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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曹太太和马殿阔老师，坚信我已经提干，抛弃了曹小花。他们带了曹小花和三亲六故，天天到我家说理，劝董太锋回心转意，否则择日启程到部队，让董太锋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他们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哭诉演讲揭发。事情闹到公社，武装部给岛上部队打电话，知道董太锋已经复员，这几天就回原籍。曹小花的哥哥让妹妹和和董太锋断绝关系，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悔一辈子。这遭到曹老太太的坚决反对：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部队和董太锋用的是缓兵之计怎么办？什么时候亲眼见到董太锋复员回小西山，再什么时候宣布解除他和小花的未婚夫妻关系。假如他真的提干，她立刻带闺女去部队完婚。
摘下了领章帽徽，如同放了我的血。军装虽破，脱下来如同扒了我的皮。指导员送给我一套干部服罩衣，一排长送给我一双皮鞋，让我穿着新军装复员。
第二天上午，连队在会议室召开老兵座谈会，桌子上摆着烟、茶、苹果。大家曾经是连里的骨干和主人，现在成了客人，说着客套话。营里来电话通知：下午三点半钟，守备区来车，接复员老兵去码头。屋子里烟雾腾腾，人一进去呛的流泪。连长和指导员担心被老兵刁难，打算开完会就回到家属房。
老兵们深情表达对部队的留恋，对高三连的感恩，感谢干部们几年来的培养教育，表示复员回家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保持军人本色，绝不给部队和高三连丢脸。连长和指导员很受感动，头一回遇上这么通情达理、优秀的复员老兵。他们陪老兵们打扑克、下棋，“上车饺子下车面”，包饺子为老兵们送行。
我给通信员留下家乡地址，如有信件和退稿，让他给我寄回去。
半下午，通信员取报纸回来，有我两封信。一封是父亲的来信，对曹家大闹西北地只字不提，让我放心不要惦念家，安心在部队服役。一想到我明天下午到家，如何面对父亲，不由得一阵心酸。另一封信来自《解放军文艺社》，是某部作品的退稿。我即将复员离开部队，退稿又前来“送行”，不由得一阵愤懑，刚要撕碎扔掉，又忍不住打开。里面是我元宵节那天寄出去的散文《书架》，现在变成了铅字清样，一共两页，还附一封用解放军文艺社信笺写的短信：
董太锋同志你好！你的散文《书架》我们准备刊用，现寄去清样一份，请你校正后尽快寄还我们。谢谢！敬礼。散文组。（公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
我的呼吸停止了，心却在狂跳。我立刻去向指导员报告，走到门口又停住。往好里想，就算连里留我，还得请示营里。营里留我，还得向守备区请示。再一想，连里和营里根本不会因为一封信把我留下，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况且不到一个小时，接复员老兵的汽车就到了。即使我的散文已经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我的部队生涯已经结束了。我毕竟要抓住最后的这根稻草，揣好信件一不做二不休，装作上厕所，绕过“北小圈”生产队，钻进雨裂沟。我穿过松树丛越过公路，向守备区方向猛跑。我从自己开辟的秘密小路翻山越岭，从修理所背后山坡上下去。我下了长长的台阶，进到司政后机关大院，机关干部已经下班了。
我满头大汗跑进政治部，敲宣传科的门，里面没有人。对面屋里传来“咔咔”声，我急忙过去敲了敲。仇科长下班后，正在和组织科长等人打克朗棋。
他们见我没戴领章帽徽浑身大汗，以为发生了什么急事。我说找仇科长单独谈，他把我带到办公室，让我坐下来慢慢说。我喘的说不出话，掏出那封信递给他。仇科长看了信和散文清样，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走，找主任去！”
赵主任已经下班回家，仇科长马上往他家里打电话，介绍我的情况。
政治部主任赵凤武是原要塞区宣传处摄影干事，那张叶剑英元帅视察要塞区在海边拉二胡的照片，是他拍摄的杰作。他调到广鹿守备区不到半年，正为上不了稿子而发愁。他听了我的情况后，马上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回机关。
在主任办公室，他看了《解放军文艺》的信和散文清样，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快说说你现在的情况。”他听完之后说：“你放心，我们把你留下。”
他马上给参谋长打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被留下了。”他给高炮营教导员打完电话，让我先回连队，明天上午再来政治部。
