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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书夜里不用站岗，白天不用上山训练，不用跟班施工打坑道，但是各种杂事缠身，很难静下心看书写作。晚上九点钟，连队准时就寝，任何人不得违反条令条例。熄灯之后，我悄悄来到器材仓库，用苫布挂在窗框上，再遮上一层三合板，外面看不见一丝光亮。我在桌子上点燃蜡烛，坐在炮绳上写作。
冬天，仓库里面冷的像冰窖，手冻的捏不住钢笔，想好的词句也冻在脑子里，字写得歪歪扭扭。夏天不能开窗，里面闷热透不过气，成群的蚊子能把我吃了。稿纸上面满是汗渍和蚊血，实际上都是我的血。为了抵御蚊虫叮咬，我把皮大衣裹在身上，把脚浸在帆布水桶里。部队的蚊子也懂兵法，一会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一会儿各个击破，一会儿围城打援，一会儿声东击西。我裸露的双手和脸，被咬出一片片大包。在写作过程中，我用大巴掌猛扇自己的耳光驱赶蚊虫。
我被大衣捂得大汗淋漓，一晚上不喝光一桶凉水就得脱水。只要有人公干、探家、治病等下岛，我让他们把稿件带到大连寄走。稿件复写完，我头半夜送到柳条投进邮筒，不许它们在连队过夜。我写了许多篇新闻报道、故事、“四不像”等文章，复写多份一稿多投。那天，我将十几份稿件全部发走：《电影场上学雷锋》《人生观集纳》《寓言》《好消息》《过端午》《点名》《北小圈》《信》《将军石小记》《官兵球赛》》《让青春充满力量》《海岛战士的乐趣》《高粱红了野鸽子唱》《猜迷语选文书》《军人须知二十条》《一件邮包》等。
我还不知道，新闻稿件必须由政治部审查盖章，或者附上发稿签。
我还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也邮到各种报刊杂志编辑部：《老牛根买鞋》《憨二叔买自行车》《北海道逸事》《远处的青山》《一个老兵的心事》等。
那些报刊杂志也如同裸露的皮肤，我的稿件就是蚊虫，不被编辑一巴掌拍死就是遭到驱赶。我不断接到退稿，就是一堆堆蚊尸。我发小说稿也和新闻稿抢时间，变成一只只飞蛾扑向烛火。我有三个良好习惯，是我人生拧绳车上的三股绳。任何情况下，我睡觉之前必须刷牙，锻炼身体冷水浴，看书写作笔耕不辍。
全军只有《解放军文艺》一份文学杂志。各大军区、兵种政治部都有创作室，编制若干专职创作员。军一级单位还有文化处，编制专业创作干事。他们都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别说我一个黄海深处的守岛战士。据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每天来稿如山，这边用小车往里面推，那边用小车往外面送，让人想起殡仪馆的一条龙服务。能被编辑触碰过的稿件，比被活佛摸顶还荣幸。侥幸被编辑初审看好的稿件，如同经过太监初选的宫女，不知哪一审还得拿掉。即使过得了终审那一关，也不一定能发表，不是版面有限就是被名家作品挤占，再是全文发表首长重要讲话，再一期期往后排，排来排去排没影了，被新的作品代替。
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作品，比宫女被皇帝临幸还荣幸。
宫女为了不在宫中老死，如能和编辑合作，也是太监与宫女“对食”。
司务长从守备区回来，给干部们下发“价拨”服装。这是军需部门发给干部不在换发范围内的军需品，象征性交点钱。预感到复员的老兵们涌到司务长屋里，想捞点油水。我鄙视低三下四捞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感到了危机。
离年底还不到三个月，这期间如果不发生奇迹，我就得复员回小西山了。
我也不能闷着头傻写，还得做点有实效的事情。最有实效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将时光倒流，否则还得写稿。自从坑道山上一别，我的灵感，也被“大红花”带到了大海深处的孤砣子上。从天边划过的那一丝微光，在暗夜里一闪即逝。
那些标新立异、超凡脱俗、离奇古怪的文学构思，被小白鸡带到了天国。
雷排长的忠告、连长和指导员的如实相告、姐姐的一厢情愿，把我推向难以摆脱的难堪，几把达摩克里斯剑，在头顶上越悬越低。我最害怕生活平淡无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波澜不惊的日子绝不属于我，吃饱穿暖就是玩物丧志。
