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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风平浪静。傍晚，登陆艇靠上了黑嘴子码头。我来到要塞区招待所，床位已满，好说歹说只住一夜。晚上，我到站前商店买了糖和糕点等，第二天早上四点起来，提了提包出去。大门上锁，师傅非要等半小时再开门。我来到后院，解下腰间枪纲栓了提包，爬上一个半人高的墙头。我俯下身子把提包吊到墙头上，再顺到墙外，随后跳了下去。我扛着提包跑到火车站，早班车已经剪完票。
售票员刚要关闭剪票口，我侧身挤了进去。我一阵猛跑冲上站台，刚跳上火车，列车员关门上车，火车随即启动。八点半钟，火车准时到达瓦房店。
“十一”前夕，汽车站人山人海，买票的人像一窝鱼。我不顾军人身份一阵猛挤，到前面买了票，也帮老同学黄桂华夫妇买了两张票。否则就得坐下午那帮车，天黑才能到家。车窗外面，阳光照耀大地，哈大道两旁，片片葵花向太阳。向日葵变成如醉如痴的儿童，朝着太阳齐声歌唱：毛主席呀！您是灿烂的阳光，我们是葵花，在您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苹果丰收，道路两边一处处果摊。
虽然我和曹小花已经彻底了结，离家乡越近一步，我的心情也紧张一分。我在永宁城东门外下车，穿过熙熙攘攘的集市。董云全三叔赶集，说董云福大爷的马车在联合厂打气，让我登他的车。我回家心切，没吃早饭和午饭，饿着肚子提着沉重的提包，恨不能一步迈进院子里。节气快到秋分，一派萧条景象。
家乡如同一个中年大婶般亲切，看出年轻时的风韵。一路上我遇到盐场人，都停下和我搭讪。我戴着领章帽徽，他们非要问：“你这是复员了吗？”我做贼心虚般回答：“没有。”他们又问：“没复员你怎么回家了？”我无言以对。
曹家在大队部道北，玻璃窗就是曹老太太的观察镜，对过往行人一目了然。
我加快了脚步，像越过一道封锁线线。到了地东头，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过了坎子来到街上，院子里我和妈妈栽的枣树上，挂满一树红灯笼。父亲看见我从街上进来，从炕上跳下地，光着脚走到院子里。他额头挤了道道红印子，说话有气无力。奶奶也病了，躺在东屋炕上。爷爷头几天挑水浇菜，摔断了两根肋骨。四个老人三个躺在炕上，只有妈妈这个老病号，在地上忙里忙外。
妹妹天天写作到深夜，连电影都不看。弟弟每天早上跑步，也想当兵。我在永宁集市上买了肉和芹菜，妈妈和面、剁饺馅包饺子。把老叔找来吃饭，他很高兴。我的同桌、大西山董太水闻讯赶来，带了一提包苹果。他一只眼睛打石子被崩失明，另一只眼睛也被危及，需要一万元钱做摘除手术。他说了很多理由，劝我与曹小花和好。他和我说起海岛经常打信号弹时，一个高跳起来，用手捂住耳朵：“别说！别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什么都没听见！”转身就往外走。
来看望我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们，都说曹小花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劝我恢复。半下晌，曹小花真的骑自行车来了，全家人如临大敌。她进来大大方方地坐在炕沿上，潇洒自如谈笑风生。妈妈给她倒水，洗苹果，让她脱鞋往里面坐。
我客客气气和她说了几句闲话，她微笑着问我：“你在部队提干了，就不要我了？我是不是在家里给你丢人了？”我唯唯诺诺，不敢面对她的眼睛。
我说：“为你出主意替你写信的那些人，他们才愿意看到现在的结果。”曹小花低下头，说：“你明白，信不是我写的。”我说：“部队已经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她闭口不谈准备到砖厂和我结婚，被“定向爆破”搅黄了的事。如果一切顺利，我转为志愿兵，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仿佛不说就没有这回事。
我问她：“你找我有什么事？是不是不相信我还活着？”她低下头，说：“事到如今，我不是想和你恢复关系，你也不能恢复，当面和你说几句话。”
我俩又没什么话可说。我从没仔细地看看她，现在面对面地看个明白。她的确长的不错，人品不坏，还通情达理。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了。她不是来找我算帐，也不是来忏悔。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大概只想让我后悔。
果然，她幸灾乐祸地说：“我以为你当了大军官，领回了官太太了呢。你嫌弃我，不该说我没有文化，拿我当预备。你放长线钓大鱼，骗的我好苦，耽误了四年青春。我给过你一对洋枕头，给你家买的鲅鱼，把钱还给我。”
我把口袋里的钱全掏给他，她看都不看：“我就值这几个钱吗？”我们无话可说，她知趣地出来，顺手把地上的笤帚拣起来挂好。我打趣地说：“地还没扫呢。”我把她送到街上，太友大哥来送鱼，故意说：“小花怎么不吃饭就走？”
我半开玩笑：“她再吃饭就得交钱了。”他看我们谈笑风生的样子，以为我们已经恢复了关系。地东头的老李大河是银河，我只能把她送到这里。她说：“你到我家去一趟，我妈有几句话要和你说。”除非重归于好，否则就是自取其辱。
