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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火车卧铺上，心已飞向北方，落在大草甸子上。我四岁离开这里，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我将怀着深深的感情，去瞻仰出生之地张老万屯，寻找儿时记忆。火车到达哈尔滨火车站，军区联络部申干事和梁干事接站，住在省军分区招待所。我比大陆部队的与会者提前报到三天，一个人去街上走一走。
夏日的哈尔滨，浪漫清凉，细腻粗犷。汽水瓶子和啤酒瓶子一样大，一根粗大的冰棒比大连的三支还大。哈尔滨啤酒有着八十多年历史，人们在饭店里坐凳子排半上午队，才能买二十罐头瓶散啤酒。一盘黄瓜丝，上面撒一捏银针鱼，卖两元钱。大街上，双电源“大辫子电车”开始运行，不用电可跑一个来回。
随处可见的殴式建筑，提醒人们不能忘记这座城市的历史。关贵敏演唱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把我引上著名的中央大街。当年，父亲曾这里走过，他“咔咔”的脚步声，等了我很久。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眼发现了父亲！
他还是那样英姿勃勃，衣着时髦气质优雅。他油黑的小分头梳的一丝不苟，下巴刮的干干净净。他脚上的捷克皮鞋油光铮亮，一身哔叽衣裤熨帖的有棱有角。
他腕上戴着瑞士手表，鼻梁上架着水晶石养目眼镜。他口袋里装着自来火高级烟盒，手提浅灰色帆布公文包。他怀揣勃郎宁手枪，一双眼睛犀利地扫视四周。他沉稳大气，嘴角漾出一丝自信的微笑。他风流倜傥把玩一把折扇，“咔咔”地从我眼前走过。时光穿越三十年，父亲的风采，半点不比眼前的时髦青年逊色。
父亲的历史与我的灵魂重叠，我成了父亲的化身。我循着防洪纪念塔，来到松花江边著名的斯大林公园。刚下过雨，江水浑浊。树阴下，花坛边，到处都是游人。江岸的石阶很高，露出水面的每一阶层都坐满了人。江里游艇往来穿梭，接送游客往返太阳岛。我从海岛走来，没觉出太阳岛是个岛，充其量是隔着南洪子的南岛子，广鹿岛对岸的登沙河。说是一条江，不过是一道小海叉子罢了。
游泳的人更少，也不过是在浅水里扑腾几下，没看见有人游往太阳岛。
我买了条游泳裤，在更衣室里换上。我把军装叠好，委托一位卖冰棒、汽水的大娘保管。大娘爽快地答应，也告诫我：“不会水千万别下水，每年夏天都淹死上百人。”我让大娘放心，下了台阶扑入江中，没换几口气游上彼岸太阳岛。
我仿佛站在一座大舞台上，欣赏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
我游回来换上军装，谢过大娘，只见对面围着一大群人。一位溺水者刚被打捞上来，遗体膨胀变形，有人拖过一领苇席苫盖。哥哥悲痛欲绝情绪失控，用手里的帽子发疯般扑打围观的人们。人们惊叫着四外逃散。我站在远处，却被死者的哥哥死死地盯住。突然，他像提着菜刀一样提着手里的帽子，朝我怒吼着猛冲过来。他眼睛红红的像疯牛，似乎认定我是把他兄弟推进江里淹死的凶手。
我曲里拐弯地逃跑，接连跃过几座高高的障碍物，才逃脱死者哥哥的“追杀”。
死者的遗体拉走之后，我像一只好奇的狍子，返回原处探究，仍莫名其妙。
我问那位大娘：“大娘，刚才死者的哥哥为什么只追我？”大娘说：“他看解放军水性那么好，为什么见死不救。”我问：“他弟弟是哪天被淹死的？”大娘说：“都半个月了，他心里有气，一时糊涂，除了解放军，他还敢赖谁？”
总政联络部孙处长作报告，介绍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台海形势。他是正师级，坐在旁边记录的干事是位老红军，据说军级。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王政委，介绍了对台宣传的有关事项。介绍优秀通讯员事迹时，孙处长问：“外长山要塞区的董太锋同志到了没有？”一恍惚，我以为关副政委让我站起来亮相，汗都出来了。