只要迈过文学的这道坎子，命运或许能峰回路转。这是一条云中险路，也是唯一一条充满希望的路。我时刻不敢忘记“勾践”的提示，走出小西山是我人生永恒不变的定律。我时刻不敢懈怠，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写稿发稿，源源不断地接到退稿，变成无法逆转的恶性循环。哪怕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仍能让我在幻想中度日。或许某一天来船，我就会收到编辑部的用稿通知。
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中，马丁·伊登退稿的主要可能，是一个作家和编辑都不认识，连一个曾经尝试过写作的人都不认识，没有谁来暗示他、指点他给他一点儿忠告。我也不认识任何作家和编辑，入伍前有郝文章的指导、徐百礼的感召。入伍之后，班长罗未来、郎青、指导员和副指导员，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提供了各种方便。我想我和“马丁·伊登”的最相似之处，就是邮路。
他的邮路是一台机器，把自己倾注心血的小说、诗歌等交给这台机器。它们横贯大陆，从西海岸跑到东海岸，隔了一段时期，邮差又把这些稿件送还给他。
我的邮路在海岛和大陆之间，是下了一条没挂诱饵的“串钩”。
我的稿件或许根本没登陆，老牛船一定为我私设一间分理所，船没等靠岸，已将稿件分离。没有价值的新闻稿被无情地抛进大海，在海面上漂浮了一层。
厚厚的小说稿，则盖上“不予采用”的印戳，再挂上串钩退回到广鹿岛高三连。即使到了海枯石烂那一天，我也别想钓上一条鱼，哪怕是一只虾怪。和“马丁·伊登”截然不同的是，我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集体主义者。我急切地想融入社会、部队这个大家庭，成为其中一员。我一块小小的皮肤，必须植入到庞大的社会肌体上才能存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集体什么鸡灯都不是。
我写了这么多稿子，没有一篇比得上《天亮鸡叫》。不管怎么说，编辑还给我来了封信，提出意见让我重写，起码得到了一点儿安慰。我想，一定是署名上出了毛病，编辑只要看到“董太锋”三个字，把稿子顺手扔进了字纸篓子里。
关科长提升为副政委，仇干事提升为宣传科长，正需要建功立业。
也许为了表达为爱情舍弃修改我的诗朗诵的内疚，也许为了履行职责，仇科长专门打电话为我提供素材，让我写一篇广鹿岛“驴当表”等趣闻集锦。
他在电话里说：“你不用总去关注当前的主要工作和重大题材，这种稿子很难被采用。相反去发现、捕捉和挖掘边边角角的东西，倒有发表的可能，影响更大。比如说：被搁浅在小水坑里的大鱼、海边石缝中的大海参等等。”
他特别提示：“每个守备区都有一篇‘值班稿’，每年都在《解放军报》定时上稿，每年都一次性地完成军报见稿任务，只是换上新的时间而已。比如：小长山的‘清明前后，黄海前哨某守岛官兵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海洋岛的‘渔村第九户’等。有个报道干事连续八年在军报发表同一篇小稿，连续八年荣立三等功，由战士直接提干，由排长提升为守备区政治部主任。”
他最后强调：“我们以前也搞了个‘今年四月十日零点之后，广鹿岛老铁山红旗哨所周围映山红定时绽放’，一直没在军报值上班。我为你提供的‘驴当表’趣闻等题材和线索，不但能发表，更能产生轰动，在军报值上班。”
我表面上敷衍他，内心里充满了不屑。
为了应付仇科长，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写了一篇《长山岛趣闻》，分“驴当表”“金银锚”“龙吸水”“龙兵过”四个板块，语言诙谐拟人化。
那天我吃了几碗夹生高粱米饭消化不良，应该叫“屁臊寡淡”。
我投了十一次稿被退回十一次半，编辑还把新疆军区一位作者的稿子“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也装进信封里一起退给我，哪知道“我的心儿碎了”。
为了复写“趣闻”，我手指头被油笔磨出泡，大量时间被白白浪费。四个板块如同四块钢板，被编辑焊了座牢房，把我的自信心牢牢地封住，漫漫长夜不见天日。仇科长来电话让我继续投稿，我心里说：别投稿了，干脆投海得了。
那当时，有两个人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杂志，写新闻稿的是“冯台东”，写小说的是“毛志成”。他们肯定随便写篇东西，随意往天上一扔，就能见诸报刊杂志，把人嫉妒死羡慕死。我狗急跳墙自欺欺人，将这篇倒霉稿属上“冯台东”的名字，像在狐狸洞口栓一只不下蛋的小病鸡进行试探，看能不能发表。
