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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没住人的宿舍，潮气扑面而来，有一股青霉素的味道。
外面下雨不能晾晒，被褥上面长了一层白毛。我在床上铺了块塑料布，躺在上面感觉不住地摇晃，以为还在船上。这种天气，应该是个喝酒的好日子。我刚躺下，田干事和伍干事进来，问我的个人问题解没解决。他们刚走，我又刚躺下，王有江和齐兴国进来，都是问我个人的事。王有江说：“你可真有耐性，可见你对个人问题一丝不苟。”齐兴国说：“你可能找到了意中人，一接触恍然大悟，原来女人都是这个样。”我笑了笑，不改初衷。又是星期天两顿饭，就像演习绝食。
肚子里早已经坚壁清野，靠早上二两馒头和一碗稀粥，支撑到下午三点。我饿的睡不着，还不敢活动，怕消耗过多体力。邓大嫂说我和伍干事是“知识的宝库”，可惜知识不当饭，还不如文盲。三点开饭，大家把饭菜打上来，用大茶缸倒酒，直至酒足饭饱。人们议论的还是部队减编的话题，关乎每个人的命运。
人心惶惶等待“狼”的到来，“狼”一直没来。那天传达文件，要塞区缩编为师级编制，守备区缩编为团级编制，一部分人面临转业。“狼”终于来了。
收到家里三封信，心里塞了一团乱麻。因为班级分数不够，大妹妹被学校精简回家。小妹妹的信写的不伦不类，崇拜我是“不要老婆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她和弟弟打架，给姐姐写信告状，被骂“寄生虫”。我写信各打五十大板，为他们解决纠纷。父母年纪大了，对他们束手无策。我得拿出大半精力考虑家事。
晚上，我洗完脚到楼下水房倒水，里面烛光辉煌，仿佛在搞祭祀活动。电报站刘站长点了几支蜡烛，在烛光里刷鞋。他问我：“你认识黄子茂吗？”我想了半天，说：“不认识。”他说：“他不但认识你，还看过你写的小说《老牛根买鞋》。”
我这才想起来，我们曾经在二一零医院赵明的宿舍里相识，谈的非常投机，说：“认识，他身高一米九。”刘说：“他是我姐夫。”我恍然大悟。
于参谋在大连找对象，结完婚上岛，把家属也带来了。他对我披露：“在大连找对象，女方家负责房子、打家具，男方最低得拿出六百元钱。”
从现在开始，我得存钱了。我去储蓄所的路上，几个姑娘指指点点。一个姑娘说：“他是高三连文书，提干了，叫董太锋。”另一个姑娘说：“他长的真帅，看一眼，心里痒痒的真好受。”又一个姑娘说句什么，几个人“哈哈”大笑。
四百二十元钱，对于我来说是个大数目，办婚事远远不够。存折上的墨迹没干，大嫂放到阳光处晒。我说：“什么时候把钱拿到太阳下晒，才算有钱。”
大嫂说：“我知道你，原来在高三连当文书，都知道米有才。”
我顿时膨胀起来，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一定为我所作：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仍是一棵精壮的白杨树，叶脉里涌动着春天的信息，只等春风刮来的时刻。晚饭后，我和伍干事到小保姆家里送大米。他什么都送，好像欠着人家。
在母亲眼里，女儿一离开身边，就意味着发生不测。女儿在大连，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母亲一边落泪一边打听，好像被人拐卖了。她拖着病体赶海，拣了一盆“小锥螺”，放在海水里养着，都有味了，还准备有船让人捎给女儿。姐姐也曾经给我来信，让我七、八月份探家，因为那时候土豆和芸豆都下来了。
我的一篇散文，刊登在某国家级刊物上，评为优秀作品，十五元钱奖金。刘干事以为奇迹，连声喝彩。如果一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作品奖，那才有价值。
昨夜做梦，和希特勒在地图前争论，准备进攻奥地利。醒来后我准备出操，一看表才凌晨两点。我再也睡不着，辗转反侧胡思乱想，起床号响才想睡。
我经常外出，有人风言风语，问我：“你最近又出去了吗？”我说：“没有。”他说：“好长时间看不见你。”我说：“藏起来了。”他说：“要藏就藏结实点，别让人看见。”我说：“古人藏在地下几千年，照样被考古者挖掘出来。”
伍干事说：“有人说你拿着重点人罪状，找老连队算帐。”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人往我身上栽赃。伍干事备好蜡烛，挑灯夜战给妻子写信。
