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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今天，大队在学校操场集会，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我和女知青刘庆林站在高台上，带领群众和师生高呼口号。转眼间，我参军五年。那天照镜子，第一次发现，头上生了一根白发。都说拔一根白头发长十根，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拔掉了。星期日两顿饭，我和几个弟兄去爬老铁山。
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美不胜收，仿佛春天一直都没离去。随意将每棵松枝每只小鸟每株小草摄入镜头、画在纸上、流出笔端，都是一篇美文和一件艺术品。我们游历了老铁山水库，俯瞰“将军石”，登上“马祖庙”遗址，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断壁残垣中，一簇簇蓬蓬勃勃的羊皮叶子，似在掩盖着什么东西。肯定是七十多年前被海龟驮上广鹿岛的三舅爷，藏身于某一簇绿叶下面了。
下午回来做饭，全连吃完饭，收拾完。我坐在宿舍里，构思散文《老铁山上红杜鹃》。断断续续的琴声从班排传来，谁在弹奏《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乐手不识谱像不识路，不是和“朋友们”擦肩就是失之交臂，再是跌倒爬起走不稳。我放下笔出去，循着琴声来到班排，为乐手纠正，才促成了“朋友们的相会”。
营里教导员来电话，让我明天到警备区报到，搞“新闻大会战”。我安稳的心境，又掀起一丝涟漪。没等我给政治部打电话问清楚，文书为我打了报告，到军务科开回通行证。我懵懵懂懂地坐上交通船，听从命运的安排，随波逐流。
我不管坐老牛船还是登陆艇，很少进船舱，在甲板上站到终点。我让掠过的海风抚平纷乱的思绪，让无边无际的大海扩展无尽的遐思，让湛蓝的天空澄清一个个无解。多姿多彩的浪花，是变幻的生活。俯瞰船舷，四散逃遁的大棒鱼，带我去幽暗的海底。乌云翻滚惊涛骇浪，让我激情四射血脉贲张。船体就是浪板和浪桥，荡来荡去好不乐哉快哉。一个个开花浪，是一闪即逝的莲花和牡丹。
我一次次第上岛下岛，让许多人羡慕，提干多好，到了大连就是家。
顺风顺水的“老牛船”四平八稳，不多不少四个小时到大连。我坐十三路公共汽车到青泥洼桥，再坐十五路公共汽车到解放广场，轻车熟路来军人俱乐部读书班招待所报到。招待所坐落在军人俱乐部后院，与新建的俱乐部属于一个整体。
招待所不对外，只承担警备区团以上干部学习培训、召开各种会议，条件比警备区招待所南楼还好。这不是什么“新闻大会战”，而是一次特殊的笔会。
每一年，警备联络部都召集各部队一批优秀新闻干事，采写反映祖国大陆大好形势的稿件，发到总政治部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台湾和东南亚听众广播。
尽管我没耽误航班及时下岛，仍比大陆与会人员晚报到了两天。除了岗哨、司机、后勤人员，招待所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干部，没有战士。我是唯一的战士，人们都对我投来探究的目光。要塞区派个战士参加这项重要活动，何处长极不满意。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没问，带我到食堂吃晚饭。食堂里干净整洁，我从来没到过这么高级的场所。十几个干部围坐在一张大餐桌上用餐，没有我的位置。
何处长让服务员为我加了把椅子，两边的干部站起来，给我挪地方。他不无讥刺地说：“要塞区的干部都忙，派个战士来充数。”我起身敬礼刚要介绍自己，何处长说：“你坐下吃饭吧。”大家在饭桌上谈笑风生，没人和我说话，很是尴尬。晚餐非常丰盛，我感到自己没资格享用，没吃出什么滋味。餐后，我提着提包来到四楼。服务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漂亮女兵，和要塞区招待所大相径庭。她们见了我先敬礼，恭恭敬敬地称我“首长”，接过我手里的提包，为我开门。
我第一次被人喊“首长”，还是女兵，面红耳赤不敢答应。
房间里面宽敞整洁，两张大床。卫生间里的浴盆，让我想起在警备区招待所南楼尴尬的一夜。脸盆里放着的牙具表明，对面床已经有人住了。那个人的牙具离奇古怪，颇与众不同。大红的塑料肥皂盒，极小的手帕毛巾，用火车上的锥形饮水杯充当漱口杯，一管巨大的牙膏哗众取宠。主人一定乖乖的怪怪的。
近水楼台，俱乐部天天晚上放电影。今晚放映电影《奸细》。
我一个战士混在一群干部中间，倒像《奸细》中的奸细潘大可。
看完电影回到房间，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干部。我们都愣了一下，似曾相识又不知道在哪里见过。他高矮胖瘦和我差不多，大眼睛瓜子脸，精力充沛肌肉结实动作敏捷。我俩确实长得很像。好几个人都说，你们俩像双胞胎。
