催人泪下的通讯为什么失败了》。一是选材上失于偏颇，二是追求煽情效果不顾情理，二是没赋予人物正常思维……
梁干事开完会回来，对我说：“你的体会写砸了，等着被退回吧，正好你没有棉装。”我在心里说：“只要我的六斤银针鱼没退回，我就不会被退回。”
在全体学员紧急会议上，龚科长虽然没点我的名，但是点了我的这篇通讯，并且全文朗读。他说：“这位学员没从全局出发，不用政治眼光观察问题。让人费解的是，他仍认为是一篇好通讯。如果发表后让台湾当局知道了，会大做文章刊登在头版头条：共军军官毫无人性，对待家人残酷无情……”
他缺了牙齿的嘴巴产生了戏剧效果，把这段戏谑表演得惟妙惟肖。
全场哄堂大笑，交头接耳猜测是谁。只有我埋头苦笑。
我只在“体会”中挖掘失败的原因，没一个字“仍认为是一篇好通讯”。龚科长不是误读，而是故弄玄虚，为学员们敲响警钟：新闻是更大的政治。
我心里顿时有了底，长吁了一口气。我一直把文学创作当做奋斗的焦点，“身在曹营心在汉”，把新闻当成命运的敲门砖。新闻是我文学创作的媒人，文学才是我心仪的美丽姑娘。“鸭绿江杂志”举办创作函授中心，由“凌璞三老师”点评新人新作。我到邮电局寄了十元钱学费和一封短信，报名参加函授学习。
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另一方面，我一直做好了被退回的思想准备。一旦我被确定退回，既不解释也不哀求，转完伙食关系立刻离开。在没接到被退回的通知之前，我仍认真“检讨”自己，第一时间修改了“体会”交上去。
龚科长又召开学员紧急大会，对我的“体会”进行点评。
他表扬和肯定了该同志的认真态度，能虚心改正并且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直言不讳地说：“本来决定将该同志退回原部队，现在只是暂时保留。”
中国女排战胜苏联女排，晚饭吃饺子庆贺。学员们和前来开会的全国各地“经济学专家”，抢饺子成了一窝蜂。此时没有“兵”和“专家”，只剩下本能。
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小西山说，“罪好遭，福难享”。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招待所对面，矗立着无垢净光舍利塔，建于辽重熙十三年，清崇德五年重修，是沈阳市现存较古老的建筑之一，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看塔的老人说，塔上曾经有四块明镜，被国民党逃跑时用枪打碎，现在正在维修阶段。瑟缩的塔身，仍在寒风中承载着历史的沧桑，似有些不堪负重。
我们坐车去太原街，一位爸爸抱儿子上车，没人让座。小孩哭着要坐位，爸爸说：“这辆车太破，等下辆好车再坐。”那位爸爸借故下了车。
天空渐渐阴了下来，在车内什么都看不见。这是工业和居民取暖排放的烟雾。城市的环境和空气，和农村天差地别，都削尖了脑袋往城市里面挤。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去拜谒烈士陵园。我自小就知道“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杨连第等志愿军英雄。我们坐了很长时间公共汽车，来到位于郊区的陵园。这里的空气都是肃穆的。任何私心杂念，在这里都没有位置，只有被鄙弃。任何文章和文字，在这里都没有文采，只剩下直白。这里只有庄严和道义，纯净和高尚。任何红男绿女男欢女爱，在这里只是蝼蚁。
我们一座座坟墓瞻仰、拜谒，如同见到了英雄本人。在牺牲的英烈当中，职务最高的是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没有名字和墓碑的英雄，更是不计其数。每瞻仰一次烈士墓，我的灵魂都受到一次洗礼。对比无数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了年轻生命的英雄们，我们个人的一点损失、所受的一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一家小剧场里，表演“炮打活人”。一个美女被魔术师装进炮筒，“轰隆”一声，被轰到一座高台上。生活是一座大魔术场，我们都被轰来轰去，被一层层遮挡。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匆匆忙忙，是一个个一刻不停的归去来器，仿佛都去办一件绝顶重要的事情。在每个人光鲜体面的背后，都包藏着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和无奈的事、快乐的事和高兴的事，还有欲望、追求和奇思妙想。