他斟词酌句反复修改，工工整整抄写，整个流程需要一整夜时间。
昨夜大风，海面惊涛骇浪，地上铺一层被折断的杨、柳树嫩枝嫩叶。
没成熟的树种，像越冬洄游的鱼类产卵，每年都要经历几次这样的浩劫。
中午退潮，被大浪砸上来的海参，在海滩上铺了黑亮亮一层。有的老百姓拣了一千多斤海参，拉了一牛车，能盖一处房子。程木龙也去海边，拣了一网包海参回来。他不会加工，没把锅里的油刷干净就点火煮，结果全化成了糊状。
晚点名，关副政委讲话：“机关干部不许赶海，谁赶海给谁处分。”大风未停，第二天午饭后，我和张维武、伍干事悄悄去溜海。今天没退大潮，拣海参的人们站在海滩上，在大风中瑟瑟发抖。一个人包着红头巾着花棉袄，腋下夹着一条大麻袋，脚穿一双大靴子。他和我们打了个照面，都愣住了，原来是仇主任！
他让我想起了电影《地雷战》，里面化装成女人偷地雷的鬼子专家渡边。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只抓到你们三个。”我说：“主任，你夹条大麻袋，准备往回背我们？”他尴尬地笑了，我们都笑了，一起回去。
天旱无雨，地面干的裂缝。我无数次呼唤，快下点雨吧，农民不容易。
天色突然发暗，逐渐如同黑夜，在屋子里看不清稿纸上面的文字，还得点蜡。每年这个季节，都有如此黑暗的一天。倾盆大雨，似被我呼唤而来。“哗哗”的雨线和地上“哗哗”的水流，连我都感到解渴，干涸的土地更是饱喝一顿。
从沈阳到上海的民航班机，被卓长仁等两名歹徒劫持到南朝鲜。我一边把双脚搭在墙上倒立，一边听新闻，产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倒悬之危。
我经常忧国忧民倍感忧虑，预感会有大事发生，经常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失眠。我也成了当年流浪在“维也纳”的希特勒——因为世界问题而失眠。
大雨过后，老天爷破天荒没下雾。天空大地被大雨洗刷得纤尘不染，如同一个美丽姑娘，水灵灵一双大眼睛。大家纷纷在树上、篮球架上、窗户把手栓上纵横交错的行李绳，晾晒被褥棉衣棉帽。一个小时不到，天又阴了，开始下雨。
经过几天小雨滋润，地里的庄稼吃饱喝足，茂盛蓬勃。我来到经常路过的庄稼地边，语重心长地对一大片苞米说：“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
形式主义害死人。去年，检查团来岛上检查军训，在东水口翻车。两个教导员当场牺牲，砸伤多人。某连进行坑道施工，上午休息。为了应付检查团突击检查，连队集合仓促施工，导致塌方，一位排长被多处砸伤，大腿粉碎性骨折。
高三连排长黎树下转业前，提出要求。他说：“我当兵这些年，还没住过守备区招待所，要住几天。”他的要求被满足，招待所给他开了楼下的房间。
晚上，我去招待所看望他。房间里放置四张组合双人床，上层床被拿走。每张床的床架，如同向上直伸着四条腿，就像被掀翻的四匹马，四蹄朝天。
一只木箱上放着一双臭袜子，脸盆里泡着一双胶鞋，里面的水沤成黑色。房间里面没挂蚊帐，竟没有一个蚊子。只有一种解释，蚊子被他的脚臭熏跑了。
他说有人给刘忠贵介绍对象，他没看好两个人也没说话。外面下大雨，把姑娘隔在屋里。两人一搭话有说不完的话，竟难舍难离，半个月之后结婚。
上午到特务连了解情况，指导员章光南大谈风流史。他给恋人写信，诗情画意信口拈来，让我自愧不如。爱情的魔力，能让一块木头产生诗情画意。
王建国毕业于部队南京外语学院日语系，在基建工程兵技术部当翻译。基建工程兵解散，他调到岛上，在政治处当干事。他大眼睛长睫毛，虚心热情，宿舍与我毗邻。他看过我的小说稿《临危受命》，说一定能发表。我俩经常到山上海边背诵唐诗消遣。蔚蓝的大海，海平线上的落日，巍峨的大山，青翠的苍松，天边的白云，都让人陶醉。在怡人的美景中，我们与古人隔空唱和。
古老的文化是一湖清水，一首首唐诗是肥皂，陶冶情操洗净人的灵魂。
我俩探讨什么是海岛，就是海底下露出、高于海平面的大山山顶、山尖。
后勤电工邓师傅是我老乡，家住盐场，他的两个侄子我都教过。他自小父母双亡，住在哥嫂家，入伍复员后，在岛上找了媳妇安家落户。老邓身体肥胖，走路直喘。他从要塞区后勤调到广鹿后勤，因为得罪了人，一直不给安排工作。他照样开工资，并不影响生活。他心灵手巧，有自己的冷冻库和渔船，日子过的红红火火。他经常心满意足地坐在院子里，如同一只肥胖的蜗牛，养在宽大的壳室内。他算不上岛上首富但算得上首户，是我的落脚之处，经常到他家喝酒。我探家，他让我捎了礼物代他看望哥嫂，把哥哥带到岛上住些日子。我回家后知道，他哥哥半个月之前去世了。我回岛把噩耗告诉他，他“呜”地一声就哭。