我心有余悸，摸黑翻过两座山，顺来时的路线摸回连队。
复员老兵宿舍里已经人去屋空，只剩下我的背包、帆布提箱和提包。指导员到码头送老兵还没回来，连长带领全连布控、搜山。连部里，卫生员看电话。
通信员接到营里电话：董太锋被政治部保留下来，已经回连队了，马上通知连长下山。炊事班给我留了两盘饺子，我就着大葱，风卷残云吃的一个不剩。
我离开连队之后，指导员发现我不见了，立刻向营里报告。营里命令连队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封锁阵地、小盐场、“北小圈”、唐洼和吴家路口。营里向守备区报告，军务科立刻通报各营：高三连复员老兵董太锋跑了！命令柳条守备三连立刻封锁码头，高二连、特务连、守备一连封锁住各大、小路口。
机关干部到小会议室紧急集合，每人佩带手枪，外加三发子弹。
关副政委坐镇指挥，指示：发现目标先劝说，做工作。如果目标没有武器，决不准开枪。如果目标携带武器，能不开枪就不开枪。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必须开枪时，尽量往腿上打。看大家情绪紧张，他轻松地笑着说：“大家别紧张，看事态发展再做下一步决定，”看表，“十分钟以后就有消息了。”
关副政委例举了几个类似的案例，进行缜密分析。董太锋坐船出岛的可能性没有，没带一枪一弹，排除凶杀可能。他去哪儿了呢？不排除自杀的可能。
他幽闲地喝了口茶，“哈哈”一笑：“他现在已经跳崖、投海或者上吊了。有文化的兵自尊心强，想不开很难回头。”他命令机关干部原地待命，撤除警戒部队，只留高三连重点搜查附近的海边、坑道、树下、崖底等。他让战勤参谋传达他的指示，让医院派救护车，前去小盐场高三连收尸……仇科长进来报告，说董太锋拿着解放军文艺的用稿通知，正和赵主任谈话。军务参谋也进来报告情况。机关干部们“轰”地笑了，关副政委既恼火又尴尬，悻悻地离开。
连队回营房后解散，连长盖房子进来。我向他说明情况，他一言不发。指导员送完老兵从码头回来，对我待搭不理。我直打饱嗝，他以为我故意气他。
两个人扔下我不管，各自回家属房。我和通讯员要来钥匙，还住我的“鬼屋”。幸亏我行动果断，没走大路没翻山路也没抄近路，顺秘密小路快速逃走。否则我刚到吴家就自投罗网，加一连已经张开了大网。如果我走大路，加二连请君入瓮。如果我翻山路，高二连已经布下了口袋阵。我将被做为潜逃处理，武装押送回家。我是在全副武装的铁桶里面钻出去，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守备区。
第二天在连部，指导员说：“董太锋就是长正经精神，太成熟了。”连长还是那句话：“他这样的兵太有水平，我这样连长确实带不了。”高二连调来的文书不安心工作，要求调回老连队。连里请示营里，先让我继续当文书，看守备区如何安排。我和梦游一样，演出一场“复员”闹剧，又回到连部，继续当我的“万岁文书”。我劫后余生，又一次在关键时刻，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到司务长那里要回旧军装，脱下新军装，还给指导员和副连长。我找出准备珍藏的领章和帽徽，缀在衣领和帽子上，激动的心情就像第二次入伍。指导员见我戴上了领章帽徽，搬起面孔问：“谁让你把领章帽徽戴上的？”我说：“自己。”他说：“你有什么权力？”我反问：“我是军人，难道没有佩带领章帽徽的权力？”他说：“我们没接到你继续留队的命令，你现在还是复员兵。”我说：“岂有此理，我给赵主任打电话。”他赶紧息事宁人：“你要吸取教训，有什么事情先请示连里。”我嗤之以鼻：“我昨天要是请示你，现在快到家了。我上午去政治部。”他说：“等通信员把守备区的命令拿回来。”我说：“你和政治部说去。”他很生气，说：“你现在翅膀还没硬，别忘了还是高三连的兵。”
我轻蔑地看了他以眼，说：“你想给我小鞋穿？”他说：“关副政委指示，让连队对你严加管控，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次海政歌舞团来岛上演出，关副政委致欢迎词。那是个盛夏的夜晚，人坐着不动还冒汗。他一紧张，把“你们顶着炎炎烈日，飘洋过海为官兵们演出”，说成了“你们冒着漫天大雪，翻山越岭为官兵们演出”，台上台下爆发大笑。他对我已经投海上吊的预言破产，在全守备区传为笑柄。我这回没死，很让他恼火，不再欣赏我的才华。
他在常委会上说：“董太锋这样的兵留下也是麻烦，政治部没事找事。”赵主任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董太锋对部队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这样的兵决不能埋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比上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都难。”