我说：“我回家了。”转身就走。她在后面说：“我自行车坏了，你帮我修一修。”我仍没理睬。后面的啜泣声扯住我的腿，我停住转过身。
她哭着对我说：“我们真的不能恢复了吗？”我摇了摇头。
晚上喝酒，太友大哥、父母都劝我回心转意，老叔坚决反对：“你要是和她恢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要口志气，宁肯一辈子打光棍！”
小时候每当蚊子咬，奶奶就让我们念叨“七月十五去一半，八月十五不见面。”到了七月十五，蚊子仍不见少。到了八月十五，蚊子虽然少了，但是叮一口肿一片，越挠越痒直至感染发炎。现在不受人的欺负了，晚上照样受蚊子欺负。
我们的这个老对手，还在吸食全家人血液。父亲点了破布条熏，蚊子照咬不误，咬得更狠，人被熏得不敢喘气。父亲的气管炎更重了，将塑料袋套在脚上……
除了蚊子，屋子里各种小动物，都在欺负无可奈何的人类：扑面而来的蚊虫，长腿的蜘蛛，紫红色的蟑螂，还有从窗外飞进来的金龟子，多腿的蜈蚣……
蚊帐三十六元钱一顶，全屯没人买得起。只有节气不用花钱，念叨几天就到了。天亮时我睡着了，做梦买了一顶尼龙蚊帐。妈妈一直在为我赶蚊子。
这几天除了秋收，我还和郝文章、太全到西南海拉鱼，到庙山后重温当年的一幕。在习北海岸边，我撇光了脚下的石片，一切不悦，也“噌噌”地飞到海里沉下水底。我在“青石线”水湾里拣了一个锅盖大的海蛰，分两次挑回家。
父亲和妈妈劝我，让我到曹家“认错”，我一笑了之。人们风传我和曹小花恢复了关系，这几天结婚。父亲和妈妈背着我，让太友大哥到曹家当说客。曹老太太把我好一顿夸奖，说：“小太锋的肚量，好比上大肚弥勒佛了。”只有曹小花把我彻底看透，坚决不相信董太锋和她恢复关系，挨了老太太一顿暴打。
我对父亲说：“我决心已下，你们别费事了。”父亲万分悔恨：“我当年吃了你爷爷奶奶的亏，你又吃了我们的亏……”我成了假大空，安慰父亲：“历史不断重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不断重复前人的错误，所以才活到老学到老。”我还说了一句流行话：“有不寻常的开头，就会有不寻常的结尾”。
父亲一眼看穿吉庆江是骗子，上次他要把桂春和小荣子偷偷领走，被早有提防的父亲拦住。吉庆祝凶相毕露拔刀威胁，被父亲一拳打懵，腿差点被踹断。
老叔抡起铁锨拼命，被父亲一把推出去老远，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爷爷和奶奶故伎重演寻死觅活，这一回，父亲视而不见。他有了自己的主见，也老了。
老叔装了一车农产品，把吉庆江送到永宁，回大连再没敢来。
妈妈对父亲说：“你早这样，你好了，全家都好了。”
每当学校考试那天晚上，各班级老师，都到大队广播室公布学生成绩。老叔和老婶的孩子学习都不好，每次考试，几个堂弟都是班级最后一名。老叔端着老洋炮，把大堂弟追得漫山遍奔逃，对着儿子头顶开火，把儿子吓瘫在地。
以后每逢学校考试，天一落黑，大堂弟就带领两个小堂弟，扛着梯子带了钳子，像游击队割鬼子的电话线，去地东头架梯子爬电线杆，掐断广播线。
老叔后悔没和盐场的李萍结婚。他和李萍念书时是班级的学习尖子，都连跳两级。他们要是结婚有了孩子，学习肯定是尖子。老叔在边外的最爱是陈萍，在这边的最爱是李萍。他日夜思念李萍，动辄莫名其妙地大哭一场，谁都劝不好。
老叔带大堂弟去大连，求吉庆祝给找个工作。吉说不但给安排工作，再找个大连媳妇成家立业。他说能买到永久牌自行车，在小西山骗了一车地瓜、花生，几百元钱。大堂弟已经十七岁，辍学在家。我这代人也和父辈一样，按年龄排行大小。我是老大，大堂弟排行老二，依次往下排。我这辈人凡“太”字，这茬人太多抢不上名。我深受老叔赏识，取名字都随我，后面都是“锋”字的谐音。
大堂弟叫董秋风，弟弟排行老三，叫董雪峰，五叔的大儿子叫董春风。
老叔仍把吉庆祝当成救星，怕父亲挡横，私下里和我说，到大连务必去找他。那天晚上，我和父母、老叔唠了半夜，说的都是董家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叔骑自行车送我。怕曹家拦路报复，父亲一直把我送到盐场东道上。人们都站在道边，说：“看董太锋复员回家怎么办。”
老叔和看苹果的人熟悉，进果园给我摘了一书包苹果。我骑自行车载着老叔，他把我送到永宁，上了公共汽车才回去。我在瓦房店下公共汽车，一个人大喊我的小名：“小子！小子！”穿一身新衣服的“尿罐子”，提着一提包苹果。
我问他到哪儿，他说：“我刚从得利寺坐火车到瓦房店，坐汽车回小西山。”他二话不说，先从提包里拿出两张奖状给我看。在我参军头一年，“尿罐子”入赘到得利寺公社。女方严重残疾，只能蹲行。她非常要强，自学初中课程，靠剪裁做缝纫活儿，赡养一对瘫痪父母。小西山人窝在家里都是虫，出了小西山都是龙。勤劳善良的“尿罐子”来到这个家庭之后，起早贪黑侍弄果园，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和岳父岳母，第二年盖起五间大瓦房。他自学针灸，给全家人治病。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妻子和岳父岳母，竟神奇地站立起来。
“尿罐子”开了一家诊所，经常免费为人治病，是有口皆碑的大好人。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之后，扔了拐杖和正常人一样。他们夫唱妇随，日子越过越富裕。他家被公社评为“五好家庭”，“尿罐子”被评为“五好丈夫”。他说：“我这次回小西山，把我爹接到我家养老。”我由衷为他高兴，也是一篇好的新闻素材。他非要给我苹果，说是他家产的。我说：“我已经有了一书包苹果。”他拉开我的提包，又塞满了苹果。我摘下自己的钢笔，别在他的上衣口袋里。
