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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口婆心，劝导弟弟努力上进改变命运。我说完就后悔了，这种家境和个人处境，光靠努力和上进就能改变吗？弟弟不想改变吗？谁不想改变呢？但是自己不去改变，更没有出路。父亲果然不高兴：“幸亏你不在家，否则我还得给你们俩断官司。”他对我的严苛无所不用其极，对弟弟妹妹们却任其自然。
妈妈也说：“他们和你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并非让弟弟妹妹像我一样磨锉励志，上天入地赴汤蹈火，无所不能。
我只想为他们指出一条属于个人的人生道路，锲而不舍地奋斗，都能改变命运，否则没人能帮得了他们。他们误解了，以为我凭好日子不过没事找事。
弟弟羡慕地对我说：“我要像你现在这样，每天穿着新军装到大队、学校、商店走几圈，好好显示显示。”我叹了口气说：“所以你也成不了我。”
大妹妹很瘦，话不多愁人事不少。她房子怎么解决？有了孩子怎么办？
爷爷只要有草搂有菜园子种有园障子夹有儿子可骂，天塌地陷不管。
我去沙岗后，接过爷爷的筢子搂草。没人驱赶我搂草，搂多搂少没人监督也没人责骂，还把搂草当成享受。我六岁开始搂草，搂到二十三岁，已经六年没搂草了。我手掌上磨出六个水泡，又回到了六岁。穷山恶水响叮当，家乡穷得连个响都没有。唉！家……托尔斯泰跟在我身后喋喋不休，还是那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部大白胡子触得我后脖颈发痒。
如果他们不自强自立，人生必然充满艰辛磕磕绊绊，再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落幕。大妹夫成军来了，把老叔也叫过来，加上爷爷奶奶，全家提前过元旦。
在农村，过年也不过如此。农村人不叫元旦叫“阳历年”，可过可不过。
临到年根，屯东头变压器下面电表小屋木门，被人偷走。姓穆的电工要木头做门，屯中没人管事。电工威胁，如果做不上门，阳历年之前给小西山断电。
公元一九八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穆电工怒拉电闸，把小西山拉回到洪荒时代，家家户户重新点燃了火油灯。穆电工能给小西山断电，但是不能给小西山人断气，还得活着。月亮不用电照样发光，穆电工管不到天上。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来，把小西山照的格外明亮。没想到天上也有“穆电工”，又断了月亮的“电”。月亮刚刚升起来，就一点点让“天狗”吃了，原来逢上月食，还是月全食。
不仅仅是小西山，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姐夫开车，把妈妈和小妹妹送回来。晚上守着豆粒大的火油灯，和妈妈说起我十二岁步行到大连串联的往事。那当时谁能想到，我现在决定在大连安家。在家里听电影《九九艳阳天》等爱情歌曲，只要父亲在场，就觉得格外别扭。父亲可不是岛上的周麻子，听《洪湖水浪打浪》如醉如痴。小时候他怕我们学坏，不许看课外书籍，不许听爱情歌曲，禁止接触异性。尽管家境如此，我最盼望的事情还是回家，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从家里归队。我不带媳妇回来，就得带回烦恼。哪里都不是我的家。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成军骑辆破自行车送我，满头大汗到了永宁。在车站等车，遇见中学语文老师。他满头白发，仍矜持稳重不卑不亢。他讲语法出名，经常在午饭后为学生辅导，只是把“词”读成方言“迟”，也有的学生叫他“迟老师”。我们都有共同感慨，单干以后外出的人多了，交通成了问题。他抱怨县里和公社总是说了不做，含糊其迟（词），解决交通问题不知等到猴年马月。
语文老师的这个“迟”让我心里一沉，交通问题怕是解决不了了。