中午刚睡着，外面又响起紧锣密鼓的敲门声，仿佛李高手卷土重来。惠达背着挎包站在门外，埋怨：“你就那么困吗？”我们默默去办公室，把银针鱼拿出来。他说：“我昨晚被连长叫上工地，早上才下山。”我说：“他们不知道你今天到大连？”他所问非所答：“连长要当副营长。”他从挎包里拿出半瓶酒，每人倒满一杯。据说地主周惠春（周扒皮）非常节俭，把客人吃剩的粉条晒干，准备下一次做菜重新待客。我俩也当将军当作家老调重弹，重新当成下酒小菜
付飞是六九年江苏兵，任教导队副队长十年，副连职一直没调。关副政委分管干部，竟忘记有这个人。有人给付飞出个主意，让他去给关副政委送礼。
付飞愚蠢地以为，在大白天公开把礼物提到关副政委办公室，效果更好，被扔到窗外。他怒不可遏，上去扇了关副政委一个耳光，出门扬长而去，引起轩然大波。他油盐不进破釜沉舟，宁挨处分也不写检查，让关副政委下不来台。
关副政委挨扇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坐在守备区门口岗楼树阴下台阶上。他也是观察每一个过往干部的表情，以此考察、确定对自己的亲疏。我经过时，他双眼紧盯着我，看我是否幸灾乐祸或者心花怒放。我本想做出同情和悲伤的样子，事先练习多遍。我太不争气，和他四目相对时，一下没克制住，竟笑出声了。
仇主任知道这情况，严肃地批评我，说这对你十分不利。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进行补救，去教导队做付飞工作，一定让他写检查，为关副政委挽回面子。
付飞的鼻子囔囔的，仿佛委屈积蓄太多。他只从报纸上了解世界，用时过境迁的语言与我对话。他当兵十五年从没离开教导队，仿佛刚下生就被狠心的妈妈隔空抛到这里。他刁难：“董干事，你能拉三十下哑铃，我就和你谈。”
他从床下拿出一对小哑铃，使尽全身力气拉了三十下，创造属于他个人的吉尼斯记录。他双手叉腰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目光炯炯，仿佛小小哑铃由四大行星焊接而成，也向全岛庄严宣告：我对关副政委动手了，谁敢把怎么样？
我本肌肉发达，又被“大锤哑铃”把胳膊练成大腿，不是“四体不勤”而是“四肢不分”。他的哑铃轻如纸飘，我一口气拉了五百下还往下拉。要不是他扑上来夺下哑铃，我就一直拉下去。在高人面前，付飞目瞪口呆，哪敢逞能。
我轻蔑地说：“你那点小劲，扇耳光也不疼。”他鼻子囔囔高山仰止：“我有你那么大劲，早换个地方呆着了。”他大吐苦水，哭着说：“我提不了也走不了，已经被上级遗忘……”我说：“要塞区某首长在岛上服役三十年，连北京都没去过，你这算什么？”在我的劝说下，他终于写了份深刻检查。我把检查拿回去，仇主任看过大加赞赏。关副政委下了台阶，付飞没受处分，还调整了职务。
时间是一个永恒的先驱者，引领着万物一刻不停地勇往直前。时间还是艘贼船，一下生就坐上去，再也别想下来。时间更是坏水，把每一个人都领进不归只路。大海潮起潮落，军营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的变化，更是“山中方七日，地上已千年”。年底，“狼”来到眼前。要塞区缩编为守备师，执行师级权限。所辖广鹿、小长山、大长山、海洋、石城、獐子守备区，依次改编为守备一、二、三、四、五、六团。外长山守备区海上交通运输大队，改编为外长山守备师船运大队。干部编制重新调整，该保留的保留该提升的提升该转业的转业。
刘政委和关副政委继续留任，职务不动。仇主任调到大陆某部，卫科长转业。要塞区宣传处调伍干事，一直没调去。处降格为科，伍干事也没调去。
高一连张指导员调到政治处，任宣传股股长。
三年前，高炮营副教导员李天河把我弄到砖场，圆满处理“曹小花”和“五好事件”，提升为教导员。这回部队整编，他又被提升为团政治处主任。
我找他谈一谈，他说：“我没有时间，让田股长和你谈。”
田干事任干部股股长，说：“经团党委研究，确定你转业。你抓紧时间处理好个人问题，争取进大连。有了美满家庭，到哪里都靠本事吃饭。”这不蒂一记闷棍！我六神无主，感到天又塌了。我才提干两年，部队需要我我更离不开部队，就面临转业？田股长说：“我以前提醒过你，有人仍戴着有色眼睛看问题。”