我第十二次将那篇倒霉稿投出去，随意得像从“老牛船”上扔进了大海。我还破釜沉舟，将这篇倒霉稿所有退稿和底稿统统烧掉，不留半点痕迹。我还有两个恶毒想法，一是让仇科长的“驴当表”和“趣闻说”见鬼去把！二是让长期霸占版面的“冯台东”，也尝尝退稿的滋味吧！哪怕编辑部深夜停电、此稿被盲人夜班编辑随手摸到了编发，第二天见诸报端，我也决不后悔。没想到三天之后，稿子刊登在《前进报》上！接着，《辽宁日报》、《旅大日报》、《红小兵》等几十家报刊杂志连续转载。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国内某家大报也转载了！整个蓝海县的军民们都看见了听见了！
全县沸腾，广鹿岛人人奔走相告，说我们兔子不拉屎的海岛出大名了。文化站借水产公司的汽车载了锣鼓队，绕岛敲了一天锣鼓庆贺。大陆不断有人上岛，高价买回毛驴，当钟表报时。北京某著名研究所专家上岛，考察“驴当表”现象，是生物钟作用还是偶然巧合。接着又有什么科学家上岛，考察“金银锚”“龙吸水”“龙兵过”等。仇科长打电话，让我立刻到守备区宣传科找他，有要事。
他惋惜得捶胸顿足，说“驴当表”现象发生在我们广鹿岛，让别人抢写了。他批评我没抢在“冯台东”前面写出“驴当表”，让我好好学一学人家。
他说：“你的文笔半点不比冯台东差，只是自以为是不听我的劝告。假如这篇稿子是你写的，你现在不但荣立三等功，已经入党提干了。”
我愣在那里和傻了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回连队的路上，我左思右想不甘心，必须对仇科长说明真相。又一想，我如果说这篇稿子是我写的，人人都得把我当成精神病。所有的底稿都被我销毁，哪怕割断动脉、喷血书作证，都没人相信。那个冯台东是谁？被张冠李戴的稿子发表后出了大名收到一大堆稿费，该作何感想？我从秘密小路回连队，仇科长在连部等我，事情肯定有了转机。
我离开守备区之后，仇科长突然产生了补救办法，要车追我没追着，追到连队。他让我模仿“趣闻”，赶紧写个姊妹篇，火速投给《解放军报》副刊。十三年来，广鹿守备区没在《解放军报》见报，是著名的“秃子单位”。
关副政委和仇科长新官上任，立下军令状，非让“秃子”长出头发不可。我半个小时写完了“趣闻”的姊妹篇，天公不作美，大雾弥漫一直不来船。
半个月后云开雾散，“老牛船”来了。仇科长亲自找了个可靠之人，将稿子带到大连。他翻报纸突然发现，“冯台东”的另一篇稿子《海水中的密闻》，上了《解放军报》副刊，既“趣闻”的姊妹篇！“密闻”占副刊半个版面，也是“海龟的隐忍”“广鹿的凶残”“章鱼的温柔”“针鱼的利剑”四个板块，篇幅、语言的诙谐拟人化，几乎和我的稿子相同。我脑袋像不住摇晃的陶罐，“冯台东”三个字成了三个骰子，“哗啦啦”响个不停，不知道能组合成个什么东西。
“陶罐”停住，“三个骰子”颠倒着排列；成了“董太锋”的谐音！
“铅字董太锋”一直不肯露面，还成了吃里扒外的内奸。人生来不及发出请帖，我也来不及后悔，虽然吃了大哑巴亏，只得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我除了对仇科长刮目相看，还恢复了自信，稿子不发表决不是质量问题。即使我没提干没入党复员了，也得带一份有我铅字名字的报纸回去。没想到将“董太锋”三个汉字变成铅字，比把军装上的两个兜变成四个兜还难。
我想铅字想得快要铅中毒了。经指导员同意，我把“闹鬼”的仓库收拾一下，连夜搬了进去。月光沐浴下的营房，黑黝黝朦朦胧胧神秘阴森。为了“镇鬼”，我也在枕头下面放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在窗台上放一枝打开枪刺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在墙上挂了枝五六式冲锋枪。半夜三更越安静，“嘤嘤”的哭泣声越清晰。我以为刮风了，吹拂溜窗缝的纸条，仔细一听也不是。我起身挨个部位仔细分辨，那声音竟来自床下！我越不想听，那哭声越往耳朵里钻，似黄花闺女诉说生前的种种不幸。我用手指头堵住耳朵，哭泣声变成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过一句话：资产阶级来自共产党内。原来，这声音也来自我耳蜗中的血流声。
月光渐渐地从窗外移进来，墙上映着半自动步枪的巨大投影。
假如用武器形容文学，机关枪是长篇小说，步枪是中篇小说，手枪是短篇小说；冲锋枪是散文，诗歌是手榴弹。我想了几天，把创作目标确定为散文。
每当来船除了退稿，我都能收到父亲的来信，仍千篇一律“特别你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我和你妈没病你姐姐找对象啦你弟弟妹妹都省心啦不用挂念……”