我下午两点半到大连，住在要塞区招待所，明天到警备区司令部报到。
我坐电车来到了海湾广场灯光街，左拐右拐进到一个小胡同里，敲开一扇小木门。屋内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留着长头发、小胡子，穿喇叭裤的青年。
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哼着《美酒加咖啡》，扭着屁股跳舞。他像见到了老熟人一样，响亮地喊我的名字：“太锋，快坐！”热情地把我让到椅子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的人凶恶狰狞，却是个难得的好人。有的人和颜悦色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有的人看似满腹经纶，实际上一肚子稻草。
有的人顶天立地，却是个气壮山河的大草包。
吉庆祝贼眉鼠眼东张西望，就像扮演骗子的特型演员。我以为，生活中除了那种脸谱化的电影，不一定存在表里如一的骗子。父亲看人入木三分，还说五七战士老叶是特务。吉庆江说：“我了解你的情况，不利条件并不是年龄大，而是没入党。我认识许多军区、警备区、要塞区司令员、政委、主任、参谋长，最近通过他们提拔了一批干部。你不用着急，我对你的安排已经有谱了了。”
一个高个男子从门外进来，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出去。
他说：“这个人就是我哥哥，现任公安部副部长，特意进来考察你。从他眼神和表情看，你已经初选过关。但是，他要在大连驻军中十万里挑一，最后能不能选中你，还得我说了算。我快到三十岁了，才发现自己是个天才。”
我问：“你是哪方面的天才？”他说：“在与人交往和帮人办事上。”我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他说：“尽快入党，如果你能在三天之内入党，我就可以直接提升你为正团级。”我问：“我要是今天入党呢？”他转移话题：“我爷爷是理工大学著名教授，你去当教授也行。”他家老少七口人挤在两间小房里，根本不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他说：“李参谋长从我家刚走，征求我对冬季征兵工作的意见。我个人问题还没处理，对你妹妹桂春印象不错。我和你妹妹结了婚，你爹就管不了了。你爹虽然是真人不露相，但是耽误了子女的前途。你老叔心眼实在，我已经给他大儿子安排了工作，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元钱。”我说：“你的交际可真广。”他说：“不都是为了追求理想嘛。”我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他转移话题：“我想弄一套过去的黄呢子军装，花钱买也行。”
我又请教吉庆祝几个问题，他把收音机音量开大，欣赏电影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他拿出一张照片，说：“这个人来自农村，复员后被我安排到区里当武装部长。我去要塞区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你下星期六务必带两套新军装来找我。”他下了逐客令：“让我弟弟送送你，顺便到秋风的工作单位看一看。”
我和他弟弟走出去。我对他弟弟笑了笑，他弟弟无奈地对我笑了笑。
吉弟弟告诫我：“我二哥是个骗子，你千万别和他来往。他曾被判刑两年，出狱后仍恶习不改。他没有职业，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得进去。我父亲在大学锅炉房烧锅炉，根本不是教授。我大哥更不是什么副部长，是在校大学生。”
吉弟弟把我送到白云街，告别回去。我来到某军医学校，从两座正在冒烟的高大烟囱下面，找到地下锅炉房。大堂弟和一个来自新金县的男孩正在卸煤，带我去他宿舍。宿舍由车库改成，四面透风比外面都冷，又脏又乱到处都是垃圾。他两个月挣了六十元钱，都被吉庆祝要去，每个月只给他六元钱吃饭。吉还骗说：“已经当兵入伍了，每个月发六元钱津贴费，是不穿军装的特殊兵种。”
我找到锅炉房负责人，他向我介绍了大堂弟的情况。当他知道大堂弟被人控制工资，承诺以后再发工资，由他保管。我看了老叔给大堂弟写信：“我在外面倒木材处处受骗，一分钱没挣还赔钱。”大堂弟说：“咱老董家的人太实在了。”昨晚我和老叔唠嗑，他也发出同样感叹，现在又出自儿子之口，可悲可叹。
我嘱咐大堂弟别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结交好人，有事及时告诉师傅。
回去之后，我给父亲和老叔写信，介绍了吉庆祝的骗子行径。老叔接到我的信，不听父亲和妈妈的劝阻，和老婶带荣子堂妹来大连，找吉庆祝“当女兵”。她们到了吉家，吉庆祝已经去北方搞“冬季征兵”了。老叔老婶回来，天天埋怨我和父亲坏了他们的好事，又动了断绝的念头。爷爷奶奶天天骂父亲和妈妈。