我站起来大声回答：“到！”孙处长说：“你们海岛题材的稿件很有特色，让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台湾和东南亚听众的一致好评，你上来介绍一下。”
我没有任何准备，硬着头皮上台，介绍海岛独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各种奇闻异事，敌情和海外关系等，讲了一个多小时，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我把短篇小说《小岛上来的鲁宾孙》复写完，委托女招待员交给邮递员。
她看了稿件地址，说：“我哥哥和你在一个海岛当兵。”我问：“你哥哥在哪个岛？”她说：“大鹿岛。”我说：“大鹿岛在丹东，广鹿岛在长海县，都有个“鹿”字。”她说：“招待所也有《解放军文艺》杂志，我等着看你的小说。”
会议结束，军区安排与会人员游览太阳岛。我已经上过太阳岛，来到火车站，坐到加格达奇的火车去林甸。即使林甸在地球上消失掉，我也要去把童年的美好记忆追回来！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王政委找我，又错过一次调离海岛的机会。
车上人很挤，幸亏会议组提前买票。车窗外是茫茫无际的大草甸子，间或一座座水泡子。一处处屯落像绿色大海中的漂浮物，都是泥土堆砌的草房。白色的羊群，像海里的鱼群，没出现一条狼一只狍子和一只黄羊。偶尔飞起一群丹顶鹤，很快被火车甩在后面。对面座是齐齐哈尔某工厂工程师，我们唠起了北大荒和辽南的不同风俗。工程师戴着厚厚的眼镜谈吐文雅，把一只脚从鞋里拿到座位上，用手指头抠脚丫子。每当他抠完脚丫子，都把手指头放到鼻子下面闻一闻。
妈妈曾经说过：你老舅用手抠完了脚丫子，放在鼻子下面闻，你姥姥怎么管都没用。我把此人当成了老舅，顿时拉近了距离。我问“老舅”：“为什么没看见野兽？”“老舅”说：“人越来越多，挤占了野兽的家园，因此越来越少。”
我努力辨认先辈们留下的足迹，感受他们的气息。时光是一座桥梁，四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座桥墩，承载一部沉重的历史。以前在地图上见到的地名：大庆、肇东、安达等车站，现在尽收眼底，列车仿佛在一比一百万倍的地图上隆隆驶过。车窗外掠过的每一座干打垒、每一棵树每一根羊草，似曾相识。车厢里的人们那么亲切，都是我家亲戚，“老酒糟”、左金堂、代春田等张老万屯人的后代。
四个小时之后，火车到达泰康火车站。“泰康”是蒙古族自治县，翻译成蒙文叫“杜尔伯特”。我查过历史沿革，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游牧民族后裔。当年爷爷带领一家人，从这里九死一生去往张老万屯，在大草甸子上和群狼决一死战。
泰康是我的傻五姥爷，赶着马车若即若离地在梦中萦绕。我三岁时，妈妈犯了头疼病。傻五姥爷赶着马车，拉妈妈到泰康看病。马见到狼受惊了，拉着大车狂奔。傻五姥爷被大车颠在地上，妈妈紧紧地抱着我，另一只手死死抓住车帮。傻五老爷在后面追赶两里多地，才追上大车。泰康还是一间大房子，悬挂一串串菱形牌子，一层层木匣子摞起很高。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泰康唯一一家药店。
几间小平房是泰康汽车站，还有几棵杨树，到还要坐一个多小时汽车。
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我恍惚若梦。先辈们曾经在荒漠的大草甸子上，为子孙后代创作了讲不完的故事。一群群凶残的恶狼呢？杀人如麻的土匪呢？席卷大草甸子的火龙卷呢？妈妈每当受苦受累受难之时，念念不忘林甸。自小，我们把林甸当成人间天堂。爷爷奶奶把子孙后代的命运从一脚踩出油的黑土地，拖进了辽南的沙窝子里。只有奶奶不说林甸和林甸人一句好话，不是人住的地方，人的脸色灰呛呛，没有血色和死人一样。尤其下雨天，在地上一踩一脚烂泥。