父亲一定戴了老花镜，像妈妈回边外那期间，彻夜为我们缝衣裳补鞋一样给我写信，三天寄一封。他把邮政编码“116502”记的特别精准，没出一次差错。他把“中国人民解放军81570部队43分队”一行字，写的无比流利一气呵成。他唯独写不好“董太锋”三个字，写的似是而非、随心所欲、自以为是。他有时把我的名字写成把我坑苦了的异体字“峯”,有时候用丰收的“丰”代替。连姓“董”的董字都被他简化了，不是在草头下面写个“车”字加个横，再是用“冬”字代替，甚至点两个点完事。这让我胡思乱想，是不是父亲早已经不在了。
他提前写下几百封信和以后的日期，让谎言一直欺骗到我穿上“四个兜”，再含笑九泉。我赶紧给家里写信，说想家了，要一张近期全家照片。那天发津贴，我把八元钱装进信封寄回家，自己一分钱没留。父亲很快寄来了全家照片，是“120”照相机拍的，拍自一个星期之前。老叔买了一架“牡丹牌120”照相机，走村串户照相。他和我家的关系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就像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和美帝之间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放心了，心情也更加沉重，如何回报老人的一片苦心。我千遍万遍地自勉：上进啊努力啊争气啊……既无能为力又无济于事。
转眼间到了下半年，时间像堕崖一样越过越快。到了十月下旬，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我越着急，越是一个铅字都制造不出来，心情倒像灌了铅一般沉重。我随一排到通信连下面的海边拉石子，除了搜集素材也透透气散散心。
路面落了一层枯叶，被汽车轮子碾压出两道浅显的车辙，就像空话连篇的两行文字。“哼哼唧唧”的汽车马达声，重复着没有实际内容的车轱辘话。
几天没出门，秋天渐行渐远冬天即将来临，让人接应不瑕。汽车行驶在山路上，颠簸不平的路面是我坎坷的人生之路。老铁山被一团浓雾笼罩，我的人生前景也云山雾罩。路面向海边延伸，汽车不断下旋，正符合我此时的心境。
山坡上，马祖庙残垣断壁野草枯萎，瑟瑟发抖，战战兢兢诉说一段段被时光淹没的历史见闻。苍茫的海平面仿佛刚刚上升。我一步步地走进历史、史前，走进大陆板块形成的震旦纪，又定格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唐洼小珠山贝丘遗址上，袅袅升起辽南地区的第一缕炊烟。路边站着三三两两的古人，莫名其妙盯着我们和汽车。我装卸两车石子，除了手掌上磨出的两个水泡，再一无所获。
我接到来自某基地一封部队来信，急忙打开。映入眼帘的，是行云流水、竖排写满三页宣纸的毛笔字草书。有的字占了三个字的位置，有的几个字一挥而就。我认真数了数，这封信通篇不过百十来个字，我破译了多遍，才明白内容。
姐姐刚处的对象给我来信，比我早当两年兵，已经提干。他信中每个字都浸染着悲观情绪，说在部队没有前途，准备转业。我由不解到纳闷，再到怀疑。
他的老家比小西山还贫穷偏僻，难道回家才有前途？
按他的条件，转业后，顶多到公社当个绿豆粒大小的乡镇干部。
我怕头脑简单的姐姐受骗，像发现一个好的故事线索，赶紧给她回信。
我在信中提出几个疑点：一是他根本没提干不得不复员；二是确实提干了，犯了某种致命错误受了处分，必须转业；三是没提干也没入党，想在复员前找个对象。我反复权衡，觉得第二种情况可能性较大。我让姐姐以单位名义给那人的部队发函，调查一下具体情况，免得上当。我心急如焚，姐姐一直没回信。
立冬那天下了场小雨，半夜三更气温骤降，小雨变成了冻雨。雨停了，地面结了一层薄冰，人走在上面一跐一滑。无情的冬天到了，就像迎来一位不受欢迎必须得来的客人。上午拔白菜，天气虽然很冷，肖立文收音机里播放优美的电影插曲《西沙啊我的故乡》，仿佛把人带到南海热带雨林、西沙、上甘岭、孟良崮，回到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下午装车，往菜窖子里面拉白菜，装白菜。
白菜地边，北崖生产队的饲养员老刘头，一跛一跛地走进菜地。他头戴破棉帽，一只帽耳朵耷拉一只上翘。他小个子刀条脸，上面布满横七竖八的皱纹。他生着一对绿豆眼，小鹰钩鼻子垂着两行鼻涕。在乱糟糟的一片黄胡子中间，向内缩回的嘴里叼着一支烟卷，酷似《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栾平。大家喊：“栾平！栾副官！”一报还一报，他理直气壮地进到地里，拔起一棵大白菜就走。
中午，天阴下来，下起沸沸扬扬的大雪，整个海岛瞬间变成银色世界。都说雪花落地瑟瑟有声，我把耳朵贴在雪地上，没听出半点声音，连雪花落在脖子上一凉化成水，也悄无声息。雪越下越大，在帽子上衣服落下厚厚一层。