老叔和老婶又带堂妹去大连当女兵，才知道吉庆祝已经被判处四年徒刑。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坐十五路车公交车，到“同泰街”警备区司令部报到。办公室黄主任热情地接待我，他比父亲大五岁，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他和蔼可亲对我问长问短，竟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保密室。保密室除了常助理和两个女保密员，还有一师和二师帮助工作的两个保密员。他们可不是“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其中之一，是原警备区司令员兼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他个子不高，军装袖子下的油渍，闪出金属般的光亮。他经常早来晚走，对于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奚落习以为常，一笑满脸皱纹尽在不言之中，一副落难公子形象。八年前在驻军医院砌大墙，我怎能想到，和坐在浅蓝色轿车里的年轻军官平起平坐。他父亲是老红军，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亲手杀死了三个日本鬼子。他身经百战，除了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还是市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几年前《人民日报》载，他因为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大搞“渤海饭店”“警备区俱乐部”“碧流河引水工程”等楼堂馆所计划外建筑，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报纸、电台天天批判“南霸天”。一年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撤消该同志处分的报告，彻底平反。
帮忙的战士只有两个人，除了我，还有来自警备区通信部大和尚山散射站一个女兵，是我自小就崇拜的作家高玉宝的女儿。小高不愧名人之后，随和稳重落落大方，涉猎知识广泛，对哲学心理学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还自学英语。
保密室废弃的文件，都由我俩用大纸箱装了，抬到墙根下炉子里焚烧。休息时，我们去打乒乓球。她知道我在搞文学创作，劝我学习英语。我说我对英语不感兴趣，想写小说。她父亲是警备区俱乐部主任，正在写长篇小说《我是一个兵》。我老家小西山离她父亲老家很近，在中学时去演过《沙家浜》。当年我被父亲骂跑，在山打上了一夜苞米茬子被几条狼围堵，回来后写了《天亮鸡叫》。
所有人的家都在大连，只我一个人住招待所。常助理给白山路招待所打电话，把我安排在东楼大套间里，十几张床位。他仍不看我一眼，让我到机关食堂买饭票吃饭，明天正式上班。他不停地抽动鼻子，如果在高三连，肯定荣膺年度“三大毛病”病首。警备区的工作也接近尾声，我的字写的好，专门填写目录。
和要塞区相比，这里的办公室更大文件更多要求也更高。谁哪怕写错一个字盖错一个章，常助理的鼻子都和通了电一样抽动。三个保密员临时抽调上来，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事就来没事就走。两个女保密员一个有孕在身，摘去了领章帽徽，一个临产。小高今年复员，很快就要回连队。关于提干当保密员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我每天从早到晚填写目录，除了上厕所，其余时间一动不动。
于桂河打球扭伤了左手腕，由何宾陪同到二一零医院照相。我的同年兵只留下四个，幸亏我到到警备区保密室帮忙，否则，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复员。
晚上，我们一起到警备区俱乐部看电影《三个失踪的人》。如果“失踪”四个人，其中那个人肯定就是我。九点钟散场，我把他们送上十五路汽车。
招待所房间大、床位多，客人你来我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比砖厂的大通铺，这里堪称天堂。“在家靠娘出门靠墙”，我的床靠西墙。西墙也是人生大讨论的留言板，不同颜色不同字体，记录着不同旅客不同的境遇和感想。
过了“霜降”节气，天渐渐凉了下来。一天冷雨，将秋暑赶尽杀绝。泛黄的梧桐树叶不堪雨水重负，纷纷落下来，均匀地贴在深灰色的马路上，像展开一匹匹印染着一片片叶子的花布。天晴时，路面看似很平，雨后，低洼处积满了水，成了一座座小湖泊。走在树下，湿漉漉的树叶落在脸上，让人不由地打寒战。