“双胞胎”被老乡请去吃饭才回来，身上有酒气。再丑的人穿了军装都好看，提干后更是高人一等，更别说长相英俊。我小心翼翼毕恭毕敬，没等说话先给干部敬礼，然后自我介绍。那干部先朝我衣兜看了一眼，就像以后看军衔。
茶杯里放着一小袋茶，我扯着细线提出来，撕开，将茶末倒进杯子里。我不知道“满杯酒半杯茶”的茶道，倒满了水小心翼翼端过去，洒了一桌子。
干部皱了皱眉头：“这是袋茶，往杯子里倒水就行了，不用倒满。”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端过杯子放到自己这边。为了表示恭敬和歉意，我特意拿过自己的毛巾，把桌子上的水擦干净。我弄巧成拙，把另一只杯子外面的袋茶提线，也放进了杯子里，倒了大半杯水，恭恭敬敬地给干部端过去。
干部掀开杯盖，用笔杆把提线栓着的纸牌挑到外面。
和“军械员兼文书”统称“文书”一样，新闻干事也统称“报道干事”。干部自我介绍，是某团报道干事，搞了三年报道，稿子见报六百多篇。他一年上二百篇稿子，平均不到两天上一篇，连冯台东也望尘莫及！我肃然起敬，问：“首长您贵姓？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姓冯，是电影《金光大道》里富农冯少怀的冯，解放台湾的台，日出东方的东。”只有自信和狂傲的人才这样介绍自己。他是冯台东？我又被吓了一跳，以为他开玩笑。又一想，他没有必要对一个战士撒谎。我悄悄查看桌子上的“会议人员名单”，是冯台东！弄不好重名呢。
我试探：“你的《长山岛趣闻》让人耳目一新。你在海岛呆过？”他说：“没有。我根据道听途说写了这篇东西，没想到引起那么大反响。”我冒了一身汗，说：“冯干事，我就在广鹿岛当兵，一入伍就听说过驴当表，站岗时也有亲身体验，确实挺神奇的。”冯台东问我叫什么名字，当了几年兵，为什么没提干。
当他知道我的兵龄比他长，年龄比他大，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眼下时兴一款黑色扁形人造革提包，大多是奖品和纪念品，最次也是公费购买，十八元钱一只。部队干部外出公干，都提这种黑提包。提包中间夹层内可以装文件、稿纸、信件、笔记本、钢笔等文具，也是身份的象征。实际上，许多提包里大多塞满了衣物、洗漱用品、糕点水果和干鱼。冯台东从黑提包里面掏出两个苹果，选只大的，用枪纲钥匙链上的小刀，在果蒂处螺旋切削，一圈圈削到果蒂，果皮仍覆盖表面。他放下小刀，一圈圈揭下果皮，就像揭下一圈圈绷带，露出全身伤口。
他像怕触碰伤口一样，用两根指头捏着果把，探过身子递给我。
我口水汹涌，一张嘴非溃坝不可。我受宠若惊地接过苹果，将嘴巴堵住。他拿起另一个苹果，“喀嚓”一口咬下半边，我趁机咬了一大口。我发现，冯台东连后脑勺都在用力，仿佛把整个苹果吃进了后脑勺。他享用别人的新闻成果，大概也是这样心安理得。一恍惚，《长山岛趣闻》似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才是原作者。果然，他连果核和果把都没剩，我吃苹果，也连果核果把一起吃掉。
他振振有词地说：“抓新闻就像坐唱《处处有亲人》，处处有新闻，只要有心就能抓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微不足道的事，都和时代紧密相联。你驻守的海岛得天独厚，每朵浪花每块鹅卵石都是新闻，可惜你没发现。”
我差点脱口而出，“谁说我没发现？《长山岛趣闻》是我写的！”我嘴里还含着果核果把，吃了人家的嘴短，言不由衷地说：“冯干事，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冯台东很得意：“你看过《长山岛趣闻》姊妹篇吗？”我停顿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看过。”他仿佛揭穿我：“看过就看过，没看过就没看过，做任何事情都要虚心。”我说：“我确实看过。”他不信，问：“题目是什么？”
我如数家珍：“大标题《海水中的密闻》，小标题：海龟的隐忍，广鹿的凶残，章鱼的温柔，针鱼的利剑。”他满意地说：“当一篇新闻产生轰动，要及时抓住余音再写类似一篇。这么多人搞报道，你不抓别人就得抓。写诗歌有外一首，写新闻也有外一篇嘛。”我早知道能遇上冯台东，学习班不能不来，起码得调个房间。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嘴里扔合着果核和果把，细细品味不再吱声。
冯台东仍滔滔不绝：“我对你的名字有印象，文笔不错，搞报道可惜了，搞文学创作可能有发展，但是得有耐心。在部队搞报道就像当小学教师，有本事的人不干，没本事的人干不了。搞报道就得像喝酒上瘾，刚闻到酒味，舌头开始发短。还得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像煤一样渗透到生活底层，像细菌一样侵入伤口，像公安局破案一样去采访调查。许多人都说找不到新闻，我不认同，岂不知新闻就在身边，你自己就是新闻嘛。有的人说抓不到问题，我也不认同。能不能抓到问题，就看你对基层官兵工农大众有没有感情。你把采访对象当成父母兄弟姐妹，还能抓不到问题？搞报道搞到我这个份上，不等捕捉，新闻就在笔尖上撞来撞去。我上个星期发出去的十篇稿子，已经见报六篇，其中两篇还上了军报。”