半下午乌云散去，阳光普照，连一丝云都没剩下。老天爷一定是做梦下雪，醒来之后一看，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各个班排和连勤，炊事班都在门前扫雪，打雪仗堆雪人。大家刚扫完雪，大北风“呼呼”刮起来。顷刻间，地表被刮得干干净净。丰满的雪人，被大风锼成了一根筋。残雪躲进墙角、土坎后、水沟里。远远近近房子上的瓦片内，一半盛雪一半被风扫干净，似一条条鳞次栉比的大鱼。
老天爷动真格的了，使出了全身解数，天气变得奇冷。
值班员吹哨集合，大家去菜地里突击拔白菜，有的戴上手套有的穿了大衣，有的戴了棉帽子。炊事班打了糨糊，各班领回去突击溜窗缝，修补火墙和炉子，做好过冬准备。前天晚上，我还和袁顺利来到海边，脱了衣服下海游泳。人在海水里一点都不冷，出来才冷。我仍穿一身单衣服，每年冬天都和老天爷较劲。
尽管溜了窗缝，寒风仍“嗖嗖”地钻进屋里。窗户玻璃上，覆盖厚厚一层凤凰尾巴、热代雨林一样的霜花。钻进心里的冷才是冬天，从里往外冷才是真冷。
我每天傍晚五点钟发煤，每个炉子一子弹箱煤块。我在炉子里架了大块煤，熊熊炉火仍没把冬天赶出屋外。屋子靠外墙，生炉子也冷，我真想钻进炉膛。
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前，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六个主要方面: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四、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六、全会做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改革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三中全会还有两条，和小西山以及父亲的命运息息相关。
第四条：“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父亲的平反问题有了希望。我给父亲买了架“钟控收音机”，让探亲的老乡捎回家，在信中告诉父亲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回黑龙江申诉。第六条：全会做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农村改革新进程。听小道消息说，农村要取消三级所有制，分田到户单干。做为缺少壮劳动力的家庭，仍有许多困难。不知道是真是假。
同一个冬夜，在淮西平原的小岗村里，十八位农民秘密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下红手印。契约寥寥数语生死攸关，不仅关乎个人，甚至关乎一个时代：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冬天处死了苍蝇和蚊子，这是它的一大功劳。但是冬天冻不死耗子，还在洞里潜伏，每到晚上跑出来乱串。去年连队转岛训练到大长山打靶，我戴水镜潜海，一次捞了三百多斤海参，连队派公差抬回来。房东大嫂煮了两大锅海参，一个班分一脸盆大快朵颐。我自己赶了一潮，让房东大嫂晒了五斤干海参，放在储藏室木箱里，准备探家或者复员带回家。卫生员田七父亲是位老新四军战士，写好了讲话稿，春节前要来部队讲传统。我帮田七收拾好房间，等来的却是父亲病故的电报。指导员告诉田七，说他父亲病重，马上探家，让我做通思想工作之后，再把电报给他。我和他讲起自己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家里来了封“父故速归”的电报，把董太举错看成“董太峯”的经历。田七哭了，我这才把电报掏给他。
临行前那天晚上，田七不睡觉只是哼歌，反反复复语无伦次：“在托洛斯基大街上，有九个流浪者……回忆过去是痛苦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尿罐子”挨家挨户重复的“两万五千里汤汤”。“尿罐子”想不开，顶多给我起个名字告到学校，再是模仿造句“我爹我妈是两个老混蛋”。部队除了枪就是炮，不是闹着玩的。我怕卫生员想不开，白天和他在一起，晚上和他住一个房间。
明天来船，我帮他收拾好该带的东西。早饭后我去储藏室，准备把海参让他带回家。我打开箱子一看，海参没了，只剩下箱底的报纸和一层草木灰。
早知道这样，我提前给他多好。肯定让老鼠解了馋，滋补身体准备过冬。这些不劳而获的的家伙们，总是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半上午，我和通信员赶毛驴车，送田七去码头。我俩把他送上交通船，回来后我到老百姓家借来夹子，装上诱饵放进箱子空。老鼠一直不上当。我又想变成只猫，将天下的老鼠捉尽。