我们认为奶奶在欺骗我们，为了回老家赶海推脱责任。大雨过后的林甸县城，果然泥泞不堪。姥爷季霖庭卖唱的“十字街”上，被车轱辘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
县城民居大多是土房，自制的电视天线形同网织。瓦房弥足珍贵，楼房更是凤毛麟角。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奶牛，大街上污水横流。人们在起伏不平的街上骑自行车，就像鄂伦春人在大森林里骑马。太阳出来不一会儿，泥泞的路面上尘土飞扬。几十年来，林甸人都自嘲“洋（扬）灰水泥”路。“十字街”的路基铺设了几年，因为资金问题一直没灌沥青。街道两边的人们，戴着风镜打扑克。
我不知道姑姑家地址，到邮电局给在糖酒公司工作的老舅打电话。星期天没人接电话，只得大海捞针。我打听地第一个人就大功告成，他叫冷治国，和姑父是同事，领我去姑父家。到处烂泥，腥臭味儿扑鼻，和奶奶的描绘有过之无不及。
假如不是父亲辞去公职、我们沦落成农民后代，只冲雨后这一街烂泥，奶奶“回里城吃果木”“在海滩上骑自行车”的诱惑和选择，简直是英明无比。
姑姑家几乎就在我身后，仿佛我随意进到某家某户，都是姑姑家。我谢过冷治国，进到院子里。烂泥中卧着一头老母猪，十几头小猪崽挤在一起吃奶。表妹小五、小七迎出来，她们根据照片认出我。又黑又瘦的姑姑佝偻腰，跑出来惊讶地喊：“大侄啊，这老街头子你是怎么找来的呀？走丢了可咋整！”她把这里当成国际大都市了。大热天，姑父换上体面的呢子服从里屋出来，笑着和我寒暄，握手。他是脸谱化的那种人，好与坏都写在脸上，打眼一看就是个好人形象。
姑姑家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刚买的收音机，上面覆盖一块崭新的枕巾，正播送新闻：今年夏季，在松花江流域淹死的人数，争取减少到300人……
姑父已经退休，对我们很有感情。这里的人朴实憨厚，相处不费心思。
中午在姑姑家吃饭，芸豆土豆家常便饭。姑父姑姑九个孩子，生活一直困难，现在好了些。我带了六瓶风城老窖白酒，六盒高级糕点，还有六盒糖果。姑父善解人意，说：“这里不是你们辽南那边，只有王耕利一家亲戚。这里亲戚多，你除了老姨、老舅，三姨奶还健在，把礼物拿给他们。”我这才知道，拿十份礼物也不够。我也是刚刚发现，糖果的产地就是林甸，糖果厂也离姑父家不远。
下午，三妹妹和老姨的女儿来了。三妹妹面容憔悴，头发又枯又黄。她哭了，我也忍不住一阵伤心。晚上住在姑姑家，睡的不好，想了很多很多。
我早早起来，出了街门往北走，一不小心走进了向日葵地里。
姑姑家和老姨家有矛盾，都因为三妹妹而引起。姑姑让三妹妹给女儿看孩子，老姨不让。两家人都不管她，她写信向父亲求助，父亲又把信寄给我。两家人因此断绝了来往，姑父仍送我到老姨家。姑父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炎热的夏天还得穿棉裤。我提着沉重的礼物，和姑父走了一段烂泥路，中途绕过一座大水坑。
我见到的奶牛比见到的人还多，街上全是污水。我走每一步都要感谢奶奶，要不是当初她要死要活地把全家领回去，得一直生活在烂泥里，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县城。住在海边遭罪，也比生活在这里强上百倍。她才配称“猎人海力布”。
绕来绕去，原来老姨家就在姑姑家的后街。老姨家的地基较高，四间红砖瓦房，在县城里非常少见。院子宽敞红砖铺地，一座小花园里百花争艳，其中还盛开着月季花。要不是旁边的牛栏里也养了头奶牛，我还以为身在大连呢。
老姨迎出来，我们没有话，只相互看着。我离开林甸才四岁，现在快三十岁。姑父满面笑容主动和老姨说话，老姨骂了句“黄皮子”，姑父仍满面笑容。
姑父忍辱负重，陪我坐在屋里，没话找话。老姨哭了，一哭更像妈妈，走、坐各种姿态都像。她感慨地说：“我以为你当了军官，不怎么咋咋呼呼的呢。”
