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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瓦房店下火车，又坐公共汽车去永宁。一对男女坐在后面座位上亲昵，已经看不出谁是乡下人谁是城里人了。女的戴着一副眼镜，像是有点儿文化。汽车对号入座，他们坐了别人的座位，非说后上来的人“先来后到”。他们的行为遭到了全车乘客的谴责，只好乖乖地让出座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汽车到了永宁东大桥车站，几个乘客怕到终点没有座位，提前在这里坐回头车。
上来一位身材高大的姑娘，座位坐不下，只能低着头弯腰站着，应该是专业
运动员。她说：“董老师，我是范恩华，你教过我。”我恍然大悟，她是范华举的小女儿，上学时坐在后排，不愿意说话。她高大强健，在中学时被选送到省女子排球队，经常参加国内外比赛。她对我很崇拜，又不善于表达。我勉励她好好训练，争取打出好成绩。我在永宁大集提前下车，见到了老叔和老婶。大表妹桂云的对象王守安今天回盖县老家，他们都来送行。公共汽车来了，王守安又不见了踪影，老婶老叔急得团团转。老婶看见大妹夫成军，为我俩介绍。成军果然一表人才，不但像朱时茂而且胜过朱时茂。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骑自行车载我回家。
我问他：“你在结婚之前怎么没了音信？”他含糊其词地说：“我摆地摊和公安打架伤了人，赔偿三百元钱才出来。”事到如今木已成舟，我没再多问。
仲夏的家乡，让我想起毛主席的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光是一条平坦笔直的乡路，两边绿油油的白杨树，足矣。此时此刻，我真想高歌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我们进到院子里，妈妈在屋里看见，高兴地迎出来：“犊子回来了！”我问爷爷和奶奶哪儿去了，妈妈说爷爷在西北边子拾草，奶奶赶海没回来。我照样没进屋，先去沙岗后把爷爷的草挑回来，再去北海接奶奶。
我在集上买了肉和菜，晚上请太有大哥和他北京的表弟喝酒。太有大哥发了大财酒量大增，一边喝酒一边“腾腾”排汗。据说他喝下的酒全变成汗，是百喝不醉的“酒漏子”。老叔一边喝酒一边搬弄手指头看手相，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只大手，标上符号，为太有大哥扫兴解酒，都是“破财、丧门、有重孝戴”等凶兆。他的这套法术，是我一个同学教给他的游戏，被他当成预测凶吉的法宝。
我脱下军装，换上父亲的一身破衣服，起早贪黑下地干活。我见了人先问候，遇上老人挑东西，帮助挑回家。遇见头发长的人，掏出理发推子就地理发。我不想让人背后议论，说穷小子翻身鸡毛腚二两。我每天晚饭都陪父亲喝酒，听他磕磕绊绊地说着车轱辘话。地里得庄稼长得好，老人身体和精神都好，大妹妹已经结婚，鸡鸭鹅狗六畜兴旺，园子里的菜也不错，就差我还没有对象。一想起李绒花，我心里就有了底。家里的大蒜没长好，姐姐在县城买了一辫大蒜拿回家。
小外甥女很可爱，倔强任性，父亲用小车推着满街走。二堂妹荣子的孩子也在这里，小家伙好生闷气。家里并非因为我提干一好百好，老人们一天天变老、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问题越来越多。大妹妹是小学民办教师，两口子没有房子，住在家里。弟弟不想在干农活，又没有出路，处境水深火热。人在此时最经不住讽刺、挖苦、训斥，需要安慰和鼓励。我和弟弟谈了一下午，他很受启发。
妈妈的病好了，繁重的家务活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白天做饭喂猪照顾菜园子，晚上又得哄外甥女睡觉。除此之外，还要应对周围一群搬弄是非的长舌妇。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小学校方向传来熟悉的鼓号声。尽管不堪回首，我仍深深怀念童年和少年时代。三个堂弟早已辍学，也穿了新衣服带了午饭，欢天喜地去永宁过儿童节。老婶怕让学校老师看见丢人，让他们晚点儿走，他们非跟在队伍后面。出了盐场之后，学生们随意走路，只有他们仍庄严地齐步走。