车只有一辆。我不顾军人身份，在汹涌的人堆中奋不顾身挤上去。车里，于淑凤和黄孝堂夫妇安然地坐在坐位上，和她谈了些去过去在学校教书的往事。董德元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瓦房店燃料厂，很客气地给我让座。我的另两个学生，见了我无动于衷。车到瓦房店，大家如同被蜘蛛分娩，下了车瞬间不见了踪影。
今天是我参军六周年纪念日。六年里，我呕心沥血地奋斗，持之以恒地坚持，卧薪尝胆等待，忍受炼狱般的煎熬，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彻底改变了人生。
我早上没吃饭去码头，七点半钟开船，坐三等舱。和我同铺位的姑娘“呼呼”大睡，一翻身，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侧身紧紧地靠在自己这边，像鲍鱼吸附在礁石上。海岛才是我的“大陆”，倍受颠沛流离的我，又被整编的浪头打回广鹿。
惠达来了，屋子里说话不方便，我带他到办公室。他绝不会没有酒，军事科学院一定为他装酒方便，才设计了如此肥阔的裤口袋。我们就着香肠和苹果喝酒，介绍各自的情况。我没留在要塞区，惠达的党员预备期，也被延长了半年。
人们没问我为什么又从要塞区回来了，都跟我打听部队缩编的事。
我和伍干事到高三连检查文化学习情况。这里是我军旅生涯的“小西山”，熟悉得能和每棵树每块石头说说心里话。它们要是会说话，都得问：“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教导员和副教导员早来了，正在连部里“审讯”副连长，因为他没和连队一起去码头卸水泥。老兵李玉平任炊事班长，中午在这里吃饭。
北方冬天的首场雪，如同男孩子第一次遗精，不下雪不算男子汉。岛上的春天比冬天还冷，冷风直接灌进衣服里面。海岛的春天还是个不肯初潮的傻闺女，一张大紫脸一直不开面，到了“黄牛满地走”的时令，土地仍在冰冻之中。
早上出完操，我来到李振厚结束生命的雨裂沟里。地上落了一层雪，谁用脚踩成一个巨大的“星”字。晨星寥若，不知道踩字人的真正用意。难道李振厚的灵魂来过这里、用“星”字向我转达什么？它已经变成无际星汉中的一颗？
大家到主任家包饺子，菜丰盛，还有“猴头”。伍干事掏出小本子，“猴头”属于八珍之一。我在酒桌上妙语连珠，为大家助兴。部队即将缩编，防止将公用物品挥霍或私藏。机关干部分工到各连队清理，我和王建国负责清理图书。
我三岁时照了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是十六岁。如果用照片记录我的人生，中间这十三年是一大段空白，不知道自己曾经长的什么样，如何长大成人。
这个星球上的任何生命，除了人类，靠大自然的生存条件足够生存一生。
人不但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还需要许多附加条件，才能为人一世。
李玉平和于显明找我，让我给他们开通行证。在高三连的弟兄们眼里，守备区有个“董老大”，就像“咱朝廷里面有人”。当然，我义不容辞地帮他们办理。
今年冬天全球变暖，莫斯科连柳树都发芽了。难怪莫斯科人惊呼：“冬天跑到哪儿去了？”这个气候也和眼下八十年代的人一样，反复无常不可琢磨。
“三九不冷四九寒”。“四九”第一天，气候突然翻脸，冷得出奇。我像以前那样充好汉，不放帽耳，出去冻的受不住。又到春节，家在大连地区的机关干部，全部放假回家过年。我将过春节的东西准备齐全，坐登陆艇到大连，再坐火车去瓦房店。车厢里大多数旅客是农民，他们到城里贩卖农产品，置办年货回家。
有的旅客也和我一样，在城里和外地工作、服役，回家过年。
互不相识的农民们激烈争论，互不相让，话题都是土地承包给农村带来的好处或不足。有的说现在能吃饱饭了，有的说自由了，有的说搞破鞋都不犯法了。
一个磕巴终于抢上话：“你、你半夜说话……澄、澄硬啊？过去才三大差、差别，现、现在不知道多少差差差、别了，分、一百来鸡等！澄、澄硬……”
一个半土半洋的女人，大谈某领导者夫人：“哎，×××那个人哪，真不像个首长。那次她到我们单位，我们列队欢迎，在门前等了一个多小时。可是她下了车，对我们带搭不理，唉……”她抬高自己，一边说一边向四外扫视。
但是，一直没人询问她是什么单位，她是干什么的。火车到站，一批乘客下车，又一批乘客上车。她又打开话匣子：“唉，×××这个人哪，真……”