他还说：“你找关副政委谈一谈，说自己单纯幼稚，说话做事不成熟，态度要诚恳，能痛哭流涕最好。他如果不拒绝你的礼物，也许还有希望。”
我说：“我没做过什么错事说过什么错话，再说我是机关最穷的干部，前些日子还补助我五十元钱。我只要在部队待一天，就安心工作一天。”
守备团召开全团干部大会，宣布任职命令。我是军区破格提拔的新闻骨干，正在为新闻报道工作发挥更大作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处理转业。
我被留下来，官越做越小，职务没提升，让我下连队当排长。我刚要下连队，团里把我留在政治处，担任书记。此书记非彼书记，负责文件资料的收发与保管，为主任和副主任打水扫地，购买清扫工具等杂事。还得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分发蜡烛，保管稿纸信封等。我只有调离海岛，才能不受转业的干扰。
李主任找我谈话，说：“你除了做好书记工作，还得搞新闻报道。”我说：“你们配备了新闻干事，他干什么？”李主任说：“他不熟悉业务，一篇稿子都没上过。”我说：“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安排熟悉业务的人当新闻干事？”
李主任说：“团党委已经决定让你转业，是上面把你保留下来。”他不说倒好，我油盐不进：“既然如此，我只干份内工作。”李主任说：“团里让你到连队当排长，是我把你留在机关。”我坚持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不在政治处，下连队当排长。”李主任说：“当初我不把你弄到砖场保护起来，你也提不了干。”
我嗤之以鼻，说：“你这是故伎重演，还想以此要挟和交换。”他说：“这回没处理你转业，应该知足了。”我说：“你刚才还说，下面没权力决定我转业。”
李主任无奈地说：“好了好了，你服从安排吧，事情并非一成不变。”
退一步想，三年前这个时候，我被曹小花从政治部告回高三连。那当时我被厄运围剿，四面楚歌，无处藏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又想起陈寿高的那句口头禅，“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毕竟被留下来，关副政委毕竟是把青春年华奉献给海岛的老海岛。况且，我还享受每个月九十元零一角钱的工资。
两个“毕竟”一个“况且”，做通了我的思想工作，一切都释然了。
李主任说：“再加张桌子，我们俩在一个办公室。”我说：“你给我下副主任命令了吗？我为什么要和你一个办公室？”他说：“听说你不上班，总在宿舍里写小说。”我说：“你想看着我吗？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只在业余时间搞创作，有目共睹。你评价一个干部是实事求是，还是道听途说？我回宿舍去了。”他赶紧叫住我：“你别走，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别无所求，在你隔壁的仓库里面栖身。”他想了想，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先这样吧。”
我把仓库收拾一下，搬进一张桌子，和文件柜、清扫工具等杂物为伍。我早就想写一篇反映守岛战士生活的短篇小说，因为工作忙一直没动笔。我读过《鲁滨孙漂流记》，被深深触动。鲁滨孙因乘船遭遇风暴失事，漂流到孤岛。他独自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历尽艰难困苦。他不但供给自己日用所需，并开辟出一片肥沃的土地。作者歌颂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精神，和我们守岛官兵不可同日而语。部队上岛将近三十个春秋，每一个守岛官兵，都是一个现代鲁滨孙。
像老栾那样的守岛战士，已经两鬓斑白，被称为“海岛老前辈”。
在他们留下的足迹上，一批又一批的新战士，源源不断地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来，成为新一代的守岛战士。他们有着不同于“老海岛”的性格、气质、爱好，但是和“老海岛”一样深沉坚忍，无不来自他们对海岛一往情深的热爱。