我光着膀子，一大早扶犁杖在地里趟豆子。父亲怕我失身份，让我穿上军装。我在家里什么样现在仍什么样，装腔作势才丢人。校长董太元退休了好几年，老态龙钟像个老寿星，棱角已被岁月磨平。我们已经七年没见面，谈了些往事。
大妹妹婆家小叔小姑多，两口子回去，只能住在承包前的生产队仓库里。
我和弟弟骑自行车到她家，关门上锁。他们在责任田里耪苞米，地头放着水杯，饭盒里放着炒黄豆和水萝卜。他们肩并肩一边耪地一边亲密地谈着什么，大妹妹已经怀孕。她们见了我非常惊喜，马上回家。大妹夫带我参观菜园、果树，讲述他的宏伟规划，还得经过风雨洗礼，一棵棵果树才能结出红彤彤的果实。
屋子里面太暗，像进入坑道，除了没人要的破犁杖等农具，没有任何家具。
墙角堆放着一堆烂葱，就像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无声呻吟。宽敞外屋地中间放着一盘集体时期的大磨，我围着磨盘一连翻了一圈跟头，倒是个练武的好场地。
妹夫尽最大努力，做了几个简单的菜。吃过饭，我带了礼物，去后趟街看望大妹妹的公婆。公婆已病得起不了炕，一大群孩子倒是有模有样。
公公是煤矿工人，上了两年班养了一辈子矽肺病，把肺养成了蜂窝煤和蜂鸣器。他先狂喘几口攒足气，向外艰难地输出三个字：“你、哥、呀……”
接着，他艰难地喘息，如同管弦乐队演奏，又像做拔丝地瓜拔丝。
婆婆也病病殃殃，家里的日子如同世界末日。
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一边发泄不满，一边说些庸俗的笑话取乐。
我除了帮家里干农活，还要去山上海上，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
沙岗后、南海底，西山砬子、青石线、三块石、石门沟等，是我不会说话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是我不会说话的发小们。我每次回家，山上的大树都减少，也得知某个叔叔大爷身子大娘去世的消息。
我每天一早起来，必去西沙岗子。那熟悉的景物，亲切得像见到郝文章太全丫蛋和小恩子。儿时的朋友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儿时的乐园、美好记忆，被大风刮得不见了踪影。仅存的几掊黄沙和几棵小老树，难以承载小西山的历史。
“初一十五正晌干”，那天是晌午潮，我和大妹夫、弟弟来到北海，潮退一半。“三块石”像三个小西山少女，羞羞答答聚在一起，拉一把一筋筋。
我在浅水湾捉了几条小鱼做诱饵，趟水来到“三块石”上面，甩钩垂钓。鱼钩一拽，我一抖鱼竿往上一甩，一条沉重的黑刺挠鱼被钓上来。有的鱼刚要吞钩被我甩上水面，又“扑通”一声掉进海中。钓上鱼的时刻无比惬意，鱼脱钩掉进水里，让人失落惋惜。有的鱼被鱼钩死死钩住，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我摘下一条鱼挂上诱饵，刚把鱼竿放在“三块石”上，被鱼拖进海里，越来越远。我下海游泳抓住鱼竿，和水里的大黑刺挠鱼进行拉力赛，可惜刚上来就脱钩了。我要是和李绒花成了，一定带她到大流里拣海螺，到“三块石”钓鱼。
我钓了半筐黑刺挠鱼回去，妈妈炖了一锅茄子。我就着金黄的苞米饼子，吃得肚子滚圆。王振加家三婶说：“董云平刚从部队复员回家，说吃饼子拉嗓子，他爹到集上卖苞米给他买细粮，就你会说话。”我说的都是真话，没人相信。
海秧菜爆海。大流两侧，海秧菜绊腿绊脚。有墨绿色的大叶菜，绿绸子一样的窄叶菜，扯丝挂缕的“海丝挠子”。我和大妹夫、弟弟下到没膝深的海水里，用海秧菜刀只拽几下，就装满一大筐。我们把一筐筐海秧菜堆在石炕上，堆成一座小山。涨潮，我们把控干水的海秧菜运到岸上，晒满了山坡和长长的海滩。
落日之前，海秧菜晒得焦干，用手一搓成了粉末。父亲赶来牛车，停在山上。我们把干海秧菜装满一条条麻袋，装车拉回家，赶两潮就够猪吃一年。
人被时间拖着跑，鱼竿被鱼拖着跑，抢在前面才能抓住机遇。