火车又到站乘客又下完，她这才想起下车，没等跑过去车门关上了。幸亏她没下车，放在行李架上的东西还没拿。那磕巴趁火打劫：“你别、别回家了，跟我、我走吧，我还没、没有老婆……”那女人一脸的沮丧，从货架上面费劲地取下两个大提包，拖拖拽拽地挤到另一节车厢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家。
一个农民喝醉了酒，躺在过道上呼呼大睡，像躺在自己家的炕头上。他的脑袋正对着厕所，人们在他身上跨来跨去，他浑然不知。一个全副武装的乘警分拨人群挤过来，踢醒醉鬼：“起来！”醉鬼不服：“我花钱买没有座……在地上躺一下还不行……”乘警斩钉截铁地说：“你有意见，去找铁道部长反映！”
醉鬼费劲地坐起来，等乘警走进另一节车厢里，又躺倒“呼呼”大睡。
一个姑娘浑身盐渍，扛了一麻袋沉甸甸的海蛎头上车。她的脸又胖又紫又紧巴，像用高粱面加了面引子发起来的馒头。她朴实而又结实，从她警惕地向四周扫视的眼神上看，不一定老实。她的思想特征，都纠结、凝聚在眉宇之间，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子。她对座位上的小家碧玉客气地说：“请起来一下，我把东西放在下面。”小家碧玉不屑地看了她一眼，磨磨蹭蹭地站起来，给她让地方。
“高粱面子脸”以闪电般速度，把麻袋塞到坐席下，优雅而客气地对小家碧玉说：“您请坐。”打眼一看，就是个坐惯了火车逃惯税的“老高粱面子”。
一个穿制服的高大铁路肥婆，趾高气扬地走过来，眼睛敏锐地向座席下扫视了一下，对“高粱面子脸”厉声说：“是你的麻袋吧？拖出来，上税！”
“高粱面子脸”百般抵赖：“不是我的麻袋，我第一次坐火车。”
铁路肥婆神气地说：“我前天没罚过你吗？少给我装糊涂！”
小家碧玉再一次起身，“高粱面子脸”乖乖地从座席下面拖出麻袋。
高大铁路肥婆环顾四周，得意地说：“只要你坐过我一次火车，就别想在我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用笔在厚厚的一沓小本条上“嚓嚓”画几下，撕了一下没撕动，用手指头沾了点口水，“嚓”地撕下那一页，递过去，“一块二。”
“高粱面子脸”用皲裂的手伸进口袋，乖乖地掏出一元二角钱。
高大铁路肥婆离开之后，“高粱面子脸”痛心疾首：“操她妈，又叫她崩去了一块二，”环顾四周进行揭露，“她罚的越多，自己得的奖金就越多！”
一个老头紧迫地说：“你还等什么？还不赶快找他们的领导！”
我对面一直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倚在座椅边上一动不动。她的一双小眼睛稍微裂开两道细缝，仿佛因为金属疲劳而折成，超然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她翘起的下巴肯定也非金属莫属，看得出内心世界是如何地坚定。她从一上车开始，就时不时地看我一眼，我也时不时地看她一眼。她到站了，挪到车门口下车之前，仍坚持回了一下头，看了我最后一眼。当然，我也看了她最后一眼。
火车八点到达瓦房店站，人山人海，让我想起前些年的“哈尔套大集”。
好不容易买到第二次加车车票，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下午两点。
我足足等了六个小时，就像站第一班岗被别人误岗，一直被误到天亮。
幸亏冬天，要是夏天，我麻木得成了木头一样的双腿腿，不扎根也得生出一圈蘑菇。我上届同学张凤鸣，在海军某部当兵提干，携夫人大菊花回家过年。他在二十五中学宣传队扮演《沙家浜》中刁德一，现在是海军军官，穿一身海军呢军装，风度翩翩。大菊花父亲是“五七战士”，在小西山插队，我们是邻居。
她正给孩子喂奶，不好意思抬头。我和张凤鸣阔别十多年，简单介绍了各自情况，互留地址。乘务员让张凤鸣夫妇先上车，让我把东西先放到车上，然后下车。人们蜂拥而上，我最后上车，否则我扛着上百斤重的东西，肯定上不去。
到永宁街里下车，很少看见人。我正在寻找家乡人，遇见一个盐场人。他见了我像见到仇敌，愤怒地骂了句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曹小花的亲戚。
我把东西放到公社，到老林家借自行车。林德临满脸皱纹不卑不亢，显然不想帮我。兰子大姐很热情，更让我不舒服，如同一块冰放进一杯开水里。