战士小郝调到大连招待所之后，不习惯大城市生活，无比留恋广鹿岛。每当岛上来船，他都到码头，帮助下岛的官兵们排忧解难，帮助家属抱孩子，为他们买火车票和船票，送船送站。一代代的守岛官兵，都是现代的鲁滨孙。
有了他们的付出，万里海疆才固若金汤，成为船的陆地，蓝色国门。
我构思了小说《小岛上来的鲁滨孙》，塑造调到大陆准备进院校的战士刘树才，因为和落后战士李谷安赌气，没披露溜轱辘马车的刹车技巧，导致重大事故发生。他良心发现后毅然重返海岛回炉。我在仓库里面一气呵成，写出初稿。
李副主任被免职，球场上再也不见他上蹿下跳的身影。别看他个矮，现在连天空都矮了一截。原要塞区宣传处杜干事调到广鹿，接替李副主任位置。
一九八三年的最后一天，机关晚上例行会餐，成了年末的全部意义。我吃了两个鱼头，鱼的思维一定进入大脑，陡然间想到大海里游泳。杜副主任一杯酒下肚，演唱现代京剧“今日痛饮庆功酒”。这段京剧，彻底结束了李副主任纵横捭阖的酒时代，大家怎么劝都不喝。我和新主任李天河到高一连查岗，晚上十一点钟回来。然后，我们到电视室聆听新年钟声，向新的一年报到。
高二连指导员汪同举，处理问题举重若轻，和家属举案齐眉，处理各方面关系举手之劳。杜副主任家属来队，他第一个送来两条小嘴鱼，说了不少暖心话。杜副主任由衷地评价：“这个人不错，很不错，确实不错。”杜副主任永远不会发怒，说话总以商量的口吻“这个这个哈？”他总笑呵呵的，像一具只有一种表情的玩偶。他更是个超级好人，为了给别人腾出位置，被无条件地发配到广鹿。我给他理发，他一摘帽子吓了我一跳，仿佛头顶上一直没生过头发。
有头发的地方，也如同鹅卵石浸水线的位置，生了一圈龙须菜。
我问：“你的头发怎么秃成这样？”他笑呵呵地说：“当年替人吹牛，写材料‘拔高’，拔秃了。”许多人被他“拔高”提上去成了首长，唯独把自己“拔”成了秃头。他在来广鹿之前，首长找他谈话，承诺解决他的团职职务问题。
领导甩包袱，他却误以为被重用，身背行李，兴致勃勃前来赴任。他这种好人，大多数扮演悲剧角色，终生不会有太大的造就和幸福。师里调整团领导班子已经接近尾声，仍没有他任职的消息。他理直气壮地给师领导打电话，问：“我进团班子的问题考虑没考虑？”师领导直截了当地回答：“没考虑。”
他知道没戏了，仍笑呵呵的。他孩子不懂事，逢人就说：“我爸快进团班子了！”他非常尴尬。我以他为原型写了短篇小说《任职》，提着两盆君子兰上任受冷落，寓“君子受苦”。他说：“这个这个哈？别把主人公写成窝囊废，是怀才不遇。”《昆仑》杂志某编辑看好这篇小说，又觉得人物没有太大价值。
杜副主任是六八年兵，有人是七一年兵，肆意羞辱他，说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等等。在他尴尬之时，我挺身而出为他解围，和以后为秦主任解围一样。
我超额完成新闻报道任务。那天，我和杜副主任到大连慰问老干部。
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寄给某杂志某编辑，一直想去听一听他的修改意见。为了改变关副政委和李天河对我的印象，我在大连一天都没多呆，别人介绍对象一个都没看，提前一趟船上岛。某杂志编辑给我的来信，也随我一趟船上岛：
董太锋同志，你好！我正在寻找表现海岛军人生活的小说，你送上门来，很让我兴奋，如在大连，请速来编辑部，当面交代修改事宜，下一期发表。
人一进岛，就像某国发明的倒刺“女用防强奸”避孕套，进去容易出去难。
李主任也想给我一个好印象，没等我厚着脸皮请假，他让我第二天坐船到大连。我到了大连，下船就去找编辑。编辑昨晚坐船，到上海治疗眼睛去了。
王宝贝探家回来，第一时间在大连看过电影《少林寺》。他说：“武打太精彩了，尤其侧踹，身体都在空中横过来。”我在仓库里腾空侧踹，身体横过来很难。那天晚上，部队在大操场上放映快传片《少林寺》。军民人山人海，如同当年在二十五中学看电影“智取威虎山”。影片中的武打场面确实精彩，让人百看不厌。
晚饭后，我和王忠清、王建国走到到靶场。我投石片超过百米，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走在海边小路上，眼前大雾弥漫，和我的未来一样神秘，含而不露。下了渡槽越过公路，大家来到原高二连旧址。昔日干干净净的营房，长满半人深的荒草，地上满是牛粪。收音机里播放杨非的音乐《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让人伤感。去年夏天我来采访，和指导员汪同举，坐在干净整洁的台阶上。