在太原街新华书店，我买了一套《东周列国志》，新版《唐诗三百首》。
在电影院，我们看了农村题材故事片《冤家路宽》，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故事仿佛发生在小西山。从街上回来，天已落黑。月亮被雾霾笼罩，像一只烂眼边子的眼睛。“宝光”塔无宝无光，将塔身藏进夜色的黑暗之中。
沈阳的初冬和辽南的初冬不同，没有寒暄和虚伪，一露头就动真张。凛冽的寒风刮皮刺骨，毫不因为我即将离开而手下留情。这黄昏、雾霾、塔影，勾起我无尽的思绪。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品评我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的一切。
我坎坷多于顺利，悲哀多于欢乐，贫困多于宽裕，缺少爱情慰藉；生活主旋律被一道无情、冷酷的藩篱所禁锢。我时而跌进深坑，时而被卷进旋涡，时而身陷泥淖，时而掉下悬崖。我始终怀着美好的憧憬，脚踏实地不屈不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被命运栓在马后，而一路高歌猛进。
父亲来信，自从土地承包后，山上树木被大量盗伐，村委会让他看护海防林。妈妈和大妹妹去瓦房店，给姐姐的女儿“拜寿”。我好比陆文夫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在眼前，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培训班接近尾声，旁听的新闻骨干们陆续离开，招待所里冷清了许多。军区政治部首长、炮兵首长同全体学员合影留念。说是全体，只有十个破格提干名额，其余的人都是虚幻。和我同样来自复县农村的韩山岗，比我早当两年兵小我两岁。
他悄悄对我透露：“提干学员已经内定，不知道有没有你和我。”我说：“你各方面都比我优秀，肯定有你，我是没有希望了。”他说：“你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这一条谁都比不上。”我说：“我们参加的是新闻培训班，不是文学创作班。”他说：“我们背后议论，要塞区的董太锋肯定被内定。”
我感到被棺材压了一样沉重，说：“等着盖棺论定吧。”
佟龚科长让大家回部队之后，采写两篇新闻稿，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前寄到军区，争取在前进报上发表，然后再做最后决定。回来之后，大家开始打房间扫卫生。我在床下拖出一个覆盖着厚厚灰尘的邮包，是岛上给我寄来的棉衣棉帽和大头鞋！我到沈阳第三天就到了。那么大包裹，天知道怎么掉到了床底下。
我赶紧脱下赵明的绒衣，换上棉衣棉裤，戴上棉帽子，穿上大头鞋，顿时热汗蒸腾。满脚冻伤被羊毛大头鞋一捂，痒得恨不能剁掉，我又换上棉鞋。
报社某编辑退回了那袋银针鱼。我一分为二，送给了赵明和梁干事。
回到大连之后，我和赵明一起到警备区政治部，向尹干事汇报学习情况。
他已经为我们联系好，去要塞区海洋守备区采访。他说：“从海洋岛回来之后，我安排你们俩到北京送稿子，如果在军报上发表，更有把握提干。”我分别给赵主任、仇科长、伍干事、指导员打了电话。他们都鼓励我抓住机会，朝最后的目标冲刺。赵明的宿舍里有几张空铺位，我和梁干事住在这里。
他们这些城市兵没吃过高粱米，全是细粮。他们最累的工作是打扫卫生，最危险的工作是站在六楼窗台上擦玻璃。我介绍守岛部队的艰苦生活以及我当兵以来的经历，他们像听传奇故事。当他们知道十年前这里是座大仓库，我搞副业砌大墙住在大通铺上，他们更是惊讶的目瞪口呆。我在这里住了几天，和宿舍里的几个弟兄混熟了。身高一米九四的鸿图看了我的小说稿《老牛根买鞋》，感慨地说：“写的太好了，今天晚上，老牛根肯定钻进我的被窝里面了。”