他越说越兴奋，毫不隐讳地向我披露秘诀：“一是没事就翻看《解放军报》和《前进报》合订本，看常了就能掌握编辑的发稿规律。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不同版面刊登不同内容的稿件，基本上代表部队常年的中心工作，只要提前一到两个月采写下一到两个月题材的稿子，都有发表可能。二是稿子刚发走，就给编辑打电话告知。然后，每天至少给编辑打一次电话询问：稿子编没编、编在哪一天哪一版？被枪毙的稿子更不能放弃，虚心请教编辑差在何处。时间长了编辑烦了，见了你的来稿脑袋老大，干脆发了得了，省得打电话膈应人。以后再去稿，没等你打电话编辑就主动来电话：小冯啊，稿子已经编了，别再打电话了。”
他说他老师节假日不休息，什么书不看只看军报、前进报合订本，看到吐血。老师在大机关搞报道，办公室里有三部电话。老师的绝技是同时打三部电话。每当稿子发出三天之后，老师让总机同时接通三家报社三个不同编辑，两只手各拿一只话筒，下巴夹住第三只话筒，同时和三家报社三个不同编辑讲话，询问三篇不同题材稿件的结局：上没上？上了为什么上？没上为什么没上？
冯台东的睡眠也像上稿，刚说完就响起了鼾声，一直到天亮也没中断。我失眠也像退稿，一直到天亮也没睡着。我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所有机会和幸运，都向冯台东这样的人倾斜。我刚刚迷糊过去，一个人拿着一柄闪亮的钢叉朝我扎过来。我挣扎半天“啊”地一声大叫醒过来，原来是被阳光刺到了眼睛。
通过几天的学习讨论，大家掌握了宣传政策，明确了采访对象、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等特点。几个获奖作者介绍采写经验，大家分析解读几篇优秀稿件。
我在这里没人理睬，在岛上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往来于海岛与大陆之间，就像那篇长篇小说“踏平东海千倾浪”。我提干多好，在大连安家，每天都能回家。在大连安家的干部们下趟岛，虽然不比登天还难，也堪比八仙过海。
每当我要翘尾巴，马上就有相应的东西出来提醒我制约我。
“蒋帮”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翘尾巴，我们要百倍警惕，各项工作要常备不懈。“和”只是有可能有希望，不要以为马上就能解决问题。只有元老派思乡、思亲、思情、希望加速完成统一，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统一。而少壮派，则是一再观望拖延。再加上美国的干扰，台湾地方势力的牵制等，影响和谈阻碍统一。
我更不能“翘尾巴”，要时刻牢记座右铭“非我莫属，愈挫愈坚”。
是骡子是马只有在写稿子时，再拉出去好好地溜一溜。
干部们都领受了具体采访任务，或单人行动，或几个人一组分头行动。何处长没给我指派采写任务，安排完之后，漫不经心对我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可干，也写点什么，写不出来也别为难，在大连玩几天就回去。走的时候，别忘了和我打声招呼。”这是参加学习班几天来，他和我说过最多的一次话。
冯台东一天改写完几篇发表过的稿子，胸有成竹地交给何处长，除了《长山岛趣闻》和《海水中密闻》这两篇伪稿，其他的稿子一篇都没通过。他发表过的新闻大多是蜻蜓点水，只是趟熟了这条路子而已。他的压力很大，整个晚上都在确定、修改采访提纲，准备工作比写稿子都繁琐，都是务虚不务实。如果新闻真如他所说是表演坐唱《处处有新闻》，他永远都找不到儿子“赵治国”。
第二天他早早起床，坐早班车到旅顺采访。那天晚饭后，冯台东采访回来，熬了一个通宵写稿，第二天交稿，又被何处长无情地枪毙，午饭前不辞而别。
冯台东离开之后，海洋守备区的新闻干事杨传荣住进了房间。
他是闻名中外的《渔村第九户》的作者，七三年从四川入伍，人特别随和。他自己有两个孩子，哥哥病故撇下的三个孩子，都由他抚养。
他说：“你的能力不比一个新闻干事差，我们一起到大连港采访。”
最让我钦佩的，是杨干事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采访的这位领导，曾经受到强烈冲击，还被关押过，因此对当兵的不冷不热，能敷衍就敷衍能躲就躲。
杨干事提出进港内采访，被他以种种理由一口回绝。我俩投其所好、每天打水，打扫办公室卫生，都未奏效。后来，我们连港务局大门都进不去。
何处长让杨干事暂时放弃，抓紧时间去机车车辆厂采访。杨干事绝不放弃，我俩具体分工，他换上便衣，在领导家门前昼夜蹲坑，见他出来就软缠硬磨。
我在招待所守着电话，半个小时给那领导打一次电话。第三天，那领导主动来电话，让我们上午十点到他办公室。我俩一进办公室，那领导无奈地大声说：“两个活爹饶了我吧！我算让你们折腾稀稀了！你们赶紧审讯，我交代。”