若干年之后我想起这件事情，感到冤枉了老鼠。老鼠再神通广大，也不会盗走海参之后，再关上箱子盖扣上钌铞儿。海参去了哪里，只有天知道。
那天上午在守备区大礼堂，放映队为连勤人员放映故事片《英雄虎胆》。我想起三年前的暑假期间，和郝文章到大西山登记新生。郝文章拿出一本从学生手里没收的同名连环画，已经残缺不全。我俩陷着沙窝子，刚看到女匪首李月桂试探我军侦察员曾泰，就撕没了。我俩做出各种推测，不知不觉地翻过大沙岗子，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我在海岛看到这场电影，主人公结局真相大白。
看完电影出来，遇见一起参军的王屯王景福。那一年我作为准女婿，和麻太家二大娘到王家串门，他想骑到我肩膀上扑了空，摔的“哇哇”大哭。以前他叫我大哥，现在代理司务长，开始叫我“小董”了。他说自己遇到了麻烦，爱上一个海岛姑娘。他提干了肯定不在海岛找对象，提不了干，海岛姑娘肯定不跟他。我说，不管你提干或者不提干，都和海岛姑娘成不了。他茅塞顿开。
晚上九点钟，我拿着手枪和手电筒走出营区，替班排站岗。我顶着凛冽的大北风，攀上炮阵地。松树林中，又多了几座坟头。我第一次站岗是个雷雨之夜，从坟地里窜起一颗黄色信号弹。现在不打信号弹了，松树林子被风吹的和鬼一样怪叫。我站在阵地上，海那边的灯光如同繁星闪烁，山峦轮廓清清楚楚。
我和张洪明交完岗，他下山去了。我掀开苫布猫着腰，费劲地钻进弹药室。拱门上面仍压着一块苫布，垂下来当门帘。两块大石头压着苫布，被风吹的不住抖动，像什么东西拼命要钻进来。我打开手电筒，用火柴点亮蜡烛，放在炮墩上。水泥地上铺着伪装网，喧腾腾地隔凉。红砖砌成的墙壁上面，映着我的影子。压在身上的皮大衣又脏又破，像死人身上没彻底腐烂的寿衣。风从缝隙刮进来，烛光鬼火般闪烁。如果这里是一座荒野墓室，我就是午夜幽灵。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没感到丝毫恐怖。如同战争年代绝对会有情况一样，现在绝对不会有情况。我关了手枪保险，对着蜡烛看《杨塑散文集》。
如果这诗一样的语言变成夜餐，就是冷餐。表盘上的秒针一刻不停，总是在追赶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时间过的太快。人在无聊时，又感觉度日如年。
我二十六岁了吗？我糊涂了，什么时候跑到了时间前面？我功不成名不就，仍在家乡老帽山和岛上老铁山之间颤颤巍巍地走钢丝，实际上早已经知道了，下一刻发生什么。我看不下书，继续写着发表不了的稿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甚至饥不择食，真想把全部稿件属上“冯台东”的名字，寄出去发表之后，再拿了证据为自己正名。即使我赢了，也让人啼笑皆非，还不知道算不算数。
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驴叫声，一定是冯台东隔空嘲笑：你真是个笨蛋。
我吹灭蜡烛，在黑暗中假寐、等待，体验死去的情境。枪炮坑变成一只墨瓶，被黑夜灌满了墨汁。黑暗似一只无形的大手，攥豆腐包一样紧紧攥住我的心。我的心在不断地收缩，黑暗在不断地扩展。黑暗是一个巨大的怪物，随时都能一跃而起。我左手紧握着手电筒，右手紧握着手枪。在风声和松涛声中，我终于捕捉到哨兵换岗的脚步声。小西山形容黎明之前寒冷的时刻，是“小鬼龇牙”。
我钻出枪坑，眼前一亮。一弯残月垂挂在海面上，像老刘头的一张瓦刀脸。什么东西跟在身后，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我一摸裤口袋，里面装着生炉子用的半盒火柴。炉子早已熄灭，“鬼屋”像冰窖，钻进被窝也钻进了冰窟窿。天快亮了，冰凉的双脚仍没暖过来。我对付寒冷的办法是以寒制寒，披着被子来到井边。我把被子放在井台上，光着身子连续跳跃一百次。身体发热后，我摇上一桶冰水，从头到脚浇了下来。我浇了十多桶冰水，直到浑身热汽蒸腾，头发冻成了一缕缕冰棱。我擦干身体，披上被子回到宿舍，舒舒服服地睡到起床。
我手脚奇痒难耐，第一茬冻疮犯了。我写了《杏树荫》《战士的春天》等十几篇散文，寄出去，又悉数被退回。老兵复员，我因为没入党被留了下来。
连里觉得我太亏，等来年入了党再复员。连队煮元宵，我想起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按家乡民俗，今天一大早，家家户户把正月初二晚上“送神”请下来的宗谱，重新挂在北墙上，“神”回来过十五。天一落黑，大伙儿到坟地给列祖列宗送灯。有人为了泄恨，到仇人家坟地放灯诅咒，放几个灯死几个人。