每当赵明不在，李小强给我打饭，每次打回一小盆，说“不够再去打”。周祥有志气有抱负，向大家隐瞒正在恋爱，经常受到善意的攻击。晚上熄灯后，当我躺在舒适的床上，当年在这里的情景历历在目。恍惚中，鸿图变成陈大友子，轻松地将二百多斤重的大石头举起来，扔到车上。小常是憨厚话少的郝文贵，李小强是直来直去的董太安。而含蓄略带羞涩的赵明，是地地道道的董太举。
三十多岁的老皮，是赵明的“夜大”同学，晚上下课后必来宿舍，滔滔不绝地演讲，说像他这样独身最好，男女恋爱只是合作，全世界的男女都在进行“兽性的结合”。他太像一个人了，不是“母狗子叔叔”董亮还能是谁？
老皮和“母狗子叔叔”不同的是，是没遇上愿意与他合作的女性。新《婚姻法》已经颁布，夫妻感情破裂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婚。遇罗锦正在和工人丈夫闹离婚，这在谈离婚色变的当下，可谓大逆不道。老皮坚定不移地支持遇罗锦，一边动情地朗读《一个冬天的童话》，一边引用恩格斯的话，解读自己的婚姻观：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
他随即又抨击马克思主义的爱情观，因为得到了大美人燕妮，在爱情上一帆风顺，所以不理解失恋的痛苦，因此才荒谬。老皮说的似乎有些道理，接着又言不由衷，说自己无比渴望真正的爱情，充其量是个“城市母狗子叔叔”。
那天凌晨我似醒非醒朦朦胧胧，发现墙角暗影中放着把锤子。
老甘头正虎视眈眈地坐在床上抽烟，我再也睡不着了。
昨夜一场大雪，整个大连处在银装素裹之中，成为一座耀眼的“卫生城”。上午没事，我去警备区机关看望何处长。他刚提升为干部部副部长，对我热情、关心、感恩，说：“你写的许多稿子丰富了我的业绩，因此被提拔。”
他向我透露：“军区干部部已经打印了‘命令’，你和赵明都被确定破格提干，命令很快就传到警备区，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你俩别外传。”
我告诉赵明，他说：“这才是权威消息。”他马上给父亲打话，安排庆贺。
没宣读命令没穿上四个兜干部服，即使何部长的话，我也不敢当真。
星期日，赵明到“夜大”上课，让我到俱乐部看电影《大篷车》。我上午九点准时到南楼俱乐部，剪票口没人，门开着。我满腹狐疑地走进去，一个观众没有。我刚要离开，一个漂亮的小女兵微笑着说：“请坐，我马上放电影。”
我问：“怎么没有观众？”她脸红了，温柔地说：“你就是观众。”
几天前看电影《新兵马强》，赵明为我介绍过这个女兵。她是大连本地人，他的同班同学、同桌、同年入伍。我问他：“你怎么不要？”他说：“我另有所爱。她知道你来自条件艰苦的海岛，想专门放一场电影慰问你。”
我现在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只好硬着头皮坐下。电影我看得稀里糊涂，结束时我连声“谢谢”都没说，逃跑般地出了俱乐部。我走出老远才敢回头，女战士一直站在门口目送我，朝我频频挥手。我已近而立之年，该成家了。
我要是按爷爷奶奶的安排和小小王美兰成亲，早已经儿女成群。
我一直围着大墙往前走，也走回逝去的岁月里。大墙成了回音壁，我耳边不住响起“小毛驴休息五分钟”“小毛驴吃把草”的嬉笑。那些女兵并没走远，仍在周围看着我，不相信那个曾经连牲口都不如的人，即将被破格提干，享受一个漂亮小女兵为他放映电影专场。我无比渴望爱情抚慰，况且在这种背景下，还有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小女兵。我马上给自己泼了盆冷水，绝不可做非分之想。
我仍功不成名不就，不知道下一刻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被曹小花告过，被“五好”诬陷过，可谓“劣迹斑斑”。我即使想女人想疯也得疯，想死也得死。破格提干八下没一撇，我怎能不“十年被蛇咬，一朝怕井绳”？我绝不敢忘乎所以，让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骆驼。我仍是一把没磨完的锉，仍需要继续打磨。
为了防止意外变故不好收场，我目前的情况，连父亲、姐姐都没告诉。我是一截坚硬的钢丝，每当把控不住时就活生生地撧弯，不回头就是绝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