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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老人一刻不停地转动着风车，弄不好乘人不备还多转了几圈。上级决定，没学文凭的干部，必须报名参加函授，学习文秘。我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文凭嗤之以鼻，但是不报影响提拔使用。以邮戳为准已经晚了，有困难找“蜡烛”。岛上没通电，蜡烛常年脱销，一根蜡烛绝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保管蜡烛，拿了两包买通了“邮人”唐吉德。唐吉德大战老天爷的风车，把邮戳提前了十天。
为了消耗暗室里面的一箱啤酒，大家各显其能。我轻车熟路去鸡场，钻进鸡栏，在鸡群中挑了一只肥母鸡，博得大嫂们的盛赞：“董干事在大连选媳妇练出了好眼神，一眼就盯准了哪只小鸡的胸脯最大！”高业新把小鸡炖得鲜香四溢，张干事弄来海蛰皮，我切黄瓜又快又细。大家说：“老董是模范丈夫苗子，将来肯定怕老婆。”我自我解嘲：“老婆还不知道在谁的腿肚子里面转筋呢。”
谁又加了两瓶白酒，晚上，大家一醉方休。”
我对门的老陶把银针鱼当饭吃，子弹一直卡壳，结婚八年了还没有孩子。老婆威胁：“我下次来队探亲再怀不上，就去借种。”老陶以为老婆开玩笑，不以为然地说：“你愿意跟谁借就跟谁借。”老婆认真地说：“在地方借种不但不纯，男方还侵犯军婚，要借就来部队。”老陶像怕“狼”一样怕老婆，那天来船老婆上岛，“狼”真的来了。晚上，隔壁床板“吱嘎”到半夜，像坑道施工加夜班。
隔壁的老刘睡不着觉，轻轻敲墙，那边顿时息旗匽鼓，没了动静。
天亮后，刘干事不过意，老陶悄悄告诉他：“我把床垫拖到地上了。”老陶整天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见人苦笑，一副我已尽力的无奈。老陶家属欲罢不能，激情四射眼睛火辣，进来一个人就甜蜜蜜地打招呼。她在走廊里穿短裙坐在马扎凳上，露出洁白的臀圈如同月食食甚。她总说给我介绍对象，实则挑逗。
老陶上班，我在宿舍里写稿，她在外面敲门。我开门，她说：“你帮嫂子个忙，把塑料袋粘一粘。”她把塑料袋的破口在掌心上面放平，撕下一条胶布，让我用手掌紧贴着她的手掌，将胶布压实。我用字典代替手掌按压，她一个趔趄抬了下胳膊，腋毛蓬勃半天没放下。她刚要进到宿舍里面看我写什么，老陶在楼下野兽般狂吼。她扫兴地一边答应着一边下楼，仍不忘“回头一笑百媚生”。
老铁山公路竣工，我到山上参加通车典礼。我刚到山顶，卫科长打电话，让我今天下岛探家。我已预防他搞突然袭击措手不及，提前准备，买了四十斤白面和五十斤大米，两桶压缩饼干还有对虾海参等，回去孝敬贫穷的老人和家人。后勤灶的老乡汪全宝，像当年高三连那位偷喝豆油的老兵，“咕嘟嘟”给我灌满了一桶豆油。我正常探家又带这么多东西，别人不好意思再让我捎东西。
放映员用小车把我的东西推到大门口，装上班车。卫科长的老乡徐林莽也下岛，东西装了五手推车。李高手也来帮忙，把徐林莽的压缩饼干放倒了。我酸溜溜地说：“军用品，轻拿轻放切勿倒置。”他反唇相讥：“政工干部就是没有后勤干部有劲。”我说：“可以抢可以骗，可以不要脸。”他无声手枪般地笑了。
我刚到码头，警备区的占干事也把电话打到码头，通知我一个重要消息。
他说：“军区给联络部的两个编制下来了，你是其中一个。有的首长已经为后勤部的黄干事打了招呼，部长让我通知你下岛之后，晚上我俩一起坐火车去南京开会，回来之后由你传达会议精神，名正言顺地下调令。你下船后把东西存好，晚上八点之前在售票口见面。你的身份是某师‘廖干事’，务必不能耽误。”
我的心狂跳，幸亏今天下岛。人算不如天算，让他们看看，我是如何昂首挺胸地走出“蓝色的国门”。“老牛船”停泊在柳条湾海面上，是一艘货真价实的诺亚方舟。码头监理怕压翻摆渡船，除了乘客之外，任何人不准上船送人接人。