姑父告辞走了，我赶紧出去送。中午，又黑又胖、戴着墨镜的老舅来了。他不知道我来，一见面愣住了，问：“这是谁？”我给他敬礼，说：“老舅，我是您外甥。”他一把抱住我，一遍遍地说：“哎呀，怎么不提前告诉一声呢？”
老姨夫叫张宝林，任县商业局局长，兼任百货公司书记。我没见过他，他的名字在我们家，如同枣树上的干枣，即使到了冬天，也在树梢上顽固地存在。
街上进来个人，裤腿上沾着烂泥，我还以为是小西山的瞎保良子呢。
老姨夫骑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不上锁没有车梯子，随便往街上一扔。他没有架子，像在墙根下戴风镜打完扑克回来。他和老姨没有孩子，收养了三舅的两个孩子，加上三妹妹一共三个。不但亲属，左邻右舍都沾光，通过他买到了紧俏商品。他先领我到仓库，满屋子好酒让我挑选。出来，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
他说：“头几年县里搞《林甸往事》，广播和报纸天天宣传你爹。你爹当年破获了许多案子，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对他的结局深感惋惜。我和你姑父给你爹去过多封信，让他赶快来林甸，抓住机会恢复公职，可惜你爹一直没来。”
我说：“我知道我爹叫‘一根绳’，破获一起复杂的扎马案。”
老姨夫说：“那点事算啥？他的传奇故事多了。那一年省电影厂来了几个人，要把你父亲的经历拍成故事片，最后不了了之。你爹因啥不来？”
在一九七十年代末和一九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中共中央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发布十一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一九八二年底进入尾声。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告诉老姨夫：“文革初期，我爹就关注政治动向，为自己的平反做准备。他一是把握不准政治气候，再是凑不齐路费，三是家里脱离不开，未能成行。一直到您和姑父反复来信催促，他还犹豫不决，错过了恢复公职的机会。”
老姨夫说：“以前的有关文件中的‘三条’依据，你爹全部符合，现在还没过期。如果他还有这个愿望，大家一起努力，再来林甸碰碰运气。”
我说：“我回去之后，再做做他的工作，路费等不是问题。”
老姨夫告诉我：“我正在办你三妹妹的户口，一个星期之后就有结果。工作已经安排好，在县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如果她同意，在这里找对象成家。趁我现在还在职，把能办的事都办利索了。”我听了很感动，连声表示感谢。
老舅亲自炒菜，喝林甸特酿家乡酒。我和老舅拥抱，都落泪了。
晚上还是喝酒。电视屏幕上，换了新军装的仪仗队让我无比激动。
我八〇年回家，三妹妹去海上给我买鱼，一晃六年没见了。她在这里只算是一个佣人，早早起来做好全家饭菜。表弟表妹躺在被窝里，这个叫她拿衣服那个让她拿袜子。她一边答应一边掀开柜子，给这个拿给那个拿，然后坐在外屋地发呆。她撇下父母和兄弟姐妹来到这里，寻求这样的幸福？农转非又如何？
老舅家三个孩子来看我，七岁的小表弟看我没带枪，失望地哭了。
老舅是县糖酒公司经理，带我去他单位。泥泞的大街上，他威风凛凛地迈着鹅步，趾气高扬地和人们打招呼。阴暗潮湿的小砖房是他的办公室，几张桌子几把椅子，还不如小西山生产队会计室。我提出要去看望舅妈，老舅没吱声。
晚上到三姨奶家，她女婿尹凤林是县医院医生，和我握手，说：“长的和大哥一模一样。”二姑叫宋桂兰，曾和老叔爱得要死要活，这些名字耳熟能详。
三姨奶中风，把我拉到眼前仔细端详，断断续续：“你三岁时……你爷爷奶奶领你来……你走时……从门缝里面偷着往屋里看……一晃这么大了……”
老舅大为伤感，姥爷、姥姥、二舅、三舅活到今天，看到今天的场面多好。他喝的大醉，我半背着他，老姨夫在后面扶着，在没膝深的车辙中磕磕绊绊。