山下营房是食堂、篮球场和菜地。山腰是炮排、枪排、连部和俱乐部。山顶是三七高射炮、十四点五高射机枪阵地。官兵们利用业余时间撬石头扛上山，修建一条从山下通往山顶的天梯，也叫“通天路”。两边砌成花墙，花坛里鲜花争芳斗艳。汪同举如同站在舞台上，潇洒地往山上一指，声音朗朗：“看，我连的官兵们，用汗水浇灌出绚丽的花朵：昔日的放牛场，变成了今天的通天路！”
现在，“通天路”变成鸟道和动物的乐园。一只野猫蹲在柳树下捉鸟，三头牛在篮球场上悠闲地吃草。三年前整编，随着连长一声“解散”，“硬骨头式连队”被高三连取代。从此后这里荒芜人烟，连点“骨头渣子”都难以寻觅。
主任李天河和杜副主任到大长山开会三天，竟滑天下之大稽，让我代替主任工作。一是我没有股长们觊觎主任位置的瓜田李下之嫌，再是对我进行安抚。
让我代理我就代理，让他们看我如何履行“露水”主任职务，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一天上班，我主持处务会，听取几个股长的情况汇报，分配工作任务，提出重点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必须在第三天之内见效、完成。原守备区遗留无法解决的几个干部转业、提职、生活上的老大难问题，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西安政治学院一年一度招生，在基层连队选拔学员，团里已经选择放弃。
我利用一天时间到各连队了解情况，发现迫击炮连指导员曲能伸，做思想政治工作有创新。我在连队召开座谈会，听取官兵们意见，和曲能伸谈话。
曲能伸说：“我没什么新经验，我所做的，全军指导员都在做，用的都是一套教材，只是各有一套方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党指挥枪，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思想工作必须天天做随时做，发现问题苗头及时做，预防问题提前做。做不通怎么办？做不通也要做，今天做不通明天做，明天做不通后天做，直到做通为止。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有战斗力。战争年代，我们研究如何打败敌人；和平年代，我们还要研究如何不被自己打败。我们的目的是：一切为了打仗、打胜仗。否则要我们军队干什么？”
我对老曲佩服得五体投地，回来写了篇情况汇报，交给政委。政委看后觉得非常好，让我把曲能伸的先进事迹材料及时报到师里。三天之后，李主任和杜副主任开会回来。我向李主任汇报情况，他感慨地说：“你当主任正合适”。
我写的一篇关于曲能伸的经验消息，发表在军报上，并加了编者述评。曲能伸被评上要塞区模范指导员，两个月之后，被选送到西安政治学院深造。
我反复修改短篇小说《小岛上来的鲁滨孙》，字斟句酌。我似在那密密的“格子”里，发现一星若明若暗的渔火。我读给不同的人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综合众人意见：自寻烦恼自不量力；白浪费时间白出力白浪费稿纸。
放映员张李刘和生活原型是老乡，我把小说读给他听，读了一个小时。我口干舌燥，问：“你听的怎么样？”他懵懵懂懂：“你写的啥鸡巴玩意儿？”
刘干事弄了块西瓜，给了我一瓣。我吃了一少半，大半留给王建国。
师里通知我到大连，参加总政在哈尔滨召开的“对台宣传工作会议”。我担心李主任不放，没抱太大希望。李主任主动找我谈话，说：“我和有的领导不一样，绝不耽误同志们的前途，只要上级需要，你尽管下岛。”我半信半疑：“你说的是真话？”他说：“本位主义让我们走过弯路，必须吸取教训。你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同样为部队作出了贡献，也为我们团争得荣誉，我大力支持。”
他的话发自肺腑，我很感动。我临行之前，他为我饯行。
我开玩笑：“你不能赖我把你灌醉？”他一口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