小西山人和岛上的人都拭目以待，看我能找个什么样的媳妇。窗外的枣子一树青绿，我摘下一颗放进嘴里，品味童年的青涩。小时候，爷爷刨掉一棵枣树苗扔在街上，被我拣回来，和妈妈一起栽在窗外，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枣树，覆盖半座厢房。过了八月十五，一树又脆又甜的红枣，沉甸甸地压弯枝头。坐在里屋窗台上，伸手能摘下一把枣子。伸到西院老叔家鸡窝上的枣树枝，只剩下叶子。董千溪闺女嫁到盛产苹果的李沟，无比优越。他家老太太说：“躺在闺女家炕头上，伸手就能摘下苹果。”当时我一边咽口水一边担心，睡觉时千万别让苹果掉下来，砸了脑袋。一恍惚我和梦中佳丽坐在窗台上，伸手摘下红彤彤的果实。
老叔街上一排高大的杨树，是我和父亲所栽。猪圈墙外两棵大枣树，是我亲手所栽，分家后成为老叔家的财产。生活如同一泓静水，平稳如镜。谁家偶尔产生一点小风波，很快就会平息。小西山人的祖祖辈辈，春种秋收薪火相传。
家里再穷我也不愿意离开。即使我有了自己的家，这种感觉也不会改变。妈妈本想让我在家里多呆几天，又怕我晒黑了姑娘看不上，让我明天就走。父亲一遍遍地说：“不小啦，个人的事好定啦。”我更着急，恨不得立刻见到李绒花。
回家时大包小裹拿不动，回去时两手空空一身轻松。
到了姐姐家，晚上和姐夫吃螃蟹喝啤酒，推心置腹进行长谈。人有三个家庭，一个是社会的大家庭，一个是个人的小家庭，一个是自己的心灵家园。在社会上我们别无二致，在小家庭中尽职尽责，个性上彼此包容。我谈了李绒花的情况，
姐姐说：“大连外语学院毕业那个姑娘在大连宾馆工作，爱好文学。”“爱好文学”如同高山流水，以此觅到知音。除了李绒花，任何姑娘我都不看。
在火车站，一个人手持介绍信要钱。一个孕妇要生产，满头大汗坐在椅子上，丈夫急得手足无措。值班主任过来，一边说笑一边慢悠悠地打电话要救护车。
在火车上遇见董云平，他去普兰店接孩子。没有座，我们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不知不觉火车到了普兰店。十点四十分火车到达大连，我跑出火车站。
我在站前旅社接待站，拨通了电话，狂跳的心，如同话筒里面的忙音。身后一位老头催促我，仿佛正在热恋。我跑到部队招待所，拿起电话一拨就通。
一个男的接电话，我叫他找李绒花。她接电话：“喂？哪里？”
她的声音很轻，像遥远山谷中的回音，高深莫测。我说：“我姓董，刚下火车。”她平静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有事。”
她笑了一下说：“好吧，晚上六点半钟，我们在动物园门口见面。”
徐林莽到招待所找我，请我看电影《祸起萧墙》。他老乡已为他发了调令，到后勤部任新闻干事，我以“麻木”的名义，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电影场遇见“大粪情”，他通过关系调到大陆，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我低头不住看表，电影没演完回到招待所。我在家里天天干活，很疲惫，躺在床上也睡不着。招待所和动物园只隔一条马路，我提前十分钟来到门口。
我用眼角余光观察，背着挎包的李绒花，款款地走来。她身材适中稳重大方，不庸俗不华贵，高雅的气质涵盖一切。我装作在看铁栏杆上的科普宣传画，她在我身后轻轻地喊了声：“小董”。她见到我的第一眼就说：“你晒黑了。”
我说：“我掉进了阳光浴池。”我俩边走边谈各自的兴趣和爱好，见花谈花见草说草观星赏月，谈时事政治理想抱负人生哲理，虽然相见恨晚但是一见钟情越谈越投机。她大方诚挚，有思想有见解。她喜欢倒背手走路，像女中豪杰。
我们来到火车站前小花园凉亭里，在紫藤下，我谈了个人经历。在我见过的所有姑娘当中，她哽住了，半天才说：“你能走到今天，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形容苍白，说上天恩赐也高抬了老天爷。你不是用石头磨锉，是用骨头磨练心志……”我心里一阵阵发烫，忍不住说：“真是知我者乃李绒花也。”
有的男人为了赢得女人芳心，夸大苦难经历，被讽刺为“痛说革命家史”。我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我可不是痛说革命家史。”她一针见血：“你既虚伪虚荣，也真实真诚。”起风了，扬尘迷了她的眼睛。她打趣说：“这风是你带来的。”