房间里住进某部一个排长，向我倾诉他在爱情上遭受的挫折。在我看来，他的所谓挫折都是山花浪漫，一湖温水上的涟漪。他却和我谈起自杀的话题，想实施又无比胆怯。他说最好上前线杀敌立功，死了也值。再是哪个小孩掉进冰窟窿，为救小孩献身，成为罗盛教那样的烈士。他大惑不解：人人都知道早晚得死，都想方设法不肯早早离去。他表情严峻地说：“自从我的心上人被情敌夺走，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记下来，做为遗言替我寄回家。”我笑了笑，说：“这句话出自洪应明的《菜根潭》，意思是：做人要善良，不能想着害别人，但善良是有底线的，不能盲目地相信别人。”排长说：“我一看就知道你读书很多，你如何理解生命和死亡？”我说：“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痛苦和快乐，先苦后甜。”他不满：“你根本不理解生命和死亡，你的愚昧又加重了我的悲伤。”我说：“你要么早死早利索，要么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是干部，我还得尊重他，又说：“你看看先贤们是如何对待生命的。”
雨果说，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斯当达尔说，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做一个杰出的人，光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头脑还不够，还要有一种强烈的气质。贝多芬说，你们这些具有无限精神的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能得到欢乐……
我见他低头不语，以为他不屑一顾，原来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
排长刚出去，女服务员一边唱一边喊人接电话：“我心中的玫瑰……郭耀华，接电话！但愿你天长地久……郭耀华，接电话！永远永远把我跟随……”在房间里听就像两个人，一个喊一个唱。排长匆匆地从厕所里出来：“来了来了！”
他随即遭到一通暴风骤雨般的袭击：“你耳朵聋啦喊半天也不出来？”
排长什么都顾不上，赶紧去接电话。我这才知道，排长叫郭耀华。他柔情蜜意地接了半个小时电话，容光焕发地进来：“老猫钻进咸鱼仓库里，好事来啦，”悄声“我女朋友来电话，和我破镜重圆啦！”排长爱上医院一个女卫生员，卫生员移情别恋之后又迷途知返。排长说：“是你的名言，坚定了我的人生信念，也带来了好运气。”我说：“那不是我的名言，是名人们的名言。”
排长果断作出决定：“我不探家了，准备归队，我请你喝酒，走。”干部请战士喝酒天经地义，我和排长坐十五路公共汽车，到渤海饭店里一醉方休。
为了消除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拨乱反正，上访人员集中住在三楼。房间里的客人们成宿半夜写上诉材料，相互交流上访经验，研究对策。我晚上睡不好觉，工作期间还不能打瞌睡，就和在人面上放屁，努力将一个个哈欠化解。
我只是一个兵，还在服役，访客们都对我必恭必敬。他们有时候把我当成知己倾诉，有时候把我当法官为他们裁判。我对一位访客说了句公道话，他竟激动地嚎啕大哭。三分之二的床面被两个女访客磐石般的巨臀挤占，我只能贴墙侧躺，那面墙和我的心脏一起跳动。她们一坐到后半夜，听一个老牌访客授课。
那“老牌”净出歪牌、坏牌、臭牌、废牌、盲牌，不是搞“车轮战术”，就是和领导一起上下班，最好在办公室就地便溺，不怕领导和稀泥不处理。
“老牌”几年之前开始上访，自己也没出过一次好牌，屡访屡败。不知道两位巨臀是否受益匪浅上访成功，只把我折磨成了一滩稀泥。那天谢天谢地，服务员终于把我调到四个人房间里。晚上刚想睡个安稳觉，住进三个上访老头。
他们求我，撰写被错误处理甚至打成反革命的经过。其中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干部，曾任某后勤部政委，要求调回大连。们的年龄比父亲大比爷爷小，战功累累也伤痕累累，都称我小兄弟。他们一边陈述一边豪壮地喝酒，我一边记录一边百倍警惕，举起另一只手，拼命抵挡他们追肥般送到我嘴边粪块一样的臭豆腐。不知道哪个朝代什么人，把好好的豆腐块沤成比大粪还臭的东西，还让这些人抽鸦片一样地吃上瘾。一个老头告诉我：“这东西出在清朝……”找顿知道了清朝为什么是清朝。终于把三个老头熬走，又住进某军区一个曾处长，也来上访。
东楼就这点好，面对太阳升起的东方，无遮无挡能看到希望。当天晚上，直到曾处长把东方说出鱼肚白，我才听明白，他不姓曾，而是“曾经”的某部门处长。他一九四六年入伍，以为没服从调动，被开除党籍。我张飞般睁大眼睛、溺婴般狠心地扼死鼾声，假装始终在洗耳恭听。处长一口尖锐的南方口音锋芒毕露，就像掉进陷阱里的一头愤怒的豪猪。一直到晨曦从东窗透进来，我仍无睡意。
“豪猪”早收回一身芒刺，在“陷阱”里鼾声如雷。
再这样下去不等帮完忙，我就得发疯发狂被活活地折磨死。
黄主任亲自出面好大面子，把我调到北楼。北楼住家属，有临时来队的有常住的，孩子哭老婆叫，锅碗瓢盆叮当响。走廊里并排放着几十个做饭的煤油炉子，就像几十年前大炼钢铁，一天到晚油烟笼罩，呛的耗子蒙头转向楼上楼下傻跑。墙上，烛油般地流淌着油滴。隔壁的妈妈，天天在走廊里逼问孩子：“你还拉不拉了？你还拉不拉了？”我患了强迫症，每当吃饭耳边就萦绕“你还拉不拉了”的逼问。常助理难得过问伙食情况，我所问非所答：“你还拉不拉了……”
房间里住进一位盲人老谭，他的老婆带孩子住在旁边的房间里。
他在某部当战士，训练时伤了眼睛，复员后失明，生活困难来找部队。他一遍遍重复：“都说花好看，花是什么样子？都说楼高，高到什么程度？”他分不清白天黑夜，心情烦躁就抡起棍子乱打，经常在半夜三更把我打跑，锁到门外。