邻居“干巴小”喝的醉醺醺，骑辆破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回家。我载着东西又载着“干巴小”，自行车摇摇晃晃，遇到上坡和沙窝子，只得下来推着走。
董太锅骑自行车从后面上来，像上来个大救星。他当了八个月兵，被部队遣送回来。他把我的东西从“干巴小”的自行车上卸下来，绑到他的自行车上。他又载上我顶着大北风，如同气垫船高速行驶在海滩上，上坡都不减速。
我问：“你怎么当了八个月兵就回来了？”他信誓旦旦地说：“大哥，咱们是战友我才和你说实话，我当兵的部队，和你当兵的部队不一样。”我说：“除了台湾，中国还有两种军队吗？”他肯定地说：“大哥你别不相信，我当的确实是国民党的兵。在我们连队，当兵的打老百姓，上街抢东西，去饭店吃饭不给钱，要钱就拿腰带抽。”我问：“你为什么被遣送回来？”他支支吾吾，无言以对。
弟弟在前街听说我回来，飞跑回家。这几天他天天去永宁接我，只有今天没去。我回家过年，老人们无比高兴。岂不知，我一个月之前还回家过元旦呢。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不如说是猪给准备的。能杀得起猪，就能过个好年。
大伙儿以为我能领媳妇回家，来看“新媳妇”的孩子们推不出门。
腊月三十一大早，性急的人家到山上祖坟“请神”，燃放“二踢脚”，此起彼伏响个不停，也是向人和神宣告：正式过年了。有的人家没出街门口，在猪圈墙头上放“二踢脚”，近距离响起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也把“神”请回家。虽然少走了几步路，既对祖先不尊重，也把自己家当成坟地，让大伙儿笑话。
除夕的早饭是豆腐炖鱼，喝通化葡萄酒。家家户户挂宗谱，贴对联，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准备饭菜，忙的不亦乐乎。以前除夕这天，只是煮血肠、煮肉。
中午，妈妈做了八个菜，喝我带回来的“卢州老窖”。加上爷爷奶奶六个人，有些冷清。姐姐和大妹妹老大妹妹都在婆婆家，小妹妹到瓦房店给姐姐看家。
大部分人家，都是傍晚请神。我和弟弟到南海底祖坟，请神回家过年。五婶家的几个孩子，也到南海底请神，念叨：“爹，回家过年吧……”
五婶煮饺子，把炕烧得滚烫，放在炕席底下的鞭炮被引燃，“劈劈啪啪”炸得一塌糊涂，满屋子是烟。孩子们刚进屋，以为进来了鬼，拿棍子乱打。
有人为我介绍一位县城姑娘，父亲是某局局长，五婶娘家那头人。五婶一直坚信，那一年正月十五晚上，是父亲往五叔坟上送灯咒她死，特地去瓦房店亲戚家挑拨，说我“五马六混”不干人事。她不知道，我不在县城找对象。那一年五叔去世后，要不是父亲和妹妹送她去大连做乳腺癌手术，她早已随五叔而去了。不能再让五婶恩将仇报了，我带了鞭炮和魔术弹，先到前街五婶家里拜年。
五婶板着脸说：“你要是个人，上炕吃几个饺子。”我脱鞋上炕吃了几个饺子，刚强的五婶哭了。回来吃完饺子，等待“发纸”。半夜十二点之前，是除旧迎新的时刻。家家户户都贴着对联“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有人才不管，不到八点就燃放鞭炮。这下点燃了导火索，各家各户“噼噼啪啪”燃放，一串串五颜六色的魔术弹射向空中，一个个“二踢脚”在高空炸响。各家各户在院子里点燃劈柴，火光映红了天空。这一热闹时刻，把“年”升华到了“白热化”。
我把照明弹药块用铁丝栓在长杆子上，在房顶上点燃，照亮了全屯。家家户户的窗户一闪一闪雪亮，不知道是谁家放什么东西，争先恐后跑出来看。有的说来自天上，有的说来自盐场，争论不休。直到有人说是西北地太锋放的，再没人提出质疑。小时候除夕夜，家家户户守岁，男女老少在炕上围着火盆,一直到天亮。孩子们满屯跑，挨家串。计划生育也把这些规矩计划掉了，鞭炮响过之后，一片寂静。我们到二爷二奶家，小叔家，南头子老爷家拜完年，回家睡觉。
到了大年初一，“年”就等于结束。天气暖和像春天。早上我穿着绒衣，到我的第二个家——西沙岗子和西山砬子跑了一大圈。土地承包之后，农民放心地在家里赌博，到山上砍树，干自己想干的事。人们三三两两出去串门，连有仇、平日见面不说话的人，也趁拜年的机会和解。别看在一个屯住着，有的人一辈子没去过别人家，也借机会跨一跨门槛。董太生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带着孪生儿子来串门。我给他点烟，怎么也点不着，原来，他把过滤嘴拿倒了。