宣传科伍干事给连里打电话，让我马上到政治部。我马不停蹄地去守备区，伍干事把我带到赵主任办公室。满屋子人，都在传看散文清样和编辑来信。
仇科长向大家介绍：“这是《书架》的作者董太锋，高三连文书。”大家和我握手，我一一敬礼。政治部铁副主任入伍前，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在地区有一定名气。入伍后，他一心想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当专职创作员，呕心沥血地写诗歌、散文、小说，十几年如一日地投稿，没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一个字。他攒了几麻袋底稿和退稿，稿纸上的墨迹是他凝固的血迹，收藏没价值扔了可惜，做饭生炉子用来引火，到转业也用不完，求左邻右舍帮着用。
铁副主任热泪盈眶，紧紧握着我的手：“你真勇敢，单枪匹马杀进了《解放军文艺》，在全旅大警备区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要塞区政治部来电话询问情况，赵主任亲自作了汇报。司令员和政委也来了，听了赵主任的汇报后，都和我握手进行鼓励，感谢我为广鹿守备区争光，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只有第一个发现我诗朗诵的关科长、现在的关副政委没露面。我冷静下来，决不能忘乎所以飘飘然。在宣传科办公室，我给解放军文艺社写了回信：
解放军文艺社散文组编辑：接到您的来信和散文清样，除了万分感动之外，也让我义愤填膺。与其说我写的是一篇散文，还不如说是蘸满血泪的控诉。我们这一代人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禁锢下，患了文化营养不良症。四人帮毁灭文化所造成的悲剧，真是罄竹难书啊！只恨我笔力不佳，难以抒发我对林彪、四人帮深恶痛绝的愤懑……但是，羞辱也能变成巨大的力量，痛定思痛，想想当年偷书被斗的情景，就更使我下决心努力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制定创作规划，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献出我一点微薄之力，争取做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此致 敬礼！旅大警备区八一五七〇部队四十三分队 战士：董太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李干事的字写得好，赵主任让他抄了信写好信封，和散文清样一起装进信封，由到大连开会的李科长带走。伍干事是瓦房店人，比我早当三年兵，比我小一岁，已经提干三年，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他向我透露，守备区准备调我到政治部宣传科，协助搞新闻报道。虽然现在已经不直接从士兵当中提拔干部，我早已超龄，还没入党，但是对于特殊人才，也可网开一面。广鹿守备区不一定能留得住我，很可能到要塞区文化处任创作干事。伍干事留我吃午饭，我坚持回连队。
他要小车送我，我转身就跑。事情八下没一撇，我必须稳重低调。
元旦的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元旦献词：《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连队晚上会餐，炊事员李东明留了一盘鸡肉，一盘炒酸菜，一盘排骨，两瓶果酒，和惠达一起为我把酒庆贺。我们在装糠的黑屋子里，悄声干杯，相互祝福。
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党和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伍干事给我来电话，让我有所准备，到宣传科帮忙，和他住一间宿舍。我兴
奋过度不敢张勇，夜不成眠装的睡眠充足，在举止言谈上绝不能得意忘形。
营长曾经把“打下拖靶”写成“打下拖鞋”，来连队问我：“你听说你写了一篇山（散）文？是写老铁山还是雁过山？要多写一写咱们高炮营。”我解释：“不是‘山文’，是散文。”他以为是黄连散：“你给每个连队多写点，预防吃海红拉稀，影响训练。”我哭笑不得，说：“散文是一种文章体裁……”他不屑一顾地说：“写那玩意儿干什么，把心写散了，连三防考核都记不下来。”
我穿了一套新罩衣，如同麻雀插上了孔雀羽毛。指导员贺红光总对我板着脸，我以为他舍不得放我走，又觉得不太像。他挑剔房间收拾的不整洁，茶杯洗的不干净，物品摆放不整齐。他还不时冒出一句，“不能目空一切，把连队当成跳板，”让我莫名其妙。这和他受连长气时的可怜相、到处找同情者，判若两人。