我说：“我是个不祥之物。”她说：“无风不起浪。”我说：“有风浪头百丈高。”我说高玉宝，她说崔八娃。我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她说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我说沉舟侧畔千帆过，她说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在学校教学时，看《参考消息》时，记住几句话：你想变得健康吗？那就跑步吧；你想变得聪明吗？那就跑步吧；你想变得美丽吗？那就跑步吧！此时不卖弄更待何时？她问：“出自哪里？”我说：“不知道。”她说：“这段话刻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故乡，希腊山岩石上。”
我们谈论什么话题都能说到一块儿，相互补充，进入到新的境界。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我俩更觉得相见恨晚。我曾经在北京街见过一位姑娘，她仿佛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试探：“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也仿佛知道她要说什么、想听我说什么，顺着她的话题说：“去一趟伟大的首都北京。”
她掩饰兴奋和满足，说：“已经到了，这是北京街，我家住在小巷里。”
一个老中医，为一个二十三岁的女青年接骨产生爷孙恋，婚后被市民围观指责，玻璃被砸，住在她家旁边。她说：“这属于个人选择，别人无权干涉。”
我们约好明天的见面时间和地点，她要送我倒公共汽车站，因为社会治安不好，被我坚决谢绝。我们恋恋不舍地分别，我没有公共汽车，走回招待所。
夜深了，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仍无法确定，她是不是我苦苦寻觅的姑娘。这个在“马路边拣来的姑娘”，盗走了我的睡眠。此时此刻，她一定和我一样。
第二天，广鹿几个人对我说：“她挺好，你别再朝三暮四了。”昨天，我和李绒花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大家都说她好，我感到很得意很踏实。
天要下雨，我给她打电话：“下雨在公园商店见面，不下雨在老地方。”她说：
“我和领导请假，下午历史课可以不去，我们可以呆一整天。”天马上放晴了，一定是受到了我们心情的影响。她迟到五分钟，我比在海港内等了徐林莽五个小时还难熬。她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我委托在在市图书馆工作的同学，搜集你发表的文学作品，好几篇我都看过。”她谈起“高三连”、“北小圈”、“八月十五吃月饼”等如数家珍。我说：“我只有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小说，才算小说。”
公园里正在举行牡丹花展，也举办“恋人展”。一对对恋人汇入花的海洋，是一丛丛移动的牡丹。我情不自禁吟诵：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我半开玩笑地说：“我。”李绒花开心地笑了。那个宾馆姑娘我不看了，所有的姑娘都不看了。
中午在渤海饭店，我要了三个菜四杯啤酒。她喝了半杯啤酒，成了人面桃花，试探：“你对以后有什么打算？”我用食指的诗回答：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她感慨地说：“坎坷和挫折没磨平你的棱角，非我莫属，愈锉愈坚。”
我惊奇地说：“这八个字是我的座右铭，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在你的人生经历中解读出来，可以断定，你此生注定不凡。”
时间真的不是个好东西，早该遇到的人不是失之交臂，就是姗姗来迟。快到灯干油尽之时，它才随意把你们往一块儿捏合完事。失去的，只能算你倒霉。
在人生接近中午十二点的时刻，我如同蛰伏在淤泥中的胖头鱼，终于盼来了涨潮的时刻，“哗哗”的潮水让我亢奋儿自信。我给卫科长打电话，汇报和李绒花的情况。他说：“只要姑娘认可，你要速战速决，归队时把她带到岛上。”
他又告诫我：“凭我的直觉，姑娘的素质和年龄不成正比，你尽快弄清她的真实年龄，免得被动。如果她的年龄比你大三到四岁，也是不二选择。”