一个瘦小的老百姓，帮我提着东西。他眼睛被石头崩坏，一只眼睛剩下零点一视力。我想起自己失明时的感受，送给他一桶压缩饼干，他死活不要。
徐林莽来自外岛，从院校毕业后分到广鹿，还没安排职务。他带的东西能搬空半个海岛，我那点东西不过是九牛一毛。几个探家的战士再加上我，好不容易把他的东西搬上交通船。他说已经给“警后”老乡打完电话，带车进大连港内接船。在船上，徐林莽和我讲的都是职务如何安排的事，比我找对象都迫切。
在岛上，他甚至让放映员为他预测职务安排。放映员预测他到连队当指导员，泼了他一头冷水。我说李副主任快被免职，你当政治部副主任可能性较大，他遗憾地说职务小了点。我预测他能当主任，他分析目前情况，觉得可能性不大。
下午四点，交通船开进大连港，哪有车进港接船？徐林莽让我看着东西，他出去打电话，说最晚半个小时之内来车。旅客很快走干净，一个小时过去，车没来，徐林莽也不见了。西堕的太阳一点点接近大楼，如同导火索一点点燃尽，即将引爆一堆堆炸药。来来往往的工人们从码头上经过，都好奇地望着我。
我守着一大堆东西，在码头上走来走去。也不能总这样走，从提包里拿出汤显祖的《牡丹亭》消磨时间。那艰涩的文字和不伦不类的剧本提示，快把我由人变成了鬼。我联想古今中外情人们望眼欲穿的情境，抠心挖肝如同滚油煎心。
眼前的一道铁门，将我同外面的世界阴阳两隔。两个半小时过去了，到了晚上六点半。我望眼欲穿，眼前一片模糊，头发似也“嘎巴嘎巴”地变白。我想起熊岳城的“望儿山”，盐场东北海龙王山坡。那位姓杨的母亲和太姥姥，都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儿子归来，直至倒在半山腰和和海边山坡上。
腕上表盘上的时针指向晚上七点，徐林莽一定遭遇到了不测，我既替他担忧又无能为力。这几十件东西是几十根长钉，把我死死地钉在这里动弹不得。
七点半钟，我估计徐林莽仍安全，要是发生了不测，我也该接到噩耗了。调到警备区再重要，也没有一条人命重要，仿佛徐林莽的死与我有关。既然他仍活在人世，有车没车都该回来了。我再等十分钟，如果他再不回来，我俩的东西全不要了。即使全市公共汽车停运，我就是跑到火车站，时间也来得及。
徐林莽和《林海雪原》中的“定河道人”宋宝森风马牛不相及，我耳边响起一段旋律：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如果他真的是“定河道人”，二百个“一撮毛”也别想剩下半根毫毛。从大铁门进进出出许多辆汽车，都不是徐林莽带车，仿佛每辆车上都有一个徐林莽，趴在坐位上窃笑，和我搞恶作剧。
电动门与我距离不到一百米，不断地开启闭合。我怀疑徐林莽根本就没出港，而躲在某个角落里面幸灾乐祸。这堆东西成了几十个忠诚的看守，我是一件被死死看住的东西。太阳落进了楼宇深处，幸亏我忘记了导火索和炸药，才没引发大爆炸。夜幕降临，我在心里骂遍人世间所有恶毒语言。如果记录下来，能编著一本厚厚的《骂人大全》。“骂书”成了畅销书，不知道多少人得被活活骂死，投海上吊跳楼者不计其数。我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快要饿昏了。我打开压缩饼干桶，取出一包压缩饼干，几口吞下去，差点儿被噎死，连蹦了几十个高才墩下去。
我一分钟都不能等了，到门岗打电话，拨通了“站前旅客接待站”，让姐夫赶紧来接替我，别耽误大事。电话响了若干遍没人接，我怀疑对方在表演口技，故意气我。又过去半个小时，我对门岗师傅说：“师傅，我有急事，放我出去。”师傅说：“港内不许存放私人东西，你离开之后来船，会被当成无主物品处理的。下次航班，还有一个小时才能进港，没关系，你再耐心地等一等。”
一个戴袖标的人过来，说：“货轮马上靠港，你把东西搬到白线以外。”
幸亏我吃了一包压缩饼干，又当过装卸工，搬着扛着提着一件件东西来来回回地飞跑，放在百米之外的空地上。货船一点点靠近泊位，“哗啦啦”下锚。