指导员不顾我的感受，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敲打我，说：“文书最近写了一篇小稿，准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这不是他个人的成绩，而是高三连全体官兵的功劳。文书不参加施工不站岗，有时间写作，换上任何人都会有成就。”
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照样做好本职工作，到守备区帮忙就由不得他了。
我填写完肖立文、刘东顺、炊事班的“立功受奖登记表”，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凌晨一点，早上起来晚。指导员知道我熬夜，仍在晚点名批评我不出早操。
连长盖房子亲自召开连勤会议，说班排反映，文书除了看书写作什么都不干。我把这些当成黎明前的黑暗，到政治部帮忙就是曙光升起。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丧门星一样不开面。上午，我让通信员把故事《跟鸡寻卵》送走，下午把另一篇《追鸭送蛋》也送走。伍干事来电话，说他到皮口学习回来，我就搬到机关。
他让我把人物通讯《探望》改成散文，复写后分别寄《前进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我把一千字的新闻稿《探家》改成三千字的散文，复写两遍之后，已经到了凌晨两点钟。我没有睡意，走出营房，整座海岛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谁不在这皎洁的月光下逗留，谁就是个大傻瓜。此起彼伏的鸡鸣提醒我，那不是洁白的月光，而是一地酷霜。
我仍想起李白那首诗：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海岛的凌晨月下，无花无酒，只有这轮明月代表我的心境，没有鲜花和美酒也不扫兴。此时此刻，我全身心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走进营房仍没分离。
五十三岁的父亲身体有病，仍坚持劳动，为子女们操尽了心。妹妹们和弟弟学习进步，又省心又听话。我写信进行鼓励，要求她们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外面竟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在冬季里非常罕见。起床号响，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指导员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点我的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我的忍耐范围，不能再没有表示。我说：“我们得谈点什么了。”他说：“我到班排去，没有时间。”他从班排回来，我把他堵在屋里，他在写东西。
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不是不知道，我能留在部队不容易。我几次想为你做点什么，害怕因小失大，才一直忍气吞声。”
我说完出去，他赶紧把我叫回来，关上门，说：“连长没说错，你这样的兵，我也同样带不了你。”我说：“这好办，我带你。”他停顿一下，说：“你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能留下来，我也为你高兴。但是你的出格行为，影响了上级对我的提拔。”我说：“你说清楚，我哪项行为出格了？”他不说。
指导员去守备区开会时，赵主任找他谈话，问：“董太锋这样德才兼备的战士，为什么成了重点人？他在那些地方违反了《条令》《条例》？”
指导员如何回答，我不得而知。回连队之后，指导员和我谈话。他说：“本来守备区这次干部调整，我可能回守备营任副教导员，也泡汤了，弄不好和你有直接关系……”我嗤之以鼻，说了句：“无稽之谈。”拂袖而去。
连长盖房子也找我谈话，说：“这次因为你，我又没当上副营长。”
我困，还不敢打哈欠，不争气的是，说说话就“呼呼”地睡着了。我总是饿，怎么吃也不饱，不长脸的是，一个人顶三个人的饭量。哪一期解放军文艺能发表散文《书架》，发表之后能给我带来什么，万一不发表怎么办，都是未知数。
晚上九点熄灯，我刚上床就睡着了。半夜三更我睡得正香，突然被“咣咣”的踹门声惊醒。我披上衣服起来开门。一束手电筒光柱照在我脸上，我什么都看不见，知道不是一个人。我以为谁在搞恶作剧，一把夺下那人的手电筒。
指导员声音：“这是关副政委。”我急忙把手电筒还给关副政委。
原来是卢参谋等人，陪同关副政委查铺。我点燃了蜡烛，关副政委在屋里巡视了一圈，翻了翻我的书和稿子，什么没说出去了。幸亏我没点蜡烛看书写稿子，否则后果不容乐观。第二天，指导员对我说：“你把关副政委的手都拧疼了，他很生气。”关副政委的手电筒光柱，在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