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除了机关、医院、招待所供应细粮，基层连队的主食仍是高粱米。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监督连队伙食”，都与大米、白面、豆油脱不了干系。连长有个老乡在后勤当助理，主管全守备区粮油，猪和毛驴饲料等。他和雷排长经常夸赞老乡如何能呼风唤雨，连地方干部都得巴结等。我听了很不以为然。
上午坑道被覆，连勤人员全部参战。我仍和袁顺利搭档，往轱辘马车上装混凝土。海岛上的每一条坑道，都是历代守岛官兵这样一锨一锨装出来的。
下午回连队休息，我睡了一小觉。晚上，通信员去守备区取口令，我在连部看电话。雷排长和炊事班长在预测今年老兵退伍名单。连长和给养员进来，又和雷排长夸赞老乡、军需管粮油的齐助理。连长对给养员说：“你明天把齐助理的萝卜送去，挑大个的，把毛驴车装满。”给养员说：“关副政委的萝卜怎么办？”
连长嗤之以鼻：“让他自己派车来。齐助理掌握粮油大权，不可忽视。”
我觉得他们的谈论很可笑，忍不住笑了一下。实际上是嗤之以鼻
连长敏感地说：“笑什么笑？他笔尖一动，就可以给你多少斤细粮，不用公章和介绍信，找首长又是调查又是审批。和他搞好关系，根本不用费事。”
我只知道宇宙深不可测，现在才知道，人世间同样深不可测。
那助理身材瘦小，穿五号军装还得改小，是个袖珍助理。我当新兵时，在路上见过那助理。那天奇冷没有方便车，助理脖子上垂挂挎包，嘴唇上面垂挂着鼻涕，袖着手，从码头走回守备区。我怀疑他不是军官，又确实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我担心他走不回沙尖，他又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就是这个所谓助理，用部队的新高粱米兑换地方的陈高粱米，加重了一茬茬官兵的胃病，从中获得好处。
营部通信班长崔玉国大发牢骚，说吃高粱米饭不消化，晕船吐在甲板上直蹦，崩进海里“刷”地一声沉底，装进车轴能当滚珠用，装进猎枪里能打死大雁。他是辽南复州城人，盛赞家乡的苞米碴子粥，吃不够，还养人。提起在海岛当兵的经历，总让人想起高粱米和盐煮黄豆，自嘲为“高粱米兵”和“黄豆兵”。
据说三年困难时期有天晚上，当时的连长半夜查岗，发现炊事班仓库里面有个人影，正用碗“咕嘟”“咕嘟”地喝凉水。连长以为闹鬼，一手拿枪一手拿手电筒，把那个人堵在里面。这是站岗的老兵偷喝生豆油，已经喝了两碗。
老兵当即给连长跪下，说肚子里没有油水，实在馋的受不了。连长说：“你回去吧，我什么都没看见。”老兵回去后滑肠，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从此后沾不得半点油腥。万不帮命运的改变，和大米白面豆油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他右手食指被砸伤之后，不能弯曲成为了僵指。他不管做什么，那根僵指都直直地翘着，有时候像表演兰花指，有时候像指示方向，有时候像指责什么。
他用中指捻纸卷烟拧紧，虽然别扭还能抽到嘴里，用中指扣扳机射击，经常脱靶。连队没能为他办残，他心里有气，经常去炊事班，像是了解情况。回去之后，他翘着那根僵指写东西，一有人走近，赶紧用手捂住不让看。他公开找给养员查账，故意做给连队干部看。守备区有关部门来人了解情况，说有战士反映，连队干部有侵占士兵利益的行为，往家里拿大米白面和豆油。万不帮成了怀疑对象，被连队干部找去谈话。他例举了许多事实，连队干部哑口无言，关系由微妙到紧张。连队要对他进行病退处理，他坚决不走，在连部里大吵大闹。
连队并不是不管，连长和指导员曾多次打报告为他办残。营里也多次和医院交涉，都被以各种理由拖延下来。段医生被评为热爱本职工作、爱兵敬业、刻苦钻研医疗技术的典型。守备区是副师级，专业技术级却可以评到正师级。
给万不帮办残，就属于医疗事故，段医生不能到警备区讲用，医护人员都不能评级。万不帮亲自找营里、医院领导和守备区有关部门交涉，也没能解决。五班的知情者，只剩下我和袁顺利。我为他写了翔实的证明材料，也没用。这引起排长黎树下的不满，说文书插手班排事情。我如实反映情况，没什么不对。
万不帮越来越不受待见。他浑身上下的那套东西，连老鼠都瞒不住。他放在储藏室里的提包被老鼠咬碎，里面的废电话线、子弹壳等撒了一地。他的处境越来越糟，新兵们也学老兵那样，在他身后用脚尖勾他屁股。电影放映前寂寞难耐，从后面向他后脑勺投小石子。旁边的人趁机揪他一下耳朵，一本正经目不斜视。他连头都懒得回，只笑骂一句“驴皮子！”每当他卷烟，人们围住一圈观看。