那天中午吃饭，李绒花要了三杯啤酒，两元钱的菜，一盘包子。她说：“我为什么点这几个菜？”我解读：“三杯啤酒是三碗不过岗，你想把我留住。两个菜，是让我别再三心二意。一盘包子，是鼓励我不蒸包子争口气。”
她说：“你太聪明了，你的心水晶般玲珑剔透，思想和大海一样深邃。”我狡黠地说：“我还是个老油条，你千万别上当。”她说：“我求之不得。”
火车站里静悄悄，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她说：“我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在一起，找我的老师划字，他划完字之后说我俩很对脾气，一生幸福。”
我说：“你太认真了。”她说：“我一直在苦苦寻觅那个属于自己的人。”我说：“你找到了吗？”她没正面回答：“我见识一个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人。”
我揣摩她年龄绝不会比我大，卫科长纯粹杞人忧天。在她家门前小巷里，我们告别前都往前倾了倾，差点儿拥抱。她小声说：“只要我们确定了关系，怎么都行，否则怎么都不行。”回到招待所，我细细咀嚼她的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个表情和动作，刚要睡个踏实的好觉，有人敲门。我出去一看，李绒花站在门外。
快过端午节了，她给我送粽子和鸡蛋，还有她小外甥女送的杏子，说“送给解放军舅舅的”。我感动的无所适从，送她去汽车站，把她送到家门口。
分别时她说：“粽子是糯米，粘人，不是大黄米，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怕咱俩的事黄了。”她深情地说：“遇上你真是天意。”
第二天还在火车站，我们仍坐在坐过的长椅上。
她心事重重欲言又止。我问：“你怎么不说话？”她说：“我喜欢的人一是有志气，二是有志向，三是军人。”我说：“热烈祝贺你全遇到了。”
她娇嗔地看了我一眼：“美得你，你的标准呢？”
我想起卫科长的话，戏说：“只要你不比我大，百分之百满意。”她平静地说：“我三十一岁了。”姑娘考验意中人时，都正话反说。我说：“你八十一岁我也愿意。”她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我：“真的？”我点了点头。
她从挎包里拿出工作证，我认真看了一眼，她确实比我大两岁……
我不认识一样愣愣地看着她，完全忘记自己刚才的承诺，一段爱情佳话变成神话。她顿时变得可怜巴巴结结巴巴：“我骗取了你的感情，对不起……”
我俩走出火车站，谁都不说话。我对卫科长钦佩得五体投地，他和仇主任一样，对问题的判断就像拿破仑判断敌情，一眼能看透山背后的敌人在干什么。
李绒花脚步拖沓，没了半点风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劳动公园，坐在僻静处的长椅上。她的一缕头发，在我的肩上抚来抚去。我下意识地往外挪了一下位置，原来是一缕垂柳。我打破寂寞，刚说了句“客观存在……”她放声大哭。
此时她不需要任何安慰和怜悯，要么离开要么接纳。我在两者间徘徊，实难抉择。天黑了，我俩来到斯大林广场。火焰松下，爱情之火熊熊燃烧，恋人们忘情地拥抱，亲吻。我俩形同路人，默默地坐在长椅上吃冰棍，我的心凉到底。
还是她家门口小巷里，我们默默地站着。她仿佛自言自语：“我只比你大一年零三个月三天。”我想起卫科长的话，心里一动，差点儿把她拥在怀里。
她抬起头，眼睛里充满渴望。这一岁零三天，变成里我俩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我拥抱她的念头，也变成远处快速掠过的汽车灯光，在心里一闪而过。
她站在那里没动，我也没挪步。与其说等待我答复，不如说“判决”。
她喃喃地说：“小刘让我隐瞒年龄，我妈比我爸大三岁，根本看不出来。领导特地给了我三天假，我想明天给你一个惊喜，唉，现在变成了嘲弄。”
我犹豫半天，答应她明天早上八点钟，还在动物园门口见面。
她悲哀地说：“有不寻常的开头，就有不寻常的结尾。你说我是你在马路边拣来的姑娘，果然，你又把我送回到马路边上。老天爷呀，但愿你能……”
梦中佳丽……知音难觅……老处女……月季花……青春洋溢……
电视里，播放模范共青团员张海迪的感人事迹，让我惭愧。人家心灵美，我为什么在个人问题上如此挑剔？假如我找一个残疾人做妻子……人因为简单才复杂。看了电影《没有字的信》。我的个人问题，也是一封没有字的信。