我说：“二舅和三舅都喝死了，你别这么喝酒了。”他很生气。
老舅家破破烂烂，舅妈到省城看病，今天回来。她光着膀子，惊慌失措地从炕上爬起来，怎么也找不到衣裳遮体。炕角，堆着一堆破棉衣。昏暗的灯光下，唯一的家具是地上一口破柜，用砖头垫腿。这是当年“土改”，农会没收财主邝守仁的财产，分给姥爷家的。天知道老舅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盖什么。
我劝老舅少喝酒，要顾家。他说：“不让你来你偏来，回去别跟你妈说。”
第二天，三舅家大表哥和表嫂、众表弟表妹等来看望我。我们小时候在一起
玩耍，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大表哥身材高大，憨厚，典型北方大汉，货车司机。
外号叫“大眼镜”的三舅，文雅善良睿智，已经去世几年了。
下午，我和老姨一起去看望三舅妈。她家地基深陷，我一进来，吓的院子里的猪顺窗台跑到炕上，越打越不出来。三舅只留下一大群孩子，家里更是一贫如洗。三舅妈才四十九岁，牙已经掉光了，像个六十多岁的瘪嘴老太太。
她倚在门框上纹丝不动，手指间夹着未燃尽的烟蒂，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漠然和沉稳，看着我慢声细语不紧不慢，说：“还和小时候一样。”她问了父母的情况，再用指甲捏着，坚持把烟蒂抽成灰烬。
她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似乎只为了抽烟才活着，老姨为她们操尽了心。
晚上，老姨家大摆酒宴，为我接风。老姨夫让人拿了五十元钱到买菜，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姑父没来，老姨家也没请。以往这种场合，姑父都是座上客。
三姨奶的大女婿老柏大姑父是裁缝，白白嫩嫩的小老头，耳朵透明。每当妈妈想林甸老家了，就念叨这些人的名字，我都耳熟能详，都是在往事中活生生地走出来。老姨说“老柏”像个“小佛”，在我的眼里，就就是个面人和玻璃人。
我小时候只缠他，他很喜欢我。他眼睛一眨不眨看着我，一句话不说。我只敬了他一杯啤酒，他很快醉得不醒人事，被女婿背了回去。老姨夫的一个部下海量，陪我喝酒。他上厕所，拉开我身后的立柜门往里面进，被我一把拉出来。
一位女经理一边抽“大中华”烟，一边和我连续干杯，她才是真正的海量。她对三妹妹的工作安排帮助很大，让我叫她“姐”。“姐”听说我没对象，马上托老舅介绍她十八岁的女儿。我说：“姐，我准备结婚。”她酸酸地：“你是计划生育好榜样”。老舅和尹凤林是发小，从一开始就斗酒斗嘴，相互揭短取乐。
二舅家大表姐住在张老万屯，来老姨家送大黄米。她见了我极其亲热，非让我到她家住几天。小时候有一次我回不去家，她把我送回去，我和姐姐叫她“小姐”。她很胖，走路不灵活，掉了一颗牙，一笑眼睛眯缝，看得出生活很苦。
我说：“我去看看就行了。”不到我出生的张老万屯，算不上回林甸。大表哥说：“我明天送你大姐回家，我们一起去张老万屯，到南碱沟割羊草。”
我很激动，迫不及待地对小表弟说：“给我找把大钐刀。”小表弟说：“现在羊草又稀又少，大钐刀早都用不上了。”我说：“用什么打羊草？”他说：“用镰刀。”县城家家户户养奶牛，都到南碱沟割羊草，都有几把镰刀。
小表弟拿来三把镰刀，我试了试，刀刃都很钝。我磨了一晚上，将三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老姨钦佩地说：“你和你爷爷一样，割羊草先磨刀。”
第二天午，我给二舅妈买了礼物。大表哥开车，我和两个表弟还有大表姐，去我的出生地张老万屯。大表姐夫以为大姐犯了迷糊病没回来，骑自行车前来接应。他是复员兵，见到我先敬礼。张老万屯越来越近，我也回到四岁之前。
姥爷家杀猪，我拿着用猪尿泡吹成的气球满炕跑。每当我调皮，姥爷就伸出被狼咬掉半截的秃脚掌，吓得我老老实实。邢头坐在两间房子长的大通炕上，用镩子镩苞米穗子。我们藏猫猫，他家的几个孩子藏进空空荡荡的大柜子里。