我找服务员商量换房间，服务员只好让老谭老婆带孩子和我同住。老谭倒是不打人了，心一闷就干那事，不顾房间里面有外人，和老婆滚到一块儿。
我更呆不下去了，只好溜房檐打游击，哪个房间里面有空床就去做填房。
那天实在没有空床，服务员把我塞进几个告状的中年女人房间里。别说裸睡，我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裳，躺在床上大气不敢喘。几个女人都当过兵，知道招待所和我都有难处，并没觉得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什么不妥，把我当成小兄弟关照。她们的烟瘾太大，再住下去非被活活呛死不可。一天晚上，一个女人上完厕所回来上错了床，钻进我的被窝。我没醒她也没离开，紧紧地搂着我睡到天亮。
一个年青小伙子和几个中年女人同居一室，毕竟不是回事儿。果然来事了，几个女人不知道想丈夫还是想孩子，排好了顺序，都要搂着我睡觉。
幸亏老谭的老婆带孩子回家去了，我赶紧回来和他同住。头半宿我不但睡了个好觉还做了个好梦，脱光了衣服和一群姑娘下海裸泳。我的鼾声激怒了老谭，他愤怒地悄悄摸下床。他炮兵出身，朝着鼾声认真定位，举起盲棍狠狠地砸了下来！铁疙瘩棍头打破了枕头，再稍微一偏，我将魂归小西山梦回南海底。
我下了床开门逃进走廊，老谭循着声音摸过去，“咔嚓”一声将门反锁。
走廊里，雪亮的电灯就像照妖镜，我顿时显了原形，竟一丝不挂！我有裸睡习惯还做梦裸浴，那天晚上不幸赶到一块儿了。我将身子缩成一团，不管怎么敲门如何央求，老谭就是不开门。他只想折腾服务员，让她起来为他服务。
其它房间里的客人都被惊动，不住地敲墙和暖气管子抗议。旁边楼梯下服务室的门开了，服务员上楼的脚步声紧锣密鼓。我赤条条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在实施流氓犯罪。董云走二大爷的外甥女章荣荣在招待所里当服务员，我还给她捎过地瓜。让她知道了传到小西山，我没脸活了，全家人都没脸见人。
一瞬间如同到了世界末日，我突然想跳楼寻死，让关副政委的预言成真。情急之下，我猛地朝门撞去，一头扑空跌进房间里面水泥地上，差点儿摔死！
不知何时，该死的老谭悄悄扭开了门锁。我赶紧钻进被窝里，从枕头下面掏出裤头套上。女服务员脚跟脚进到房间里，打开电灯，老谭装作睡着了。
办公室负责发放电影票，我天天晚上到招待所旁边的俱乐部看电影。电影也随当时人们的心情，题材大多表现悲情。电影《琴童》的坎坷经历，让我联想到自己和“翻子”。我没和共鸣箱产生共鸣，倒和主人公产生了共鸣。
《第十个弹孔》主人公的童年，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天晚上，我到要塞区招待所去找李东明，见到了扮演鲁小帆的年轻演员宝峋。他住的房间大敞四开，床边和墙上，挂满了这部电影的宣传画。那天中午十二点，我到俱乐部看快传片《元帅之死》。将军接雨水被造反派打翻、回忆自己战争年代挑水给小孩喝时，全场一片啜泣声。刚强无比的我，眼泪不断涌出。元帅喊出“什么中国？纯粹是封建！”当“九大”胜利闭幕、礼花在夜空中开放，元帅昏死在牢狱中。
我看完电影回来，我夜不能寐，内心里翻江倒海，久久无法平静。我情绪低沉打不起精神，耳边总回响着海明威那句话：我不想再斗了，我实在不想再斗下去了……解放军报上面报道，某河南籍复员兵，服役期间阅读大量哲学、历史、地理等书籍，回地方靠自学成为作家，出版了长篇小说《南疆擒谍》。
收音机里说，年轻人应该做强者，做强者才能取得胜利。杂志上也有一堆“粉耗子”般的语丝：思想走多远人才能走多远。跌了跟头别怪石头。阳光不到的地方医生常去。到过麦加的驴子也是驴子。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我的思想工作又被做通，不换石头没换锉，继续“磨”下去。
和保密员一起工作，就和哑巴在一起一样，打不起精神。我每天一上班就一分一秒地熬，象骆驼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一步步跋涉。下午没休息，后勤部朱保密员点燃煤气烤炉，炒花生米。常助理不知道为什么高兴，说起自己刚当保密员时，有个老兵在街上拣到一份机密文件，交给首长。首长准备把他调离保密室，下到基层。首长一看文件不对劲，上面不但有鸡屎，还有他小外甥写的字。原来首长的老妈不识字，用文件垫鸡窝，才不了了之，常助理这才躲过一劫。
那天，肖立文和李庆到大连修理电视机，给我带来一封《解放军文艺》社的来信。我一捏薄薄的，肯定不是退稿。我定了定神打开信封，是编辑的信：
董太锋同志：散文《八月十五吃月饼》收到。整个构思是可取的，尤其是儿时的情节写的较幽默，亲切。但大团圆的破裂写的太粗，太空，贫乏，感情浓度不够，使通篇的思想性大大减弱。如有生活积累，可做些充实，再寄来一阅。以前曾发过《书架》清样，遗憾没用上。望坚持下去，期望创作丰收。
致礼。散文组（章）
有修改价值，就有发表可能。尤其编辑知道有个作者叫董太锋，还记得没发表的散文《书架》，如同在暗夜的云缝里露出一丝星光。我给编辑回信，表示一定要好好修改，期待“月亮”从东方升起。招待所没有条件写作，警备区不是要塞区，保密室不能随便进出。我想利用午饭后休息时间，在保密室里面改稿，又怕常助理说我一心二用。那天晚上，我坐在马路边路灯下面修改稿子，誊写完已到凌晨时分。大门叫不开，我和猫钻猫洞子一样，从大门底下硬把自己塞进去。