这一夜，暖锋和寒潮在我脑海中激烈碰撞，快到天亮也拿不定主意。
第二天我没出去锻炼，吃完早饭，默默地站在窗前。对面动物园里，传来老虎狮子的晨啸和鸟儿们的聒噪。她肯定不能来了，即使来了我也不出去。
但是，她和第一次约会一样，提前五分钟来了。她等了四十分钟没等到我，终于走了。我刚要打电话联系别的姑娘，她义无返顾地穿过马路，走进了招待所。
我出了房间跑到顶层，顺窗户往下看。李绒花一无所获地走出招待所，仍回到动物园门口。她把痛苦和失落藏在心底，如同一樽坚贞的雕像，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深深敬畏。我大概真的是她千辛万苦才寻觅到的那个人，不到最后绝不放弃。一种力量牵动我的脚步，迟迟疑疑地走出招待所，来到她的身边。
她不卑不亢地说：“我没有奢求，只为说一声再见。”转身走了。
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看见马路对面有人指指点点，只好跟上她往前走。我们来到劳动公园，坐在长椅上。我们刚说了几句话，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年龄大了一点点，就是你放弃的理由吗？等你后悔了，想找我也晚了……”
我一遍遍地说：“你给我点时间，我再考虑考虑。”
她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在大街上漫无边际地走着，无话可说。她已经变得陌生，连扑在我脸上姑娘特有的气息，也难以冲动。年龄是一道鸿沟，现在，又多了怜悯和同情两座天堑。我们又回到动物园，她的心情好了许多。
当年我十二岁到大连远足，第一次到动物园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热带鱼的展厅位置是一座大笼子，猴子们在里面上蹿下跳。两丛日本青竹变成几棵干树杈，上面也蹲着几只猴子。我们走到孔雀笼子前，李绒花说：“我在大连长这么大，从没见过孔雀开屏。”我说：“你笑一笑，孔雀肯定开屏。”她勉强地笑了一下，一只孔雀开屏了，抖动翅膀尽情示美。我说：“这是个好兆头。”她说：“但愿如此。”另一只孔雀也开屏了，她笑成了一朵鲜花：“我太荣幸了！”
我们又开始谈天说地，但是，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再未出现。她一个接一个地打哈欠，我也被感染，也一个接一个地打哈欠。她说：“我不来找你，你不出来见我，我走了，那该多好。我自讨苦吃，自己不得安宁也浪费你的时间。”
她偷看我、我偷看她，都不好意思笑了。她感叹：“还是男人心宽。”
我仔细端量，一夜间她的脸变尖了，眼睛显得更大。她问：“你为什么又出来见我？”我怕她激动地放声大哭，小声你太让我失望，我冷静下来了。”
我无地自容，终于低下高傲的头。
她叹了口气：“你应该叫董泰峰，泰山的泰高峰的峰，有主见。”
她忍不住又哭了：“你别以为我的感情廉价，实际上你离我的希望相差很远。真是没趣，我为什么在你面前这么软弱？真是丢尽了人，恨死自己了。”
我愧疚地说：“我想挽回。”她说：“在你面前我是个弱者。你走吧，我还有工作。”我和她约好：“明天早上，我们八点钟在老地方见面。”她说：“从七点钟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我们家里没人，到我家去吧。”我想了想，说：“我们还是到动物园去吧。”她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我们快进化成动物了，我听你的。”
岛上许多干部战士没到过警备区机关，我轻车熟路，他们有事都由我代办。
后勤处张处长在大连发生车祸，我到警备区去拿《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
十五路公共汽车人太多，排了很长时间队，到了警备区已经下班了。一群干部走过来，其中一个说：“他叫董太锋，才华横溢”。幸亏我事先打了电话，那干事在等我。我拿了《证明书》，翻看《前进报》，上面有我一篇稿子。那干事正在打电话，不耐烦地说：“你怎么还不走？”我认真说：“这上面有我一篇稿子，我看一下就走。”他不屑一顾，说：“那张报纸给你了，你撕下来走吧！”我“哗”地撕下那张报纸，冷冷地说：“我就会调来，我们走着瞧。”他装作没听见。