我们出去玩扔皮球，一伙人在邢家大草房房前，一伙人在房后，只有我扔不过房顶。天快黑了，我怕狼把我叼走不敢回家，“小姐”把我送回家。
父亲一回来，我拖着他的枪满院子跑，谁都要不下来。父亲把枪藏在柜底下，被我拖出来，对着炕檐打光了子弹。老左家大白狗疯了，被我从门缝里伸出小手枪，开枪打伤。大白狗往外跑，被骑马回来的父亲一枪击毙。
几个孩子用绳子拖死狗，雪地上留下一道鲜红的血痕。
深更半夜马叫，爷爷提了“老洋炮”和歪脖手电筒，出去上了草房。妈妈抱着我，顺窗户上小玻璃镜里往外看。房顶上一道雪亮的光柱射到街上，一对对狼眼睛绿莹莹发光。房顶上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巨响，那些绿眼睛顿时没了。
老叔把拖拉机开到街门口，把我抱上去，到屯后翻地。
我和姐姐上了老代家鸡窝顶，人群在房后翻地，“插红旗”“拔白旗”。
小猪倌屋里是托儿所，当老师的老姨躺在半截小炕上，把我当枕头。扎着绑腿的三舅把一网兜皮球撒在地上，我们一大群孩子疯抢。我只抢到白的没抢到花的，哭闹不止，老姨让姐姐把她的花皮球给我。
房后有条小路，一个戴礼帽的白胡子老头，拄双拐快速行走。
张傻子见人就傻笑。他老婆也是傻子，关在屋子里，从破窗户格子对着我们笑。她家姑娘坐在梯子上唱歌：车轱辘菜，马驾辕，张家的姑娘好耍钱。长大了，找婆家，找到南面老罗家！公公打，婆婆骂，小姑回来扯（扇）嘴巴……
父亲从区上带回一个小木头车，在地上拣起一匹麻栓上，我拖着往家跑。他带我和姐姐到树林子里用夹子打麻雀，用碳火炉子烧豌豆和麻雀。我和姐姐用锥子把墙扎个窟窿，隔壁代春田坐在地上，用炕席劈儿弹琴……
车进了屯子，满屯人都出来了。我以为爷爷当年得罪人，要拿孙子是问。
白发苍苍的“老酒糟”和左金堂等还健在的老人，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奶奶、婶子大娘们，从家里拿来了鸡蛋、鸭蛋和鹅蛋。
叔叔大爷和哥哥，扛来一袋袋大黄米。许多老人去世，当初的发小们都成了拖家带口的成年人。我泪流满面，和每一个人拥抱。屯里这家请那家拽，请我去吃饭。大表哥不住地替我解释，说明天就归队。否则家家户户都把我请一遍，一个月都走不出去。张老万屯是我的生母。小西山屯是我的养母。我的小哥哥站在人群中。大卡车过了张老万坟，人们还站在屯前，我不住地向后面招手。
南碱沟地域广阔，水土流失严重，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大草甸子了。有的地块退化成盐碱地，不但藏不住狼，更托不起“大鲫瓜鱼”的骨殖。仿佛以前的毛骨悚然轰轰烈烈，都变成了耸人听闻以假乱真。水泡子倒是不少，不知道哪是奶奶洗脸的那一座。还有一道道人工挖掘的水渠，如同小西山的台田，人们在上面种植羊草。一座座羊草坑藏不住一只野兔，不知道奶奶遇险的是哪一座。
远远近近唯一的一座榆树墩子，当年，爷爷一定在这上面烤过黄羊。历史转瞬即逝，只留下一个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割草是我的拿手好戏，一个人顶一群人。草捆堆和大卡车仅隔一道水沟，每个人拿了一捆草，就像走马灯，绕一大圈放到车上。我让大表哥站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把羊草捆扔过去，和玩一样。
以前，我对父亲那些传奇经历半信半疑。他把我们带到临河环海、出门就是沙岗子的小西山。他身上没有半点小分队、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影子，倒像“小炉匠”。这次回林甸，我丰富了对家史的了解，认证了父亲的种种传奇经历。