也和我的命运一样，我能打开第一道门，很难打开第二道门。我坐在院子里的水泥花坛上，望着斗转星移，熬到天亮。我第一时间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很快发表在最近一期《解放军文艺》上。靠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一篇作品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用小西山的话说，就是：等咱烧香佛掉腚。
过了“腊八节”，还有二十二天过春节。《八月十五吃月饼》已是秦时明月，扔进水里的乒乓球，没有任何反响。我已经做到了最大努力，部队也仁至义尽，一身轻松复员回家。上午，我去斯大林路某文具店，买装订文件的线绳。
一个穿一身蓝西服的姑娘喝的大醉，沙哑着嗓子唱《美酒加咖啡》。不知不觉，生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不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坐什么车，身边总有抱小孩的妇女和颤颤巍巍的老人，频频让座。有座位我也提心吊胆，就像坐火车没有座号坐在空位上，害怕来人对号入座。再以后有座位我也不坐，省得心里不安，刚坐下就起来让座。快到渤海饭店那一站，司机一个急刹车，车内的人翻的翻滚的滚。我双手抓住吊杆，巨大的惯力使我身体打横，身体贴到棚顶上。
买完线绳天已到中午，赶不上回去吃饭。我一横心来到站前“惠宾饭店”，买了四个“狗不理”包子。吃完包子我掏手绢擦嘴，触到口袋里父亲的来信。
信中有信，到黑龙江的妹妹和父亲要四十元钱，父亲把信寄给我。我把三十元钱稿费刚寄回家，下个月发津贴才能凑够十元钱。四个“狗不理包子”变成四只狂犬，在我肚子里撕咬狂吠。我狂阅《小说月报》，仿佛这样才能解除困境。
腊月十五晚饭后，在明亮路灯的映照下，天上的月亮黯淡无光，似乎城市不再需要月亮。我想起家乡的月亮，不是“月是故乡明”，而是“人是故乡亲”。
写完所有文件目录，已经无事可做。常助理说：“你们回去吧，星期一再来。”
我像被关久了的小鸟，笼门打开仍不敢出去，作出不情愿离开岗位的样子。
二一零医院离警备区机关不远，我围着当年搞副业砌成的围墙转了整整一圈，仿佛又听见老甘头鬼嚎般的叱骂。我的后背上，仍凝结着一层厚厚的汗碱。我来到我挖地基的墙边，想起一群小女兵对我肆意羞辱。如果说万喜良把尸骨砌进了万里长城，我也把曾经的屈辱砌进了大墙之内。我来到被打得抱头鼠窜的体育场，被派出所拘留的码头，被地质学家李四光命名的莲花山。下午，我坐车来到十二岁串联时住过的“金三小学”。物是人非，我身上只不过多了套军装、年龄增长了十五岁而已。我脚下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改变的东西更多。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爬星海公园北面大山。半山腰坐落着排排坟墓，是另一个世界里面的村落。坟墓有大有小，有的立碑有的什么没有。埋葬的每一具枯骨，都曾经在阳光灿烂的世界里生存过，都有丰富的感情和喜怒哀乐，爱过恨过。
我躺在山坡上柔软的草地上，困乏地睡了过去。当我的灵魂一步步走进阴冷的地下宫殿，被猎人的一声枪响惊醒。我一个高跳起来，继续翻越眼前的大山。
山那边是繁华的城市，山这边是偏僻农村，只有山脚下几处民居。这里早早就没了阳光，脚下的积雪被踩得“嘎吱”响，“嗖嗖”的冷风吹的我直打寒战。一座大牛栏里圈着几十头奶牛，几个满头草叶的老百姓，往山上推草。
我去军医学校锅炉房，大堂弟一直在烧锅炉。师傅为大堂弟调了宿舍，他发了工资扣除吃饭钱和零花钱，全寄回家里。我请他吃包子，他说：“你又不是军官，才挣几个钱，我请你吃饭。”春节期间锅炉昼夜不停，他初四才能回家。他歪打正着有了份工作，除了养活自己也为家里减少负担，收入可观令人欣慰。
星期一上班，保密室的工作全部干完。黄主任开会去了，常助理找我谈话。
他高度评价我两个多月以来的优秀表现，奖励我一个印着“旅大警备区司令部”的文件包。这件高级纪念品让人望而生畏，普通战士很难获得。
表面上，常助理冷漠不近人情，实际上既热心也耐心。他没到要塞区之前，已经从魏保密员那里了解了我的情况。自从我来到警备区那天起，他一直在关注我。我的工作态度、文字能力以及各方面表现，让他十分满意。
他拿出几份文件给我看，都是《关于提拔要塞区广鹿守备区战士董太锋同志任司令部保密员的报告》，都因为干部冻结而无果。在警备区这种级别的大机关破格提拔个干部，年龄大没入党不是问题。要是以前，我来保密室一个月就能提干。我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稿子和作品，常助理都了如指掌。他向我透露：“黄主任非常欣赏你的能力和文才，有意让你做女婿。他小女儿在通信营当报务员，副连职，也是挤在文学小道上的文学青年，在《海燕》杂志上发表过短篇小说。你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散文之后，他小女儿开始关注你，多次在大院里见过你，还和你有过接触。黄主任为你提干，帮了许多忙。”一次在大院里，有个女干部喊我，让我帮她把一只空纸箱子拿到楼上。我心里愤愤不平，认为她把自己当贵族，连只空纸壳箱子都不肯自己拿。我经历过多少次坎坷和挫折，就多少次与幸运擦肩而过，从司空见惯变成习惯。幸运的是，我明年又能在部队干一年。