老一辈人老了，新的一代找不到出路，袖着手缩着脖子，满街溜达。年好过节好过，日子不好过。农村仍缺少生气，过年还长了一岁，长来长去就老了。只有像西北地小小子当军官，才算有出息。大伙儿教育后代都以我为榜样，只字不提我过去的种种“劣迹”。不可能人人都当军官、上大学、当干部、农转非走出小西山。假如知道我这些年的艰辛和现在的处境，杀了他们也不往外走。小西山的出路还在小西山。只有小西山走出了小西山，才算真正走出了小西山。
小时候冬天大长夜，我们聚集在前街，听董云举大爷讲书。他儿子董太运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张口就是一套套顺口溜。他堪称小西山的板话“李有才”，快嘴“李秀莲”，数来宝“鲁庆堂”。据说春节前，父子俩为编对联争执起来。
父亲说：“要发家，栽地瓜。”儿子刚说出：“要想富，栽果树……”挨了父亲一耳刮子。父亲栽了多少年苹果树，也把自己栽了进去，一棵都没长成。
“三九不冷四九寒”，昨夜南风，带来一场大雪。
早上起来，顺着南风踏着大雪来到北海边，做完广播体操。回来时大顶风，雪粒儿打在脸上麻酥酥的。“瑞雪兆丰年”，今年是个好兆头。正月初三是我的农历生日，奶奶和妈妈都为我煮鸡蛋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专利，也是生日蜡烛和蛋糕。
妈妈和奶奶争论我在哪个时辰出生，回忆我的许多童年趣事。
转眼间我来到人世间快三十载，仍是光身一人，如同一棵光杆树没有树杈。
不知道王媛媛为我介绍的对象如何，部队整编之后我何去何从。我消耗的脑细胞，比构思小说、搞报道、写材料、下部队采访、调研、看对象还多。
院子里的雪一边下我一边扫，刚扫完又下了厚厚一层。如同家里的闹心事，这一件事还没结束，另一件事又开始发生。以前大年初一，四爷从盐场和儿子骑着大马，威风凛凛地来小西山给太奶磕头拜年。现在大年初三，北营子老赵家大哥开着拖拉机，载着姐姐一家回来。再以后，该开着轿车相互串门拜年了。
小时候我和父亲关系紧张，留下了许多后遗症。父亲像拔苗助长一样望子成龙，既对我寄予希望又看不上我。我除了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坎坷，还要战胜他带给我的自卑。他的谬误是我的一面镜子，只有与他南辕北辙，才能免遭一败涂地。
最让我不能释怀的，给兄弟姐妹写的信都算白写。我们家族因为走错了路，才导致万劫不复。现在有人探出了路，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姐姐再稍作努力，就升任卫生局的领导，但是自从结婚之后，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情绪灰色。骨子里，她恨死了毁了她的那个人，想离开又犹豫不决没有勇气。她仍是兄弟姐妹的楷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大妹妹再努力一下，班级上去一分，就可以转正。姐姐经常给小妹妹泼冷水，始终让她放弃创作。弟弟也想当兵，但是怕吃苦。以前我因为没提干而没有说服力，现在因为我没领回媳妇也没有说服力。父亲和妈妈就差没像当年太爷和太奶护着几个儿子、不让出去“当兵吃粮”，太爷说“好铁不碾钉，好男不当兵”，太奶说“咱不去，没事到西山砬子看龙去”。我如何让他们相信我的话、起码“农转非”改变命运？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将无力回天悔不该当初。我就是民间故事中懂鸟语的猎人“海力布”，从鸟的对话中得知爆发大洪水。她们仍我行我素，等到大洪水真正到来的时刻，一切都来不及了。
雪停了天晴了，寒冷的北风跟来了，“嗖嗖”地往脖领子里面灌。
我和弟弟到野外去撵兔子，在沙岗后掉进雪窟窿，手脚并用爬出来。
父亲为自己的人生失误、为这个家、为了我们为了我，负出了惨痛代价。我深深理解父亲对我的期望，更得做出成就。我和姐姐话不投机，一说话就顶嘴，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说：“我不提干，不知道现在干什么。”她冷漠地说：“干什么不活一辈子，种地就不活了。”她知道战友要来：“你不知道家里没东西做吗？等你成了家随便请。”她的话，比外面的寒风还寒冷。我不由地打了个寒噤。