采访顺利结束，那领导被我们执着的精神所折服，由衷地说：“我从心里佩
服解放军这种敬业精神，干工作有你们这种精神头，哪有干不好的道理？”他对解放军的印象彻底改变，留我俩吃午饭，喝酒。临走之前，他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精美的万吨巨轮模型。我俩连夜撰稿，杨干事修改一页我抄写一页，送给何处长，顺利通过。我由衷地对杨干事说：“你这种精神，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
他仍笑呵呵地说：“我们海洋岛下来趟不容易，光坐船就得十几个小时，两头不见太阳。没去过旅顺不算到大连，没到过海洋岛就不算到海岛。”
我们正准备去大连机车车辆厂采访，海洋守备区来电话，让杨干事马上回岛。杨干事回岛之后，何处长没再给我指派任务。我有文学功底，写这种稿子轻车熟路。我随身带着小本子，随时随地记录素材，写东西顺手拈来。我手里掌握的大量素材，写过的稿子，都可以用来改写对台宣传稿件。我是个战士，没有这样那样的压力和负担。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写稿，除了吃午饭，一直写到晚上。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办不到的事，新中国全能办得到。农村的“五保”制度，在旧中国绝对没有。我围绕“军民共建”，写了故事《敬老院里儿孙多》。四川省小水电闻名全世界，许多国家来人参观访问，无不感到惊讶。高三连的四川籍战士郑介旋，家乡就是“小水电”的故乡。他当兵那年，家乡建了一座小水电站，浇地、碾米、照明都用上电，告别了世世代代的黑暗。我打电话采访他，写了一篇特写《山寨电灯照月明》。“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生活显著提高。有的地区接近台湾生活水平，甚至还有所超越。我写了《天罗地网锁沙龙》，介绍家乡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发生的变化。台湾方面说大陆不民主，老百姓不自由，不能随便出门等等。我改写了《一次难忘的旅游》，介绍我们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那天晚饭之前，我把厚厚的一叠稿子交给何处长。我惴惴不安，如果稿子通不过，也和冯台东一样不辞而别。我收拾好东西，默默地等在房间里。
何处长来了，我起身敬礼，拿过提包：“处长，我回去了。”他不解地问：“你上哪儿？”我说：“回岛。”他笑了，拿过我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让我坐下。
他说：“你写的稿子全被通过了，已经发往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学习班结束，所有人员归队。午饭后我刚要离开，何处长让我等一下。他说：“我了解你的情况，已经和要塞区打了招呼，继续留下来写稿，时间两个月，仍住在这里。这几天，连队就把你的伙食关系寄来，转到招待所后勤灶。”
何处长让我保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先去机车车辆厂采访。
为了免除我的后顾之忧，何处长承诺，先解决我的入党提干问题，再把我调过来。这样的机会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况且年龄越来越大。我常年在外面帮忙，也不好意思占用连队名额。至于提干，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已不再激动。
我向何处长表示：“感谢处长信任，我一定严格遵守《条令》《条例》，和在连队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出公差、帮厨、做细小工作，圆满完成任务。”
这里的条件，和白山路招待所有着天壤之别。我被安排在僻静的楼上房间，一个战士享受团级首长待遇。即使复员回小西山，我这个兵当的也值了。
那天中午，我和两位首长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一位首长问起另一位首长的小说稿，他说解放军出版社准备出版。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高玉宝。
他见我是陌生面孔，问：“小同志你什么时候调来的？”我放下筷子起身敬礼，自我介绍。他和蔼可亲，鼓励我多看书多动脑思考，勤动笔，多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很受鼓舞，重新燃起了创作热情。