黄主任给要塞区军务处董处长打电话，为我请假回家过春节，假期半个月，路费由警备区司令部报销。为了让我睡宿好觉，弥补两个多月以来“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给招待所长打电话，安排我住到南楼团职以上干部房间。
高晓生还没发表短篇小说《陈焕生进城》，我提前做了回“董焕生”。我头一回住这么高级的房间，头一次见到抽水马桶，头一次用澡盆洗澡。军旅诗人叶文福写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里，还有比这更高级的澡盆呢。
陈焕生还敢坐在沙发上颠了几下，我连坐都不敢坐。我不敢掀开洁白的被子钻进去，和衣躺在床边。天亮了还没来人把我赶走，就壮了壮胆，想用一用抽水马桶。我研究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冲水原理，小心翼翼地坐上去。
我觉得在干一件伤天害理之事，暗中肯定有一双双眼睛在监视。汽车鸣笛、卖豆腐的梆子声，都对我发出警告，一个多小时都没成功。我住在这里纯是遭罪，赶紧出去退房，坐十五路公共汽车去火车站。我在渤海饭店吃了两根油条，喝了碗豆浆。昨天，我已经买好了今天八点三十五分“201次”火车票。
我到天津街买了三瓶葡萄酒，一瓶药酒，几包点心，还有一包糖。火车到达瓦房店，漫天大雪一片白茫茫。天奇冷，我仍戴着单帽。汽车站人山人海，车一会儿说开，一会儿又说不开。雪越下越大，一连下了三天，我也滞留了三天。晚上，我蜷缩在候车室里冻冰棍，白天站在外面冻牲口。第四天，车终于开了。
我扛着提包踏雪步行，十几个小时也到家了。姐姐家离火车站不远，今天还有专车送他们回家。公路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积雪，公共汽车挪一段停一段。晚上八点多钟，汽车才到永宁，沸沸扬扬的大雪又下个不停。我拔着雪窟窿回到温暖的家里，一切疲劳、寒冷和各种不如意，和身上的雪一样顷刻间消融。
大年三十一早，家家户户在街上放“二踢脚”，春节正式拉开序幕。早饭豆腐炖鱼象征年年有余，全家吃团圆饭，我陪爷爷和父亲喝酒。上午贴对联，挂宗谱。我和弟弟拿了老洋炮，到西北海打鸽子。闷雷一样的枪声，满天羽毛雪花一样飘落，一只鸽子都不往下掉。年好过节好过，日子不好过。过一年少一年。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过一年长一岁，光棍们都为找不到媳妇而发愁。
只有孩子们欢天喜地过大年，把春节改为“儿童节”都恰如其分。中午，我在老叔家吃完饭回来，见院子里停放一辆自行车。我进屋一看，宫殿皇带着孩子，醉醺醺地坐在炕上，和父亲说话。他见了我格外亲热，实际上幸灾乐祸，说：“大军官回来了？”我不冷不热地说：“大叔，你今天不该来我家，记错日子了。”他问：“为什么？”我说：“那年我当兵临走之前，你说，你当兵之后我来看你三次：一是大队招待新兵那天晚上，我不是看你而是来膈应你，只为让你不舒服，让你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入伍。二是你一败涂地复员回来我来看你，还带个棉花包来，让你一头撞死。三是你提干回来，我更得来看你，是来戳穿你。你敢不要曹小花，我给部队写信告你。”他不好意思，说：“你记性真好。我不是来看你，是带孩子慰问老师。”妹妹教他的儿子。父亲圆滑：“你大叔是为你好。”
宫殿皇说：“我那些话都是激你，恨铁不成钢。你当兵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你多大年龄了？入党了吗？再有才有什么用？有些事天让你成才能成，天不让你成怎么都成不了。你要是相信大叔，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保证你满意……”
我打断他，信誓旦旦地说：“大叔，你明年大年初一再来，要是能见到我，我就是提干了；要是没见到我，我复员也不回来了，你一定要来。”
他推心置腹地说：“不管你提干还是复员，我都来。你提干了，大叔向你表示祝贺，你复员了，大叔为你解决难题。你是个要强的人，但是别治气。早点复员回家，找个媳妇结婚才是要志气。你想要志气，天大地大还容不下你？只是你爷爷、奶奶、爹、妈都老了，你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弟弟妹妹还小，你是长子，不能不管。我是说过，你提干了不要曹小花，我帮她告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大叔不是来为自己洗清，谁帮她告你谁清楚。如果你站在曹小花这个角度去想，帮她告你的人也不一定是坏蛋。我大年三十来你家不是打探你，更不是看你笑话，是为你好。大叔知道你想找大连媳妇，这事包在我身上。下放户杨杰的闺女杨宏，漂亮吧？在公社搞宣传，和你年龄也合适。你好多文章她都看过，非常欣赏你的才华。我问过她，她满心愿意。她在公社干也行，能调到县里更好，回大连更是锦上添花，再说小孩户口随女方，她去哪儿你随她去哪儿。我再和公社教育组马助理打个招呼，你回学校当老师也行，干两年转正……”
那天晚上，我陪宫殿皇喝酒，两个人一醉方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