我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又一次请求门岗师傅：“师傅，你放我出去吧。”师傅无奈地说：“你这么多东西放在这儿，我无权放人，必须经保卫科同意。”
他打电话请示保卫科，半天没人接。五分钟之后他又打电话，仍没人接。
我想出了许多逃出铁门的办法，除了生出翅膀，哪一样都行不通。这要是记录下来，同样能编著厚厚的一本《逃生大全》。“逃书”一旦成了畅销书，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监狱形同虚设。已经八点四十分钟了，我必须铤而走险。我乘师傅回身提暖瓶倒水，腾身一跃翻过电动铁门，触动了报警装置。我人在前面跑，警报器在后面响。我刚跑下海港大桥，两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追上来，一前一后把我截住。我掏出通行证给保卫人员看，他们说：“另一个人回来才能放你。”
九点钟，徐林莽还没来。去北京那趟火车已经开了，我彻底绝望了。
本世纪还剩下十七年，即使某一年盼回徐林莽，我也年过半百。
九点半钟，我出现了幻觉，成了老陶的妻子，因为两地生活导致八年不孕，这次终于借种成功怀上了孩子。老陶妻子被几十个大汉绑架到荒岛上，完成了妊娠过程，眼看就要分娩……她苦等丈夫老陶带人带枪解救去妇女儿童医院，一直不来……当“羊水”快要破了的时候，我这才猛醒，原来还憋着一泡长尿！
此时开进一辆大卡车，亮着大灯，我躺在大米袋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徐林莽下了车，喊：“小董，你睡着了吗？”我睁开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你活着就好……”我赶紧去厕所，足足二十分钟之后，才一身轻松地回来。
在车上，徐林莽神秘地说：“你有功啊，我明天要好好请你。”
原来，他在警后当干部处长的老乡为他提供一条重要消息：联络部占干事和一师的“廖干事”，两个人乘今晚上九点钟的火车去南京开会。回来之后，“廖干事”调到联络部。“廖干事”驻地庄河离大连有十几个小时路程，不一定能赶上火车。如果“廖干事”没到，占干事一个人去南京开会，黄干事顺理成章地调到联络部，他空下来的位置留给徐林莽。两个人随即换上便衣，到火车站观察。占干事望眼欲穿直跺脚，没等来“廖干事”，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进了检票口。
徐林莽和他老乡哪里知道，所谓的“廖干事”就是我！
我真想狠狠地扇他一千个大耳刮子。不，一万个！
调到警备区的希望破灭，我以后下岛更加艰难，这一次必须解决个人问题。我做好缜密的导调工作，撒开一张张大网，在茫茫的人海中继续捕捉打捞。我看对象也像采购不同批次的商品，赶上哪一批次的姑娘年轻漂亮，但是幼稚没有思想，再赶上哪一批次的温柔贤惠，文化低年龄偏大。又赶上哪一批次有素质，长像又对不起观众。刘政委仍对我说，找对象各方面条件基本合适就可以，现实生活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以为心仪的那位佳丽，毫无疑问是排在最后一个。
在公园东门口，第一个姑娘撞网。她是电车售票员，满脸如同大地般沧桑，用宽宽的发带掩饰青白的头皮。她不自信地说我们不般配，点下头转身走了。
我按时来到东方红商店，柳大姐介绍的姑娘已到。她头发束成马尾，自命不凡，一双大眼睛雾里看花。她主动伸手和我握，我伸手刚触碰到指尖，她闪电般地迅速抽回，像逗引一条狗。我估计握手无望，放下悬空的“狗爪子”。姑娘开口说话，“我爸我爸”地如同两只蝴蝶翻飞。这两个字，也常被某些高干子弟挂在嘴边。她爸爸是老革命，市某委领导，妈妈是处级干部，弟弟是大学生。