那人吃饱喝足，正躺在炕头上酣睡，如同一只无所事事的老猫。他们心安理得回家过年，让十七岁的小妹妹看家。小妹妹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生炉子起火怎么办？煤气中毒怎么办？进去坏人怎么办？不会做饭吃什么？还不知道他们留没留吃的东西，更别说过年了。全家没有一个人为小妹妹担心，提都不提，仿佛没有这个人。我刚问小妹妹吃什么，姐姐骂了一句粗话，收拾东西要走。
那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起身哼了一声，倒头又睡。
仿佛时间倒流，他们怎么对我都行，怠慢了姐姐绝对不行。父亲和妈妈当着全家人的面埋怨我，说：“你一回家就有事，以后过年别回来了。”
我一刻不想呆在家里，吃完晚饭，踏着没膝深的大雪去永宁。除了树干显示出些许本色，任何物体都被裹了一层雪白。我没遇到一个行人，连个活物都没有。我走雪地上，像一只孤独的狐狸。我把雪光当月光，和走在月亮地里一样。
永宁大街上除了皑皑白雪，一个人都没有。邮筒埋在一人多深的雪里，我像狐狸钻洞，好不容易把雪扒开。我摸到邮筒，把给王媛媛的信、稿件和着雪一块儿塞进去。邮电所哪天上班，邮递员什么时候开箱，信什么时候寄到，我说了不算。王媛媛是刚调到广鹿的女医生，住在邓师傅家。我和她说好，春节后去干休所采访她父亲。她父亲是老红军，曾经担任要塞区政委，党的“九大”代表，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没有资产阶级的军队。当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他背着背包下连当兵。他在前面走，小轿车寸步不离跟在身后。
我站在那里犹豫不决，想跑到瓦房店，把小妹妹接回家。即使我有这个体能跋涉二百里地的雪窟窿，也得明天傍晚之前到达。家里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也得弄得满城风雨找翻了天。我望着东南方向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
回家路上，我像除雪一样，深深地解剖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心胸狭窄。
如今我已经功成名就，该歇口气、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了。
我不能光为自己活，还得让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过上好生活。我无能为力，弟弟妹妹们都不具备改变命运的能力。我此生注定不会轻松。
我踏着自己来时踩的雪窟窿返回，自责自怜自相矛盾。
过了杨树房快到陈屯，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走过来。我知道是他，他也知道是我，他偏要问：“是太锋吗？”家里这么多人，只有他不放心，怕我出现意外。我被他深深地感动，说：“爹，你怎么知道我去永宁？”
父亲说：“我码你的脚印。”我幸亏我没去瓦房店，否则他一定码着我的脚印，找到瓦房店。我感动地说：“爹，我这么大的人，什么地方不敢去？”父亲说：“唉，当爹嘛。”我真想紧紧地拥抱他，但是没拥抱，后悔了一辈子。
等将来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相逢，我一定紧紧地拥抱他，大喊一声爹。
我早已发誓，将来要是有了孩子，一定做孩子最最知心的朋友，绝不把自己的错误转嫁到孩子身上。让孩子稚嫩的肩膀为父辈扛着沉重，多么不公平！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父亲，让孩子成为世界上最快乐幸福的孩，否则宁肯不要。孩子来到人世不是来遭罪的。实际上我就是为了父亲，才锲而不舍地奋斗。
我奋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让父亲自豪、高兴，为他争气。