他翘起那根僵指，费劲地将烟纸卷成粗大的喇叭筒，灌足烟末敦一敦，用中指配合大拇指用力拧紧、封口，揪掉封头，一支烟卷成。等他将烟点燃认真抽完，才注意到身边围满了观众。他笑的时候并不可笑，不笑的时候最惹人笑。
万不帮拿什么扛什么吃什么碰什么，身上就有什么，与其说奋不顾身，还不如说邋遢窝囊。他扛水泥，服装缴旧时还能抖娄出水泥面子。他挑水，有一半洒在半道上。他也没去过哪里，身上总能沾回油漆、柴油、鱼鳞和鸡毛等东西。
连里不给他安排工作，让他养伤，结果越养越伤。他那根僵指三天两头受伤，不是涂抹红药水就是裹着白纱布。高三连常年施工，每年享受一个伤亡名额，除了陈寿高再没人用过。荣誉室里，挂满了“施工安全模范连队”的奖状，是连队连安全施工的重要依据。万不帮那根僵指不是被碰伤砸伤，再是被烫伤。
都因为他那根不省心的手指头，连队的安全奖状和锦旗再没增加。
每天从早到晚，他那只手总也不闲着，不是用小刀这儿削削，就是用小锥子那儿扎扎，再是用锤子敲一敲什么东西。不知何时何处传来“哎哟”一声惨叫，他那根僵指肯定遭殃。每到星期五“安全日”晚点名，他都被点名批评。
但是，他都是为连队修理公用物品而受伤，连长批评之后还得进行表扬。
每年六月，是守备区“安全月”，除了精神鼓励还有物质奖励。以前只奖励锦旗奖状笔记本钢笔香皂毛巾牙刷牙膏等，今年奖励一台十八寸黑白电视机。
当兵之前我没看过电视，看过根据电视荧屏拍摄的电影《智取威虎山》。那当时，永宁公社只有一台电视机，中共中央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召开追悼大会，公社干部在大礼堂观看电视直播。现在，全守备区只有三台黑白电视机，党委办公室有一台，修理所有一台，再是老铁山哨所有一台。守备区党委办公室和修理所不敢去，老铁山天高皇帝远，新兵们都去看过电视。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和于长明翻山越岭几十里，摸黑爬过凶险的“老虎口”，攀上老铁山看电视。
狭小的俱乐部门外，聚集着十几个没戴领章帽徽的新兵，像馋猫偷腥。记得当时还想起了夏屯“老干乱”，拄着棍子走几十里地，到小西山吃胖头鱼。电视里面，正播放连续剧《大西洋底的来人》。我透过一个新兵的肩膀头上面缝隙，看见一方影影绰绰的荧屏上，一个外国人像鱼一样在海底潜游。没等那条人鱼浮上水面，到了熄灯时间。和我同去的于长明，还没看见电视机什么样。
哨所所长是北京人，魁梧的身材和前门一样高大，性格也和北京城一样随和厚重，不断劝新兵快点回去。怕出危险，他派哨所战士把我们送到山下。
前几天一个新兵偷看电视，下山时摔断了腿，引起了守备区的重视。党委研究决定，这次安全月放宽奖励范围。只要不出事故，每个连队都能得到一台黑白电视机，眼睛派专人去厂家定货。高三连的险情险苗不是出在工地和训练场上，而是 出在万不帮那根僵指上。连里把他交给炊事班长，让他帮厨。班长是党的积极分子，万不帮受伤与否，关系到他能不能填表。班长什么不让他干，吃完饭把他撵回宿舍里学习。他那根僵指连褪几层老皮，变得粉嫩，还能稍微弯曲。
离六月三十日零点剩下最后一天，为确保拿回电视机，其他连队不许官兵们出门，安排政治学习以防不测。万不帮被炊事班长锁进宿舍，定时送饭，专人陪同去厕所。万不帮不蒸包子争口气，全天攻读《运筹学优选法》，用僵指这匹“下马”拉平“上马”，拿回“中马”电视机。他看书看的疲惫不堪，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从床底下钻出只红眼大老鼠，拖着笨拙的身子，在屋内巡视。
那些木头和布料制品它早咬腻了，要换换口味了。它轻轻地跳到那个人类床上，一眼发现那根粉嫩的手指，正直直地翘起。它扑上去狠狠地咬了一口，锋利的啮齿将手指肚开肠破肚。万不帮从梦中疼醒来，捂着流血的僵指嚎叫。老鼠世世代代同人类打地道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躲在门外门槛下，伺机再咬。那个人类停止嚎叫躺着不动，老鼠判断他死了，刚进屋想咬个痛快，判断情况不妙。它刚逃到门口，被一只臭胶鞋狠狠地打了个提前量，“噗嗤”一声玩完。
施工回来的官兵们满脸硝烟一身尘土，得知消息，木桩般竖了一院子。万不帮又闯下了大祸，恨不能一刀剁下那根僵指。卫生员虽然及时消毒包扎，僵指仍化脓感染。从此后他不再闹着办残，也不调查连队细粮和豆油的去向。
除了高三连，全守备区每个连队都被奖励一台黑白电视机。
每到夜幕降临，各连队操场上人山人海，官兵们和驻地群众喜气洋洋看电视。电力不足信号微弱，军民们饶有兴致看雪花点或者黑屏，直到频道关闭。
只有高三连冷冷清清，几个战士去其他连队偷看电视，都挨了批评。