柳大姐走后，我俩去了劳动公园。
姑娘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开闸放水一泻千里，说出一长串某司令某政委某参谋长的子女，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学校几年几班坐在她附近的哪一排座位。我和她走在大街上，就像走在小西山的沙岗后和沙湾底。她引领我，如同董云河牵着他家的毛驴。她弄不好也和我一样，刚刚和上一个男人分手，下一个排到了我。
她例行公事般进行审查，将所有情况详细问遍，我一一进行回答。
职业？军人。级别？副连。民族？汉。性别？男。
她出其不意地问：“你父亲干什么工作？”我镇定地说：“我父亲是农民。”
她嘴角露出一丝嘲笑：“农民都是万元户。”我理直气壮：“没有农民在地里生产粮食，你饿着肚子能谈得动对象吗？”她语气缓和：“你什么时候能调到警备区？”
我的心被刺疼：“你得有耐心，等我变成黑猩猩的那一天。”
她不生气也不反驳，话题一转，开始深刻揭批、泣血控诉上一个对象，据说也是高干子弟。我说：“他把你伤害得不浅哪，你想让我替你报仇？”
她又恢复轻蔑，高傲地说：“你们部队和农村的那些事瞒不过我，部队的政工干部叫参谋，军事干部叫干事；农村的地瓜分两种，湿地瓜长在地里，得浇水；干地瓜种在房顶上，必须让太阳暴晒，结出地瓜干子才能吃。”
她见我笑了，说：“我说的不对吗？我是见过世面的人。”我说：“我没见过世面但是见过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她尖刻地说：“你该吃安眠药了。”我以牙还牙，说：“你也该吃点什么了。”她爽快地说：“你没看好我没关系，要不，晚上还在这里见面？”我说：“你等着吧。”她主动和我握手告别，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机会，我带你去见见我爸。”我说：“祝你爸爸身体健康，再见。”
我坐无轨电车去“辽师大”，看望中学同班女同学王娇兰，曾经在样板戏《沙家浜》中扮演沙奶奶。过完春节我们在永宁见过一面，我归队她送人。
我们刚留下地址没等说话，车门关了。她家境贫困父母有病，兄弟姐妹一大群她是老大，是羊群中的领头羊。她中途辍学，班主任胡老师多次家访，动员她上学，并资助学费。仿佛为了报恩，她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几经周折考上了老师毕业的大学。我去的时候，学校正在大兴土木，阶梯教室里面人迹寥寥。
几个面带菜色的男女同学，正在悉心苦读。十几年前传说“辽师”学生下乡，见人就拖进庄稼地，掏出针管子抽血注射进自己体内，在永宁地区谈虎色变。
一位热情的女同学把我领进阅览室，王同学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她被叫醒后一看是我，恍惚若梦，既高兴又激动。她只比我大一岁，如果重排“沙家浜”，就得扮演“沙老太奶”了。同学们都叫她“王大姐”，她一一慈祥地答应。
她带我回宿舍的路上，同学们们都心照不宣地看着我俩。女生宿舍面潮湿阴暗，王同学如同正午的阳光。十二个女学生蜗居一室，天棚上垂挂着衣物和条条缕缕的神秘物件。一个海军军官正坐在窗前，和一个女大学生亲密谈话，看样子已经搞到手了。我俩唠了一阵闲话，谈了各自毕业之后的情况。
王同学问：“你这几天都有什么活动？”我说：“咱们这个年龄，都得抓紧了。”她说：“你中午在这儿吃饭吧。”我说：“春节那次我们没说几句话，来看看你。”在车站，她刚问“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和在永宁一样，车门关了。农村姑娘出人头地，更要付出代价。她已经二十九岁，个人问题比我还成“问题”。