家家户户在路口、街上、院子里、猪圈墙、鸡窝上，放面灯和萝卜灯。别看北方人也叫元宵节，也说“正月十五闹元宵”，晚上从来不吃元宵，而是吃正月里的最后一顿饺子。吃完了饺子，男女老少涌到西头子小庙前燃放灯花，然后到南洪子踩冰。把冰踩的“嘎巴嘎巴”响，据说一年中眼睛明亮，不闹眼病。
大伙儿回屯之后不回家，玩“抬尿罐子”的古老游戏。小西山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一块百十斤重的鹅卵石，叫“捶板石”。女人洗衣裳时，手持用榆木做成的棒槌，在上面捶打除灰。人们把空尿罐子放在捶板石上，在里面烧一刀纸许愿，再用结实的木杠穿过铁丝梁，由两个老光棍去抬。“锤板石”太沉重，十有八九抬不起来。如果尿罐子吸住“捶板石”，能抬起来就算心想事成。还能走几步，一年中肯定要交鸿运。抬起来走的越远越吉祥，各种愿望都能实现。
以前，大伙儿在前街董万开家抬尿罐子，祈愿小西山光棍都能说上媳妇。董万开不在了，大伙儿在后街四老爷子家抬尿罐子，他家有个活人叫“尿罐子”。
我一直不明白，尿罐子为什么能把沉重的“捶板石”吸住。郝文章说，尿罐子放在“捶板石”上面，在里面烧纸骤然间升温，两者间产生了大气压强。
有一年，“尿罐子”和董太来把尿罐子抬了起来，一直走到街门口！
上午，我带学雷锋小组到养老院打扫卫生、为老人们洗衣服、理发。半路上，我们又遇见那个蓬头垢面的疯女人。她已经四十多岁，一头白发像一蓬落了霜的马莲。她在野地里一边漫步一边歌唱，歌声动情而陶醉：
南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远方，
献给我想念的亲人……
她少女时代，和高三连一个战士热恋。战士准备复员后把她带到大陆结婚，不幸溺水身亡。少女疯了，十几年来痴情不改，五冬六夏雨雪风霜，天天在大道旁边的野地里歌唱。她对其他军人视而不见，只盼望心上人早日归来。
没进敬老院，我连稿子的题目都想好了，叫《敬老院里喜事多》。大家来到敬老院，老爷爷老奶奶们非常高兴。八十多岁的老爷爷诙谐幽默，一边唱一边跳，逗的我们哈哈大笑。我在外屋和一个从瓜皮岛来的老奶奶攀谈，听见里屋有老人咳嗽声。我掀开门帘进去，一阵寒气扑面而来。外面厢房挡住了阳光，屋子里是真正的冰窖，地上盆子里结着一层冰。对比这里，我住的屋子堪称安乐窝。
我想起太奶和奶奶，天下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老奶奶，直想哭。两个老奶奶乐得拉着我上炕坐，炕上冰凉。她们太可怜，我安慰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她们最小的六十六岁，最大的八十六岁，都是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老奶奶姜云香自从五八年住在这里，已经二十二年，不知道怎么熬过来。她半个字不谈自己的情况，一直感谢国家和政府，白养着就应该知足了。刚来三年的老大娘截然不同，说：“还不如死了好，活着还遭罪。”她说自己的侄男外女并不少，因为穷，都不来看望她。我们把炕烧热，盆子里的冰逐渐融化，陪她们唠嗑。
死气沉沉的敬老院喜气洋洋，称“敬老院里喜事多”恰如其分。
我在报纸上，读到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和陶思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下午，我和隋辉到守备区去领擦拭材料，在毛驴车上构思了散文《书架》。
海岛天气不是所谓的“好三天坏三天，不好不坏又三天”。实际上根本无规律可循，如同那种摸不准脾气的人，说翻脸就一时。
白天晴空万里，晚上月光如洗。不知不觉大雾覆盖，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土腥味儿，让人透不过气。部队最大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交通不便就像女人月经不调，经常一个月不来片子。片子积压多了就像大出血，连放两部故事片，半夜三更才结束。那天晚上，放映队连放《黄浦江的故事》和《怒潮》两部片子。
我和通讯员留守，通信员在连部看电话，我点燃蜡烛，在屋子里写散文《书架》。我偷盗学校图书馆里的“三黄四旧”，直至东窗事发被批斗……
一个个场景刻骨铭心历历在目，三千字的散文一气呵成。
半夜十二点，连队看完电影回来，我已经开始复写稿子了。
老牛和“老牛船”的相同之处是，早上套车往外赶迟迟不肯挪步，晌午干完活没等卸完车，为了饮水吃料，拼命往回跑。船员们家在大连，雾再大也冒险往回开。天亮后，我就能把稿子复写完。炊事班罗东连探家，让他把稿子带到大连寄走。隔壁住着司务长吴德超和给养员姜义明，炉子在我这屋，火墙通用。