记得我提干后第一个给他写信报喜，开头动情地写道：爹，您的儿子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彻底脱离了世世代代的土地，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后来我知道，当他知道我提干了，先念给妈妈听，再念给爷爷奶奶听。接着，他到老叔家、老奶、二爷、五婶家读信报喜。父亲看了几百遍，直到把信看零碎。我和父亲走在雪地上，感到无比惭愧、深深自责。
太有大哥晚上请客，我心情不好，喝多了。太有大哥把我送到家，很不好意思。妈妈不高兴，太有大哥发誓：“我要是故意把太锋灌醉，让我断子绝孙！”
我仍挂念小妹妹，姐姐一家根本没有回瓦房店的意思。大妹妹怀孕，初三应该回家，初五也没回来。全家人不放心，妈妈和姐姐估计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吃完午饭，和弟弟带了礼物，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到潘家沟。我载着弟弟，在雪路上歪歪扭扭往前骑，恨不能一步到达。到了永宁街上，自行车链子断了，我更有了不祥之兆。我俩推着自行车来到妹妹家里，全永宁都没有如此穷困的家庭！屋子里，肯定比杜甫诗中的草屋更冷，外屋地的水渍已经结冰。
我从来藐视严寒，在他家里还冻得捂耳朵。大妹妹公爹是三级矽肺病，躺在炕梢的羊皮上，脸色如灰说话困难，像一只奄奄一息的老羊。他每说一个字，都是从砖缝中抽丝，不知道哪一下拉断。婆婆脸色干黄，说一句话喘好几口，围着破被坐在炕头上。外屋地灶坑不好烧，这么冷的天，窗户还开了道缝。两位老人闻到烟味儿，更喘不上来气。最小小姑才十岁，小脸像春天的喇叭花，漆黑的小脖子像车轴，过年还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快乐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成军忙着着在地上做菜，他两个妹妹帮忙。成大妹妹十九岁，不知何故，一直板着脸。二妹妹好奇地看着我，谁都不提大妹妹怎么样。一会儿，大妹妹出来了，原来在里屋睡觉。她见我们来了，抓住我的手哭了。几个小姑见了直撇嘴，难道她们吵架了？大概我脸色不好看，老两口战战兢兢不敢说话。
我问成军，他们去他姥姥家串门，被大雪隔住，天冷，大妹妹感冒了。我在心底战栗地喊：“妹妹吃苦了！”这种境遇谁都改变不了，只能说命里注定。
我陪老人喝酒，说着宽心话。老人仿佛枯木回春，喝了半杯酒。他一直想说话，刚费劲地说出“你、哥、呀……”再上不来气，一直没说出第四个字。
大妹妹悄悄对我说：“老头的痰都咳到你碗里面了，你怎么还能吃得下饭？”
我说：“你不是住在这儿吗。”成军死活不让走，我和弟弟住在大妹妹屋里。
我想擦擦手，毛巾挂在绳上冻成冰袼褙。烧过的炕潮湿的不能睡觉，我和弟弟盖一床被。他们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大妹妹的梦呓，锥子般扎心……
尽管如此，成家人非常和睦，有说有笑，看不出任何忧愁。她们既不争吵不打架不埋怨，有尊有让，真让人感动。老太太坐在炕头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指挥几个女儿干这干那。她严格地遵守庄稼院规矩，说“正月初十是庄稼会”，新媳妇在婆婆家过年会有好运气。她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改变穷困的家境。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弟弟回家，成家人倾巢而出送别。
在车站遇见韩广泰，他今天去大连，准备回岛。
路非常不好走，我接上自行车链子，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好不容易到家。父母非常着急，不知道我们能带回什么坏消息，终于松了一口气。大妹妹没事了，我又惦念小妹妹，准备去瓦房店把她接回来。她饿得受不住，自己坐车回来了。
下午，姐姐和那人回县城，我和弟弟送到永宁。孩子一看爸爸妈妈要走，强忍着不哭，在街上看了很久不回家。每次母女分别，孩子都要大病一场。