除了我常住招待所，还有处长的遗孀。大嫂在大连没有房子，带女儿长住“403房间”。下岛或上岛的官兵和家属，都把她这里当成落脚之处，没事过来坐一坐。
入住或退房的人们，像从海上爬上楼梯的螃蟹和随潮水退回大海的鱼群。
我成了土著，许多官兵以为我是招待所编制，都叫我“董助理”。
除此之外，我还得统统听着那些不伦不类的谈话。
一个四川籍的干部很健谈，提什么知道什么，从起源到客观存在、表象到本质、发展过程到灭亡，解释得清楚详尽。对面动物园里马戏团正在表演《小孩扛蟒》，海洋守备区的王连长问那位四川干部：“你们四川人吃不吃蟒？”
四川干部打炮震聋了耳朵，把蟒听成马：“你问我们四川人吃不吃马？当然没有青藏高原和内蒙古的马多马好，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养马的目的是骑乘和使驭，因此，他们以羊肉和牛肉为主食。但是我们四川有菜牛、菜羊，没有菜马，哈哈哈哈！我们吃什么马呢？吃那种不能使役的老马病马残马……”
第二天我一边和李绒花谈，一边在说服自己。但是我失败了。她三十一岁的年龄就像三十一道刀刃，我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我犹豫不决，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知道这场戏如何收场。我实在想不出既不伤害她也能保全自己的良策，默默熬到中午，和她到“瑞祥馄饨馆”吃馄饨。我每和一位姑娘分手前，都到这里吃馄饨。我非常沮丧，与其再重复毫无意义的约会，还不如回岛，反正假期已满。
如同面临天塌地陷，李绒花完全成了个弱女子。她眼圈阴影扩大，脸上泪痕残留，更加憔悴不堪。她苗条的身段失去活力，腰肢显得僵硬。她几乎乞求我，让我送她去汽车站，害怕自己腿软上不去车。过马路时我搀着她，她无力地依偎着我。她浑身冰凉，不住地发抖，这是绝对装不出来的。她被我猜得精准的三十六号鞋的小脚，走在马路上总像绊了砖头。她时而茫然地望着天空，时而低垂着头，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她只要看我一眼就哭，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
我痛下决心，把她当做“众里寻他千百度”。一个声音严厉警告：不！我看了这么多对象，最后找个老处女，人们会如何评价？我找对象似乎既为自己，也为别人。也像几年前潘晓表达的人生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等车的这段时间，我如同面临一场记时数学考试，一道题也回答不上来。参加文化学习考试，别人可替我答卷。这道感情试卷，没人替我解答。文化考试交了白卷，人生也能峰回路转。要是婚姻这道题答错，一错再错无法挽回。
一连来了几趟车，有一趟还有空座，李绒花不是提鞋就是找月票，迟迟不肯上车。曾经无比自信刚毅的她，此时将千言万语化作眼泪，让人于心不忍。
我说：“你哭吧。想当年孟姜女哭万喜良哭倒了八百里长城，我们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任何人是哭不倒的，含碳量是不会改变的。”她这才破涕为笑。
当她知道我俩的事情已经没有前景，含泪拉我去商店，给我买了两瓶“金曲”。我说过，我的好朋友临走前为我饯行，如果事情成了，回去共同庆贺。
她又给我买了两支金笔：“我再没有什么可送给你，留个纪念。”我说：“我不让你买你偏要买，我坚决不要。”她说：“你不要，我就扔到马路中间。”
早已引弓搭箭的丘比特，为什么迟迟不肯一射。我再怠慢她，不但亵渎她的真情，更会引爆她的感情炸药。我对她任何小瞧、错怪和轻蔑，都天理难容。
不知不觉又到了中午，她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为你饯行。”我只得和她坐反向车，去天津街一家饭店。她买了饺子，又要了三碗啤酒，两个菜。
我自我解嘲：“三碗不过岗，我肯定回不去岛了，你别伤心了。”她说：“那一阵子天都要塌了，现在总算缓过来了……”我说：“这回该我哭了……”
她不顾旁边有人，夹起一个饺子堵住我的嘴，不断喂我吃菜。