当年爷爷从旅顺监狱逃出来，带全家闯到北大荒边外大草甸子。他在狼窝虎穴里杀出一条血路，九死一生来到张老万屯落户。一把大钐刀打光了南碱沟的羊草，一把大火将几百条恶狼烧成灰烬。他和奶奶凭着精明算计、勤劳和智慧，在黑土地上稳稳地扎下脚跟。辽南人的精明勤劳和狡黠，和朴实憨厚单纯的边外让形成强烈反差。十四岁的父亲执着叛逆，逃离重重樊篱，到大营子秘密抗日学校学习。他嫉恶如仇，和狡猾的花脸狼斗智斗勇为民除害，为保护红颜知己黄草叶和王青山分道扬镳，决心以杀敌报国的实际行动，向先生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他初出茅庐出手不凡，处死仇人、大汉奸鲁义朗。他杀日本鬼子绝不心慈手软，受到“军长”贾振天的赏识，临危授命被委任为“四十三军军长”。他恪守承诺、追杀叛徒刘小脑袋之后参加抗联。他出生入死辗转到苏联，经过惨绝人寰般的脱胎换骨。他成了抗联特别旅的一名特种兵，并在异国他乡获得了爱情。
他在空降丹城战役中立下了功勋，将累累血债的麻生太郎大卸八块。他担任丹城卫戍副司令员，在锄奸防特、恢复社会秩序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协调与苏军的关系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日军遗留武器。
他蒙受不白冤，受到不公正对待，多次面临生死考验，始终对党忠心耿耿。他被迫打入匪巢做了一位无名英雄，想方设法为我军送出情报，对消灭顽匪谢文东起到关键作用。部队转隶南下，档案丢失，他的军籍和党籍得不到承认。
在恢复身份和名誉过程中，他与死神多次擦肩而过。他是省公安干校第一批学员，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展示了超常的刑侦才能。
他学成后任编外特派员，连破大案要案，都因“历史不清”没能东山再起。就在他大展宏图之时，陷进家庭的泥淖，成了现在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民。
让我百思不解的是，从未马失前蹄的父亲，竟被爷爷一洋炮轰下马。爷爷对他骂一声“妈拉个巴子”，他就像执行首长命令，坚决执行。爷朝他扔块土坷垃，比手榴弹都有杀伤力。叔叔姑姑感情上的事，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姥爷梦中欠钱弄假成真，“老酒糟”乱点鸳鸯谱父亲和妈妈成亲。妈妈十四岁嫁到董家做受气媳妇，为什么不离开。每到关键时刻，都是妈妈给父亲指出正确的道路。
我离开林甸那天，老姨、老姑、三姨奶家几十个人到公共汽车站送我。
老舅带着小表弟，坐火车亲自送我到哈尔滨。在省城，我们来到一家饭店，我要了四个菜。我怕老舅喝醉，照顾不了七岁的小表弟，没要白酒。买不到哈尔滨啤酒，我要了六瓶肇东啤酒。老舅出去，买回一瓶白酒和一包卤肉。
没等我要只盘子，老舅已经把纸包在桌子上摊开。我发现切的大一块小一块的肉块上，残留着不少猪毛。老舅对别的菜一口不动，只吃卤肉喝白酒。
老舅觉得不够劲，又要了一盘小尖椒炒肉。八月的哈尔滨早晚很凉，中午闷热。小饭店被肉炒小尖椒的油烟弥漫，呛得客人们睁不开眼睛，不住咳嗽，有的往外跑，还有的进行谴责。老舅脸一板：“我花钱买得意，你们能咋的？”开始我也忍着，服务员端上小尖椒炒肉，也跑到外面咳嗽。老舅喝了一瓶白酒，我喝了六瓶啤酒。我小学二年级，学过课文《一个粗瓷大碗》，讲的是抗联英雄赵一曼的故事。我们带小表弟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遗憾的是今天闭馆。
老舅慢吞吞地低头走路，偶尔抬眼看一眼过往行人，始终一言不发。
我问：“老舅，你想什么？”他说：“没想啥。”我问：“你怎么不说话？”
他问：“说啥？”我说：“你在老姨家怎么那么多话？”他说：“我想你姥爷和姥姥。”自从姥爷和姥姥去世之后，老舅天天喝酒，一喝就醉，醉了就哭。
我们到火车站买票，已经没有座位，买了张站票。晚上十点钟发车，还有近九个小时。我让老舅回林甸，他非要把我送上火车。在我的再三催促下，我们走了几家旅店，全是“客满”，只在一家旅店的走廊里，住上一张加床。
吃过晚饭，暮色降临，整座哈尔滨市灯火辉煌。临上火车之前，老舅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全部数完只有十三元钱。他说：“把这点钱给你妈。”我坚决不要，他也没再坚持。火车开动，我突然有了预感，此生再也见不到老舅了。