万不帮走到人前，都赎罪般地放慢脚步，等待人们的惩罚。但是，没人踢他屁股揪他耳朵。电影放映之前再无聊，也没人从后面抛小石头打他后脑勺。没几天，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逆转，军区搞“彩电进连队试点”活动，为没看上电视的边海防连队一次性配发彩电。高三连因祸得福，率先看上了彩电。别的连队战士来高三连偷看彩电，每天晚上，守备区都向“北小圈”派出纠察队。
人们以讹传讹，说高三连有个湖南兵生了根魔指，连队打耗子不用下夹子，魔指一伸老鼠毙命。他用魔指一指，黑白电视机变成了大彩电。怀孕的女人被他的魔指一指肚皮，能随意改变胎儿性别。实弹射击他往天上一指，拖靶开花。
《四川日报》报道，大足县发现一名能用耳朵认字的神童唐雨，称“人类生物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称作“特异功能”，并引发一场轰轰烈烈门类多得数不清的气功热，什么“香功”、“大雁功”、“自发五禽戏”、“内劲一指弹”、“空劲气功”等。从峨眉山、少林寺、青城山下来的大师、密藏民间现身济世的大师不下百十个，不出名的不知道多少。听大师张宝胜讲课，还得提前报名。
高三连的马扎凳用拖靶布做成，到守备区看电影白花花地摆了一片，十分显眼霸气。连队有了彩电之后，每到晚上，前来看彩电的老百姓推不出门。
我每晚都在前排摆一排马扎凳，留给连长指导员以及家属。
指导员的小儿子好奇，每当看外国片出现男女接吻镜头，就大喊大叫：“妈妈，他俩在干什么？”引得全场大笑。那天晚上，电视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他又大喊大叫：“妈妈，她们怎么不穿裤子？”引起一片争论，有的说穿裤子有的说没穿裤子。那天晚上连队正在开会，大人孩子挤满走廊吵吵闹闹，不能撵不能骂更不能推搡。用小西山的话说：烂眼子打苍蝇——扑娄不过来了。
不知何处涌来一群妙龄少女，一个个前撅后仰浓妆艳抹，钻进连部。
一个含情脉脉的姑娘要送给我一件礼物，我以为是海参海螺之类，原来是一颗心。我好不容易把她哄走，“海神爷”趁机挤进来，像黑夜里见到阳光：“文书在这儿住啊？”没等我邀请，他主动坐在床上，天南海北说个不休，从部队上岛到现在，又从连队上岛到现在，像作传统报告，其实是讨好，想进俱乐部里看电视。他和我讨论粮食和养猪收入等问题，例举了许多精确数字，等着我记笔记。那些数字，像一群群小咬一样，叮满我的全身。电视播映话剧《神州风雷》，大人孩子挤破门。我刚把电视机搬到外面，电视机坏了。连队丢了一捆大葱。
那当时时兴一种浅绿色帆布手提箱，七元钱一只。大连籍战士王海南几次往返大连为连队修理电视机，官兵们都托他买箱子，仿佛他家开箱子工厂。
我也买了一只，用来装书。老百姓知道电视机已经修好，天一黑挤满了俱乐部。我打开电视机，现场一片欢呼。刚看完“新闻联播”停电，这回是“电霸”韩明利捣的鬼。上次他来连队安电灯，忘了让他吃午饭。人们等到九点熄灯还没来电，误以为文书捣鬼。直到连长和指导员出面解释，才不情愿地离开。
王海南顺便买回显影液和定影液，晚上把饭堂当暗室，用两个饭碗盛药水，为每个战士各洗印一张杨立坤和刘晓庆的照片，解决了想念明星而不得见的大问题。军人服务社出售一种绿色塑料钱包，五角钱一个。不管有钱没钱，大家的上衣口袋里，都有棱有角地装一个钱包。我也买了一个，安插两张女演员照片。
一次洗澡，我的空钱包却被人掏走，丢了两位女演员照片，比丢了钱还惋惜。王海南又为我洗印两张，为了回报，我带他到海边打了一回五六冲锋枪。
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的侵略野心，在他人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把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做敌国，疯狂迫害驱赶华侨和华裔越南人，大举出兵侵略柬埔寨，不断挑起中越边界冲突。他们侵我土地，烧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定，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他们欺人太甚，我方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