在马路上，偶遇高三连战友刘忠贵。他说：“我大姐认识一个姑娘，二十六岁，大公司技术员，容貌端庄大学在读，非军人不嫁，晚上你们见个面吧。”
刘忠贵是大连籍知青，在永宁公社插队，和我同年兵，算半个老乡。他的擒拿术在寺儿沟一带有名气，教过我“大倒袋”“小倒袋”等招数。不怕一根棍，就怕一条蛇。手是两扇门，全靠脚打人。他算是我的师傅，说话得听。我去过他家喝过几次酒，还留过宿。那天，他带我和另一位战友喝完酒，到他家附近的“春和电影院”看电影，叫《雁鸣湖畔》。电影已经上映，我说等下一场。
他低着头背着手，旁若无人地往里走。主任迎上来，必恭必敬地问：“三哥和战友们好，请到前面坐。”他仍倒背手，头不抬眼不睁旁若无人。主任殷勤地把我们领到前排，悄声说：“三哥带战友来了。”几位观众赶紧让出座位。
到仇主任家送完信，买完带回家的礼物。李跃进来招待所找我，说：“我家属给你介绍个姑娘，去看看？”我说：“没时间了，等我探家回来再联系。”黄景学一直在招待所等我，说：“我已经和小朱说好，晚上到我家见面。我说：“等我探家回来再说吧，今天没有时间了。”每当调度不开，我就得以牺牲几个姑娘的见面为代价。路参谋家属来招待所找我，不是介绍对象而是介绍一位月老。
路参谋家属为我的个人问题鞠躬尽瘁，我不能回绝，挤时间和她一起去见月老。那月老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旁若无人地吃面条。她拿起酱油瓶子，小心翼翼地往碗里滴几滴酱油，用嘴“吱儿”地一声，将瓶嘴吮干。她吃了一口面条“吧嗒吧嗒”品了品，又拿起酱油瓶子，又小心翼翼地往碗里滴了几滴酱油，又“吱儿”地一声将瓶嘴吮干。我装作看表：“我还要赶火车。”借故赶紧离开。
我和一位台胞约好，在大连宾馆见面。采访完写完稿填写发稿签封好信封，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半钟。我连连失约，白白浪费了和六个姑娘的见面机会。
我出去将稿件投进邮筒，坐车匆匆忙忙赶往刘忠贵大姐家。
高三连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刘忠贵复员两年，从保管员升任某大宾馆仓库主任。那姑娘叫李绒花，五官端正大方矜持，在见过的所有姑娘当中，唯有她让我当场心动。我们谈了几句话，她仿佛知道我不止见她一个人，说：“你下一次大连不容易，等你把事情办完从家里回来，有时间了再给我打电话。”
我不由地对她肃然起敬，又增加了几分好感。
我坐末班车来到毕家礼家，不为看姑娘，只为了向他表达歉意。毕家礼家和姑娘家毗邻，他出门狼一样吼了一声，姑娘马上进来了。她比我小三岁，长的相当年轻、单纯，没说话先笑。我不乏挑逗：“你还挺乐观的。”她笑着说：“我不乐观还哭啊？”我又不乏挖苦：“你连对象都没有，还这么高兴。”
她又笑了，狠看了我一眼就像狠吸了一口烟：“你不是来了吗？”她看我也笑了，凑近我认真问：“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我说：“挺好。”她又凑近我，对我耳边悄声问：“你这是初恋吗？”我不知道她假装不懂还是根本不懂，说：“这不叫初恋，是第一次见面。”她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你这是第一次看对象啊？”我说：“我这么大个人，哪能只看过一次对象。”她失望地问：“你早该有小孩了吧？”我说：“我没结婚哪来的小孩。”她说：“这我就放心了。”
她拿出一本《大众电影》杂志，温柔地说：“听说你爱看书，我给你买了本《大家（衆）电影》，明天我俩看《海市蛰（蜃）楼》，晚上到我家吃饭。”
我说：“我明天还有事。”我离开后，姑娘告诉毕家礼：“你的战友纯粹脑子有病，像个彪子。”我眼前全是李绒花的影子，再不想见别的姑娘，明天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