火车上的乘客特别多，坐位下、过道上、厕所里、行李架上都是人。
地面上尿液横流，从行李架上淅淅沥沥地淋着尿雨。我一只手抓住挂衣钩一只手抓住行李架，一条腿金鸡独立一条腿悬空。我以优美的姿势挂到沈阳。天已经亮了，乘客下去大半。我刚在座位上挂个角，就被一樽无情的大腚挤下擂台。
火车到鞍山我刚有个座位，上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我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她。我索性来到车门处，站到瓦房店下车，已经上午九点多钟。
姐姐在单位请假，骑自行车接我。在两洞桥下，我遇见乡文教助理、我的老师李绍兴。他告诉我：“王振加家的三姑娘考上了，你小妹妹高考落榜。”
她的《农家屋檐下的鸽子》等两首诗发表，被“没有围墙的大学”录取。我和姐姐、大妹妹是林甸张老万屯生人。我的另两个妹妹和弟弟是小西山生人，在地域文化上算同父异母。头几天，老叔骑自行车到瓦房店，买完摩托车零件。
老叔怕登不回去，把自行车放在姐姐家，坐汽车回家。他的自行车全用废部件组合，既轻灵还不出故障。我把老姨夫带给父亲的六瓶“林甸特酿”、姑姑给爷爷奶奶买的绿豆糕绑在自行车上，三个小时骑回小西山。我向父亲介绍了林甸的情况，他知道三妹妹落下户口并安排工作，如释重负：“我放心了。”
提起恢复公职的事，父亲不以为然，说：“你这次去林甸，知道我的历史不是伪造，就是为我彻底平反。我的预备党员已经履行转正手续，就是恢复了公职。有你这个儿子，我这辈子值了。我已经二次入党，还去黑龙江干什么？”
我和父亲赶着老牛车，到北边子整地种冬小麦。老牛迈着坚定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田野。原生产队场院上，董云照大叔在晒高粱。与我家毗邻的董云富家责任田里，冬小麦已经出苗。上午整完地，下午播种。父亲赶犁，我滤粪、踩格子，爷爷捻种，不到傍晚种完了冬小麦。王家三姑娘考上中专，高兴了不到半天，以讹传讹没被录取。三婶带女儿去县招生办查询，也没有结果。
我把收音机挂在后院榆树上，一边听歌曲一边扒苞米。爷爷那么大岁数，整天起早贪黑，我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活干完。老叔前几天和奶奶在街上吵架，招得全屯人看热闹。大堂弟准备当兵，年龄大没让体检。他在家里什么活不干，见面就和老叔吵架。他一气之下到大连当临时工，回来后趾气高扬。人们都说，幸亏他出去了。在家里也是害群之马。奶奶过生日，老叔拿一元钱买东西，还说拿多了。我去永宁买肉回来包饺子，给奶奶过生日，把老叔请过来喝酒。
在饭桌上，老叔骂爷爷奶奶，遭到我的斥责。他说：“我儿子骂我动手打我，他对我这样，我对我爹我妈也这样，一辈传一辈……”我厉声说：“你为什么不把好东西往下传？”他讪笑两声，拂袖而去。爷爷耳聋没听见，奶奶哭了。
三姑娘整日不见人，突然得到消息，又被县师范录取，高兴得手舞足蹈。
家里的活有了眉目，和弟弟去成军家帮助秋收。他家树上全是苹果，还偷别人家苹果，口碑很不好。外甥又白又胖，像在炕上放个大白面馒头。他爸爸对他说：“快点长大，长得高高大大，打他们些逼养的！”我一句话没说。成军与其说叫我来帮助除地瓜，不如说拉着我炫耀。他领着我到菜园、果园到处转。
男女老幼都望着我，我不愿意做他的幌子。我和弟弟帮他除完地瓜，乘着月色回家。家还是这个家，我们长大了，老人们老了。我想起以前那些窘迫的生活，躺在炕上感慨万分。家将往何处去？一个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我已心力交瘁。
弟弟妹妹们闭着眼睛朦朦胧胧，找不准人生方向。
我手拿精准的“前程定位仪”，和笨驴掉进井里一样黔驴技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