那天，守备区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官兵“参战誓师大会”。当年近六旬的老政委慷慨激昂：“如果祖国需要，我将跨马出征！”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连队召开誓师大会，从连长、指导员到每个新兵，人人都写请战书，要求到前线杀敌立功。自卫反击战的战场在南方边陲，远在北方的守岛部队不能调往前线。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和临战状态，防备苏联军队武力援越，将乙种步兵师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进入野战地域。上级命令要塞区，从各守备区抽调训练尖子和骨干，补充到野战军甲种师。高三连也有两个名额，谁被调走参战，在两天之内决定。
指导员善搞“兵不厌诈”，还犯疑心病，每当看见新兵和老兵一起走，以为传播干部隐私和阴暗面，晚点名敲山震虎：“有的同志犯自由主义，背后评论干部，点完名之后到连部找我。”真有新兵中招，去连部找他承认错误。他还搞“兵不厌诈”，到阵地查岗违反规定“摸岗”，几次差点儿被哨兵开枪误伤，被守备区通报批评。我和米良昌被评为守备区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指导员屡试不爽，称我和米良昌被调往野战军，让我俩在全连军人大会上表态。
我表示：“我坚决服从连队安排，到前线奋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让全连同志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米良昌当即压床板“一病不起”，年底复员。
我没被调走。被副连长严力光在日记里赞誉“小将猛生，向前猛冲”的新兵劳猛生，调往野战军。另一个被调往野战军的“骨干”，竟是万不帮！
别看刚当兵就接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因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我从来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战争来到眼前，我才认真思考。我三岁打枪有过自己的手枪，从小到大用木头刻枪，课本空白处画满了军官和枪械。我报名八年第九年被破格入伍，当文书消耗子弹若干，既是投弹能手还是神枪手。
我当兵的目的除了走出小西山、过枪瘾、提干找个城市媳妇。只要穿上这身军装，时刻准备踏上枪林弹雨的战场，和敌人真刀实枪地战斗，别无选择。如果说副营长马刀的血管里流淌着军人的血液，我的血管里不但流淌着军人血液，还有“土匪”血液。我们的骨子里都是军人，没有任何不同。我耳边回荡着教导队老队长的“神枪手为什么神？因为心里有敌人”，马刀的“假如一天风雨来”，父亲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爷爷的“当牛做马也不当亡国奴”……我想起日本占领东三省、南京大屠杀……祖国需要，我就是马刀、老队长、杨靖宇和赵尚志、父亲、贾振天。我心里充满了仇恨和杀机，有仇恨有杀机才有力量，恨不能马上奔赴战场。在岛上，我的种种与众不同只是雕虫小技，到了战场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再次向连党支部写了《请战书》，要求替代万不帮调往前线。指导员表扬我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但是要服从安排。
他说：“你是高三连战士，即使调你也得请示营里。我们海岛地处黄海前哨，是拱卫京津和伟大首都的屏障，敌情经常在身边出现，既是前线也是战场。我们都调到野战军，谁来守卫黄海前哨？你做好了本职工作，就是参战。”
晚上我躺在床上，眼前不时出现一幅幅画面：身负重伤的万不帮被一群越寇围在中间，往伤口撒尿，肆意羞辱。他们残忍地剁掉他十根手指头，把一枝上了膛的中国造“五六式”冲锋枪递到他手里，让他开枪。“噗”地一声，万不帮气爆了肚子……我豁出去了，自作主张为万不帮开具一张残疾证明，盖上连长和指导员的印章。我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战场上失利才是最严重的后果。
部队首长：我连战士万不帮因国防施工右手食指致残僵直，用中指扣动扳机，望前线首长周知。广鹿守备区高炮三连，连长：盖房子。指导员：李永远。（盖章）。
我把《证明》悄悄送给万不帮，他顿时流下眼泪，折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我和他紧紧握了握手，转身回连部。那天晚上连队杀猪，欢送万不帮和劳猛生，到守备区统一集合，到码头坐登陆艇去皮口港，转道去大连乘火车。