小妹妹的中学同学薛花是孤儿，住在哥嫂家。她春节期间受到冷遇，投奔到同学家。全家人越同情她越拘束，吃一碗饭就放下筷子，怎么劝都不吃。
老叔在院子里打井，我天天帮忙挖井坑，弄得一身泥水。
老叔藏在里屋不朝面，在么神秘发明。他偶尔出来一趟，到处挑剔，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谁要问他怎么弄，他骂骂叽叽：“什么事都问我！”父亲心疼我，说：“你快归队了，好好在家歇两天吧。”我说：“老叔连面都不朝，没有人帮忙，我哪能看热闹。”我从拖拉机上往下卸石头，不小心砸坏了一块石板。老婶不住骂：“眼睛瞎了，往石板上砸？”我回家里躲一躲，等老婶不骂了再过去干活。老叔过来谴责我：“你个性太强了，你老婶说说你就生气了？我打的这口井，好多人不高兴。”老叔还哭了。我出了力还成了罪人，更得过去干活，将功折罪。
堂妹夫和堂弟整日在井下挖酥石棚，累的筋疲力竭。每当有人到坑边，他们都向上仰望，露出讨好、乞求的目光，希望能下去帮忙，哪怕挖一锨泥也行。
老叔偏偏不求人，自己又不干，像个刻薄歹毒的大地主，欺压两个长工。老叔老婶对我带搭不理，我仍厚着脸皮到西院，跳进枯井里挖泥。挖到酥石棚，我要放炮，老叔说：“你是大军官，崩着了我可赔不起。”老叔亲自装炮、点炮，放一炮瞎一炮，只崩出没有脸盆大的小坑。每当点炮，爷爷肯定要从家里出来，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谁劝他回家他骂谁。老叔放大炮，爷爷又出去，我跑过去，硬把他拖回家。这一炮炸得满天开花，我和爷爷刚才撕扯的位置，砸下一块锅盖大的石头。爷爷不后怕还生气了，我和他说话不理我，仿佛被炸死了才好。
我在部队打坑道放炮、排哑炮，在砖厂放炮崩黏土，是真正的爆破专家。我不能任老叔胡来，不听父亲的劝阻，到西院下到井坑底，指导堂妹夫和堂弟打眼放炮，放一炮响一炮全是闷炮，没有一块石头崩到井外，几炮崩到出水层。
我参军后第一次在家里过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重新悬挂宗谱。
北方叫寒食节，南方叫元宵节。北方人没有吃元宵的习俗，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元宵为何物，到了部队才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晚上吃完饺子，也是春节期间五顿饺子的最后一顿。我刻了几只萝卜灯，插了灯芯滴满烛油，和董云华去南海底祖坟送灯。父亲不让我去，五婶曾经咒我们全家不得好死，怕我再遭厄运。
我仍坚持去南海底祖坟送灯。我们踏着地上的积雪，来到南海底树林中。十五的月亮朦朦胧胧，各家坟地已经灯火闪烁。我们这支人的坟地座落着六盔坟茔，按辈份排列。想想埋在地下的祖先，回顾活着的人们的艰辛，不觉一阵伤感。我恭恭敬敬地将灯放到每座坟前，和小叔、弟弟烧纸，跪在地上虔诚地磕头。
我放在五叔坟前的那盏灯，火苗忽闪忽闪，似他不住地对我说着什么。我告诉五叔：“那一年我要是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我们早已在地下相逢了。”
天气变暖，冰雪融化。我在泥泞的路上蹬着自行车，每天去东大道长途汽车站接惠达，都没接着。每次回家休假，越是假期末尾几天，时间过的越快。
老叔家的工程到了收尾阶段，头几天就应该砌井。他自己不动一锨土一块石头，但是什么时候动土什么时候动石头，都由他的十根手指头关节说了算。
今天帮老叔家砌井，回填。我刚回到家里，弟弟说：“外面进来个军人！”惠达提着东西已经进院。全家人喜不自胜，急忙迎出去。妈妈杀小鸡，做了八个菜，晚上大家喝的尽兴。惠达说：“你能从小西山走出去，真是奇迹。”第二天，我带上妈妈为我赶做的褥子，和惠达一起归队，全家人到街上送别。我抱着外甥女，她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不知所措。每当有人离开，她都是这种表情。
我和刚当兵时离开家门一样，放下外甥，转身就走。我忍不住回头，爷爷、奶奶、妈妈仍站在街上。妈妈哭了。父亲正踏着梯子，还没攀到房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