晚上有雾气压低，烟囱没有抽力，架了块煤炉子也不旺。守备区规定，在取暖期内每天晚上七点钟之后，不许往炉子里填煤，就寝之前一律用水浇灭。五叔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的惨痛教训，让我格外小心，一遍遍地检查，从来不敢关闭火墙上的风门。不生炉子肯定冻不死人，生炉子，就有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
因为隔壁住人，我还得把炉子生好。下午，连长特意过来嘱咐：“这屋里只住你一个人，一定要把火墙上的漏缝好好堵一下，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凌晨三点钟，雾散了天晴了，西堕的月亮把窗外照的一片通明。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把窗台上半自动步枪的影子映在东墙上。我一阵欣慰，明天肯定走船。早饭前，我再把《书架》复写三份。我上床刚眯了一会儿，感到一阵阵燥热，昏昏沉沉睁不开眼睛。湿煤死灰复燃，炉盖缝隙中窜出蓝色的火苗，像狮子在角马的残骸上舔血。一氧化碳变成刺客，悄无声息通过我的呼吸道，进入血液。
一阵窒息让我猛醒，突然意识到：一氧化碳中毒……我起身往门外跑，瘫软在床上动弹不得。我呼吸深长，心动过缓，呼吸一次空间就减少一部分。
我刚要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一个人站在床前，原来是五叔，要把我拉到外面。他手腕上栓着那根小油绳，系着梅花结，只差一点点就够不到我。隔壁、司务长和给养员一边喝酒，一边“嘿嘿”笑，讲找对象的经过。我喊他们救我，喊不出声。我意识到死到临头，一次次撑起身体，又软绵绵地瘫倒。我伸出胳膊，把手伸到枕头下摸枪，拿都拿不起来，更别说扣动扳机。我向下一翻掉在在地上，半盆洗脚水浇了一头一身。我借瞬间的清醒之机，一头扑到门上挣豁门锁，一头扑了出去。我只听司务长出来喊：“快！文书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走廊里一阵忙乱，新来的卫生员杨新明和通讯员、给养员都跑出来，七手八脚把我抬到指导员房间。我意识到自己得救了，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凉风像冰水一样漫过肌肤，我顿时有了意识。指导员喊了一声：“醒了醒了！”我睁开眼睛，发现门窗大开，屋里站满了人。
我只穿裤衩躺在床上，卫生员正在试我的脉搏。我猛地坐起来，瞬间出了一身大汗。我一阵激动，这么多人半夜三更陪伴我，为我担心为我害怕。我长嘘一口气，抱歉地说：“大家为了我，这么晚还没睡，一场虚惊。”
“一场虚惊？没把我们吓死，我的腿现在还发抖！”是连长“老圈”的声音。大家吵吵嚷嚷，说刚才听见了什么声音，如何发现门外的文书等等。
我这才知道，大家把我抬到指导员房间，马上给守备区医院打电话。医生让他们把窗户打开让患者呼吸新鲜空气，送到医院也是这样处置。
我拣回条命，还想着稿子。我再也睡不着了，头痛欲裂。我的稿子根本没复写透，只有第一页能看清楚。实际上，我早已经一氧化碳中毒。我强撑着起来，把那份能看清楚的稿子装订好，装进信封写好地址，让通信员交给罗东连。
上午，连长召开全连大会，再一次强调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问题。他仍心有余悸，说：“昨天晚上，文书差点勾了（死了）……”大家都来看望我，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没死就是福。炊事班长钟恩开送来“病号饭”——永远的疙瘩汤。我想起盐场那个人在华铜矿当工人，一氧化碳中毒留下后遗症，常年在家疗养。他意识清楚，走路像种麦子踩格子，没活几年就死了。我赶紧挣扎着爬起来，忍着剧烈头疼到操场上打篮球。我死里逃生，庆幸没留下后遗症。
假如我死了，人们照样活着，只把痛苦留给家人。我虽然为部队留下了一桩安全教育案例、恐怖的鬼故事，因为违反规定，也没有资格葬进烈士陵园。现在，我已经被钉进破棺材里，草草埋进大山背后，与那些不光彩的冤魂为伍。
姐姐来信，似为这次一氧化碳中毒找到了依据。五婶受人挑拨，和我家反目成仇。正月十五晚上，有人在五叔坟头放了两盏灯，诅咒五婶早死。她怀疑是对她恩重如山的父亲所为，在太奶坟前多放了盏灯。就算我迈过了死亡门槛，九泉之下的五叔，也会解开梅花结一将我推回阳世。我是革命战士，不相信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