半个月以来，自卫反击战捷报频传，连队天天收听广播、读报纸、传阅最新战报。我们每听到同登、老街、凭祥、奇穷河、高平、凉山这些地名，眼前就出现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惨烈战场，如同身临其境。我们对蒋金柱、陶少文、岩龙等英烈的名字和事迹耳熟能详，他们都和我年龄相仿，已经为国捐躯长眠于麻栗坡烈士陵园里，一个个年轻的面孔，永远定格在共和国的英雄谱上，为子孙后代所敬仰。同时，北方边境战云密布。也许某一天早晨，就和珍宝岛战役爆发时一样。但是，那里的黎明一直静悄悄，他国的援越战争最终没能爆发。战争从二月十九日开始，三月十五日结束，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
“谷雨种大田”。一大早，尹队长带社员们赶来犁杖，帮助连队种苞米。半上午，我正在弹药库里填写账本，副连长严力光全副武装进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他抓住我胳膊把我拉出弹药库，解下我腰间一串钥匙，锁上门。
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扭住我，他们都是和我无话不谈的亲密弟兄。我问：“副连长，出了什么事？”他冷冷地说：“到了连部你就知道了。”
副连长带几个弟兄把我押往连部。为了不打草惊蛇，半个小时之前，连队从地里跑步回到营房，全副武装包围了弹药库，在各个路口、要道布上岗哨。营房四周十步一哨五步一岗，气氛紧张如临大敌。远远近近都是老百姓，不知道高三连发生了什么情况。我顿时明白了，一定和万不帮开具的那份《证明》有关。
连部门外和会议室门口、窗外，都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卫。我被押进连部走廊，通信员正从连长房间往外扫碎玻璃渣子。大块的杯子碎块上面，还有一段完整语录：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这是连长的茶杯，用了多年。早上我还刷掉一层茶垢，给连长倒了杯茶。桌子腿上，溅了沾着茶叶的水点子，茶是万不帮探家从湖南带回的红茶。我被押进会议室，副连长守在门口。
连长怒气冲冲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他扎腰带背手枪，肚子一鼓一鼓，像捆了一包火药。指导员一身军装紧绷绷地绷在身上，如同装满枪砂，满头大汗问我：“你为什么给万不帮开证明？”我已做好了最坏打算，镇静下来，回答：“在临战状态下，我有义务向前线部队反映真实情况……”
连长暴跳如雷：“你一个文书，有什么权利开证明？”指导员说：“是你私自给万不帮开证明，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拿过笔纸，写了几行字：
关于万不帮右手食指在施工中负伤致残僵直的证明，是在连长盖房子和指导员李荣远不知道的情况下，由我个人开具后送给万不帮，我负全部责任。
高炮三连军械员兼文书：董太锋，四月二十日上午十点二十三分。
我蘸了印泥，在名字上按下指印。指导员拿过证明看过之后，递给连长。连长重复以前的话：“你这样的兵太有水平，我这样的连长带不了你。”
半个小时之前，军务科卢参谋来电话：“你连文书董太锋给调出战士万不帮开证明，上了《内参》，军区联合调查组已经来到警备区，明天上岛调查处理。首长命令，立刻将董太锋控制起来，防止其自杀和夺取武器，全连戒严。”
十分钟之后，一辆面包车开到门前。军务科卢参谋和保卫干事走进会议室，摘下我的领章帽徽。通信员把我的生活用品收拾好，送到车上。保卫干事没配发手铐，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我钻进面包车，怕我中途跳车，特务连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把我紧紧地夹在中间。连长和指导员进到车里，低着头一声不吭。
那天，万不帮和和兄弟部队的骨干登上闷罐车，一天一夜后，到达冰天雪地的北方。他被编入新连队，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他要扎扎实实好好干，经受住考验，给守岛部队增光为高三连长脸，根本没有出具《证明》的打算。
在实弹射击中，他刻意掩饰自己的那根僵指，总也打不出好成绩。班长纠正他的“孤僻毛病”时，发现他的食指不能打弯，当即向连队报告。现场的各报社记者涌来，抓住这条新闻。他们把他带到前线指挥部，认真询问、调查核实情况。当他被怀疑有自残嫌疑时，为了证实清白，不得不拿出那份《证明》。记者写成新闻，给他和那根僵指拍了照片，很快发表在“内参”上。