吃完饭，我把她送到汽车站。她脸色变灰，乞求般看着我：“我真不争气，就想和你多呆一会儿。你走了，把我的心也活生生地揪走了……”我说：“我回去征求一下朋友意见，再给你来信。”她不解地问：“你自己的事，为什么征求别人意见？”我语无伦次：“我没有主见，才没有主见，更没有主见。”
她遗憾地说：“你因为太有主见了，所以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不解地问：“你到底看上我什么？”她说：“你找到了自己的路，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你不断有新的目标和追求，不会让喜欢你的人失望。你与世俗格格不入，清高自大拒人于千里之外，会处处碰壁。你撞了南墙不回头，会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你不断创造新的成就，也不断招来嫉妒、诽谤、中伤；有人会为你设置障碍，让你前功尽弃。你和小人斗智斗勇，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更为你担心的是，伤害最深的是你最信任的人，你的成果会被他一再剽窃。你会更加坎坷，处境更加艰难。有我为你保驾护航，你将无后顾之忧，会少走许多许多的弯路……”
李绒花同样可怕，我们只接触几天，她已经彻底把我看透。我说：“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她说：“我爸爸和你一样有才华，他到处碰壁受排挤，被活活气死了。爸爸临死前对妈妈说，我不怪别人，我是被自己活活气死的……”
再不离开，我也得和他爸爸一样，被自己活活气死。当断则断，我快刀斩乱麻，果断地和她分手。我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写下我的通信地址。
她接过看了一遍又一遍，欣赏：“字写得又快又好。”看我要走，她想拉住我，我一闪身躲开，说了声：“再见！”整个世界顿时没了声音，也没天塌地陷。
回到招待所，我一头倒在床上。在感情力量的撞击下，我的意志受到重创。
这样两手空空回岛，如何向关心我的人们交代。我即使在马路上走断双腿，能拣到这样那样的“花”，再也拣不到“李绒花”。我去码头买船票，一个人步行回来。
我走到动物园门口，眼前一阵阵发暗。巨大的孤独和悲哀，如同天上滚滚乌云压在心头。在这座城市里，不会有第二个姑娘，像李绒花这样对我如此理解和痴情。她才是我千载难逢的知音和知己。我走进招待所，又出来。
我沿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路重走了一遍，就像电影回放。她的音容笑貌，是如此深刻地融进我的记忆。我想起刘政委的告诫：“你的标准太完美，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我思前想后，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梦中佳丽就是她了。
我不上岛了，把船票给了刚下火车的李助理，明天向李绒花深情告白。
第二天吃过早饭，又在那个相同的时间，我迫不及待地来到走廊内，拨通那个熟悉的的电话号码。仍是一个男人接电话，我说：“请找李绒花。”
话筒里一阵脚步声：“喂，你找谁？”她的声音照样轻轻的，仿佛从遥远的山谷中传来的回声。根据声音判断，她没激动得排山倒海，也没颓然倒地，也不是故作平静。我故意问：“你猜猜我是谁？”她说：“猜不出来，你是谁？”
我说：“你再猜猜。”她说：“你是公安局老孙？派出所李强？杨副总工程师？”我说：“我姓董。”她半天才说：“是你呀！你坐快了艇吗？这么快回岛了？”
我撒谎：“大风警报没开船，我还在大连。”她和第一次打电话时一样，轻声问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倒是我声音颤抖没了底气：“你、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她停顿了一下，说：“我已经把三天假销了。”我充满真情地说：“晚上五点半钟，我还在动物园门口等你。”她决绝地说：“请你再别来电话了。”
电话被无情地挂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