据说有关领导看过新闻，批示“战后责成沈阳军区调查核实，严肃处理”，把红蓝铅笔摔在办公桌上。战后，沈阳军区专门成立“僵指”事件调查组，赴海岛调查处理。万不帮经部队骨科专家鉴定，办理残疾之后，做复员处理。
守备区的禁闭室设在修理所院内。修理所不但修理枪炮器械，还“修理”部队的“罪犯”，任何人手痒了，都可以进去过手瘾。禁闭室里阴暗潮湿，一股刺鼻的霉味儿。窗户上焊了密匝匝的铁栏杆，“罪犯”插翅难逃。靠墙一张单人床上，堆放一团被污渍浸染的行李。墙角一只痰盂，供“罪犯”方便。
禁闭室也是停尸间，因公牺牲、病故等的官兵遗体，都停放在这张床上。这里关过班长罗未来，停放过陈寿高的遗体。室内不见阳光，弥漫着一股死气。白灰墙上，画着一条腾飞的龙。之前，某连队一个战士因为口角，把另一名战士的脑袋砸出一条口子。那战士精神错乱，自称青龙下凡，被武装遣送回原籍。
我被抽去裤腰带和鞋带，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上了锁。铁门上方是了望孔，外面能看见里面，里面看不见外面。中午有人从了望孔送饭，一碗高粱米饭和一盘萝卜片。我没吃饱，还要。外面的战士说：“没揍你就不错了。”
下午，军务科长和保卫干事前来审讯，让我承认：因为入党提干未成报复连队干部，私自为万不帮开“假证明”，如果主动交代可从轻处理。否则，轻了被武装押送回原籍，重了交到要塞区军事法庭审判，至少判四年以上徒刑。
我坚决不承认因为提干问题开具证明报复连队干部，坚决不承认是“假证明”。他们威胁我，明天要塞区军务处来调查，问什么说什么，不该说的不说，否则更加不利。他们临走前说：“如何处理你，仍由守备区决定，你要慎重考虑。”
星期天两顿饭，特务连会餐。换岗的两个士兵醉醺醺地进来，给我带来晚饭，是大米饭和猪肉炖酸菜。我太饿了，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只吃个半饱。
我要求：“能不能再给我送点饭菜？”他们说：“让你吃饭就不错了，吃多了上厕所，还得看着你。”我说：“总得让我吃饱。”一个敦敦实实的士兵说：“你做完一百个俯卧撑，我去给你拿饭。”我做完一百个俯卧撑，他们说不标准，让我重新做。我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高个士兵说：“我们没揍你就不错了，你也想学画龙的那个人吗？”我说：“你们真想打我？”他们开门进来，上来就把我按在床上，轮起皮带就抽。
我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守备区。我奋力拱起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夺过皮带，光着脚和他们厮打。他们被我抽得逃出门外，又追出去老远。我怕被他们抓到把柄说我逃跑，赶紧回到禁闭室里。他们把门锁好，高个士兵赶紧回去叫人。不一会儿，特务连指导员带了几个战士从门外进来。
两个兵还想教训我，被指导员喝住，让他们出去。指导员和蔼地和我握手，让我坐在凳子上。他诚恳地说：“对你不礼貌的是两个新兵，连队会餐喝了点酒。我反对会餐让战士喝酒，并提出取消士兵喝酒的建议，一直没引起重视。队对他们教育不够，我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你虽然犯了错误，他们也无权体罚你。连队除了要对他们批评教育，还要考虑处分，我再次向你赔礼道歉。”
我越看指导员越面熟，像在哪里见过。他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今天两顿饭都没吃饱。”他问我：“你想吃什么尽管说，我让炊事班做好给你送来。”我想起那只小白鸡，心里一阵发暖：“我想喝生鸡蛋。”指导员问：“你为什么要喝生鸡蛋？”我说了在新兵连的奇遇，他眼圈红了。
连队没有鸡蛋，他让一个班长到二号家属房他家里拿。我一下想起来，眼前的指导员，是当初公社“群专队”的知青。我当年偷书被批斗时，晚上关在公社“群专队”，他和另一个队员一边喝酒，一边用脚踩踏我的脑袋揉搓取乐。
转眼间十一年过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他参军提干当了指导员，我们又以这种似曾相识的方式见面。不大一会儿，班长送来十个煮鸡蛋，还有馒头等。
班长告诉指导员：“嫂子说生鸡蛋没法喝，煮熟后让我拿来。”指导员说：“喝生鸡蛋不卫生，你慢慢吃，别噎着。”我一口吞下一个鸡蛋，差点儿噎死。
指导员为我拍打后背，拍到被皮带抽打的伤痕上，疼的我一蹦高，也一下把鸡蛋顺了下去。我吃了十个鸡蛋外加四个馒头，肚子有了底，心里也有了底。
指导员关上门，悄悄对我说：“你别把打你的事说出去，我给军务科长打电话为你求情，他是我的老班长。别的单位也发生了把问题战士调走的情况，只是没造成你这么大的影响。”尽管是交换，此时有人为我说话，仍让我感动。
他刚要出去，我说：“指导员，我认识你。”他吓了一跳：“什么时候认识的？在哪里？”我说：“在永宁，也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他凝视我片刻，脸红了，说：“我想起来了，你拿学校的书。”他关上门，又一次向我陪礼道歉。
中共中央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发出《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之后，指导员被审查过，由于认识深刻没作任何处理，只被取消了上陆军学校深造的机会。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要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三种人”进行清理。
指导员说：“受到我伤害的不止你一个人，我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所有被伤害过的人，给他们赔礼道歉。当年和我一起看守你的知青，参军在守备营，迫击炮实弹射击发生事故，挨了处分被取消了提干资格，复员几年了。”
他在我这里坐到很晚，说了很多，似乎忘记了我是个被关了禁闭的士兵。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都忘不了睡觉前刷牙。我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踏踏实实睡了一宿好觉。我被看守班长叫醒时，天已经亮了。
吃过早饭，卢参谋和两个战士把我带到军务科一间办公室里。军务科长没再审讯，很客气地和我谈话，让我认真对待这件事，相信守备区会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不会和一个战士过不去，是谁的责任由谁承担。他给我一本稿纸和一支笔，让我如实写下事情经过。我言简意赅地写完，卢参谋拿走，一个人留在屋里。
不管等待我的是什么结果，都要有理有据，该承担的决不推托，不该承担的决不揽过，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该死该活屌朝上。
十一点钟，要塞区军务处董处长和杨参谋、保卫处的胡干事进来，一群人和我谈话。董处长也姓董，我仿佛见到了家里人，强忍住没哭出来。他们已经和各级首长、连长和指导员了解完了情况，并到高三连召开了战士座谈会。
我向要塞区首长陈述事情始末，为什么不让连里知道、开具《证明》的真正目的、所要产生的结果。最后，我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就是尽一个战士应着尽的责任。我要尽的责任，就是在关键时刻，为党、国家、人民和部队负责。我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没有任何人打断我。最后，军务科长让卢参谋带我出去，他们开会。几个战士要押我回禁闭室，卢参谋让他们回连队。我暗暗松了口气。
卢参谋把我带到打字室，两个女打字员正在打字。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报纸，然后给守备营打电话，核实本月战士外出情况。我到报架上拿过《解放军报》，一页页地往下翻，都是有关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报道。对比为国捐躯的英烈们，我却以这种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愧疚得无地自容，流下眼泪。隔壁有人接电话，说军区调查组明天上岛，让做好接船工作。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会议室里，守备区各部门首长针对“僵指”事件，进行检讨，发表处理意见。有的首长认为，一个连队文书胆大包天，竟在大战即将爆发之际私自给前线部队开“证明”，并引起高层的关注和愤怒，极端藐视“条令”“条例”，决不能姑息容忍！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和想法，都起到了动摇军心、煽动部分调出战士对本部队不满情绪的作用，应该记大过处分、开除军籍、武装遣送回原籍。
有的首长认为，“僵指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存在“甩包袱”“本位主义”“目光短浅”“无全局观念”等原因所造成，应该负主要责任，逐级追究，不能让一个战士承担责任。对该文书给予纪律处分，做中途退役处理。将问题战士调转出去的情况，在兄弟部队也发生过嘛。
董处长听完之后，说：“我来守备区之前，首长找我谈话，作了重要指示，我是带着尚方宝剑而来。该文书的行为不能视为有功，但是无过。要对该文书进行遵守《条令》的教育，不鼓励这种行为。既不能对该文书做中途退役处理，更不能武装遣送回原籍。为什么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时，高三连将残疾战士送往前线？假如北方真的爆发战争，万不帮以一根僵指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是一种什么结局？假如全把残疾战士调到前线，真正的战斗骨干留在后方，如何克敌制胜保证打赢？单单以甩包袱、本位主义、目光短浅、无全局观念等托词，怎能自圆其说？你们不感到自责吗？你们在大事大非面前迷失方向，给整个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不但不深刻检讨自己，反而把责任推到一个战士身上，这公平吗？就算把这个文书遣送回家，事情不但没结束，更会变得不可收拾！凭该文书的水平、性格和气质，不到北京找军委主席告状才怪！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如果北方有战事，有的同志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在座的各级领导深深地低下头。董处长继续说：“当我看见该文书穿一身带补丁的军装，本能认定是个好兵。指导员告诉我，他的军装一下发就寄回家里，每当守备区会操和上级首长来连队，都让他躲进山上坑道。我建议，马上给该文书换一套新军装，缀上领章帽徽。”意见统一之后，董处长给警备区军务部打电话汇报情况，问题已经解决，建议军区“僵指”调查组不用兴师动众上岛处理，得到军务部首长的赞同。卢参谋把我带到会议室，气氛已经完全不同。
军务科长客气地让我脱下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和新军帽。董处长见我衬衣后面有血迹，让我脱下来查看。我脱下衬衣，露出后背上的几道伤痕，将昨天晚上发生在禁闭室里面噩梦般的一幕，向在坐的首长和盘托出。
董处长很生气，责令守备区追查责任严肃处理，将处理结果上报要塞区。
卢参谋让我把旧军装里面的东西掏出来，送到后勤仓库交旧。我的上衣口袋里，还有一支油笔和一张折成几折的《前进报》，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记着素材。董处长展开，看不清上面的字，让我念给他听。
一阵海风徐徐吹来，扎根在山坳里的几棵松树轻轻摇晃，像几个战士交头接耳。风越刮越大，松树们剧烈摇摆，又像首长们在面红耳赤地激烈争论……
董处长和在场的首长都忍不住笑了。我的裤袋里只有二分钱，歌谱《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一颗小鹅卵石。董处长问：“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干什么花了？”我说：“我自己只留五角钱，其余的全寄回家了。”他问：“你用五角钱买什么？”
我说：“买牙刷牙膏，剩下的钱买稿纸。”他问：“什么牌子牙膏和牙刷这么便宜？”我说：“红领巾牌。”他问：“剩下的二分钱准备买什么？”我说：“买四页稿纸。”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给我，我眼睛红了，把钱还给处长。
在座的首长看了，都低下头。处长又问：“这颗小鹅卵石干什么用？”我说“我用来练捏力。”他伸出一只手：“你捏一捏。”我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手腕，他疼的受不住。当他知道歌谱是我根据收音机记词记谱，非让我唱歌不可。
这支歌一解禁我就会唱，赵恩才总也听不够，在雁过山打石子的时候，我一天给他唱好几遍。我亮开嗓子声情并茂唱完，在座的首长们热烈鼓掌。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懵懵懂懂就像做梦。
董处长亲切地说：“你别背包袱，回连队继续当文书，好好工作”
我“咔”地立正，给在座的首长们依次敬礼，劫后余生般回连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