我已经见到了高玉宝本人，发表小说应该顺理成章了。我想起在北海头彻夜打茬子遇狼、写《天亮鸡叫》，不由得百感交集。我虽然没有高玉宝那种战斗经历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战功，我也是一个兵。我要是不当兵，一辈子也见不到高玉宝。吃完饭回到房间，我给父亲写信：我见到了高玉宝，和他握手说了话。
第二天上班，我来到何处长办公室，他给我开具了采访介绍信。我的战士身份，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来到机车车辆厂，好不容易进了大门。工会主任见我是个战士，对我不屑一顾。他看完介绍信，审查我当了几年兵，为什么没入党提干。他给部队打电话核实之后，仍对我不冷不热。他把我带到大会议室，居高临下地说：“我还得接待外国人，只给你五分钟时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更圆，只要和外国有关的人和事，都神圣无比。我掏出小本子，抓紧时间采访。
我问的简洁，主任回答更简洁。我问：“东北只有大连一座生产机车的工厂，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主任答：“辽东半岛黄海之滨，水旱码头交通便利，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我问：“旧社会工人生活状况如何？”主任答：“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提示：“听说工人吃橡子面穿破衣服……”主任抢答：“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又问：“中山公园只让日本人进入，不让中国人……”主任速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没等我再问，主任撇下我小跑出去。
联络部向干部部门打了“因为工作需要，请示提拔战士董太锋”的报告。干部部门将报告打回来：一是总政早已下了通知，不得直接从战士中间提拔干部；二是对台宣传不是主要工作，许多新闻报道骨干都没得到破格提拔。三是该同志兵龄长年龄大，不符合破格提拔条件；四是很少有先提干后入党的先例。
何处长给我拿来一套干部服、一双皮鞋，给我一个公文包，还有袖珍录音机和单反照相机，重新开具了介绍信。我转眼间“提干”，脱胎换骨，自卑感和委琐烟消云散。出门时我偷窥了一眼整容镜，英俊潇洒的我一闪即逝，根本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怪不得复员老兵都改服装，临走前也得过把四个兜干部瘾。
下午我再去机车车辆厂采访，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同一个太阳照同一个党领导同一个我同一个主任，情况却天差地别。主任矢口否认我上午来过，说只来了个罗锅巴叽尖嘴猴腮的小兵，窝窝囊囊磕磕巴巴邋邋遢遢还挂着两行黄鼻涕。
我不和他争辩将错就错，他特地叫来年轻漂亮的女团委书记全程陪同，去几个车间参观之后回到大会议室，再召集工程师车间主任工人代表和我座谈。
采访圆满结束，我刚要告辞，主任问：“你看女团委书记怎么样？”我以为他要对团委书记进行考评，说：“她待人热情落落大方，工作认真负责。”
主任笑着一拍手：“又成了一对！我是促成八十多对鸳鸯的‘红娘’，其中促成你们十一对军婚，再把你俩促成就成了一打。你们到一块儿谈谈吧。”
我只知道“红娘”是媒人和介绍人的意思，还不知道为什么叫“红娘”。主任说：“我了解了，团委书记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我这才知道，他要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十一结婚，谢谢主席。”脱身离开。
本溪京剧团在军人俱乐部演出京剧《红娘》，由梅兰芳的弟子毕谷云主演。
我这才知道“红娘”的来历，。记得小时候，郝文章家有一本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我看不懂，但是记住了其中四句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京剧《红娘》，取自《西厢记》中的故事。
勇敢、沉着和机智的丫鬟红娘，在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穿针引线。因此，“红娘”成了“媒人”的别称，麻太家二大娘、马希阔老师都当过我的“红娘”。
和我终生相守的那个姑娘，早已经在现实中存在了，只是不知道身在何处，和我近在咫尺摩肩擦踵，还是千里之外天各一方。她和我一样，也在苦苦寻觅和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和我见面，谁做我们的红娘。
我写完六千多字的通讯《机车隆隆遍九州》，马不停蹄，又采访了大连起重机厂、大连海运学院等。刚建成的长兴岛斜拉桥，是我国第二座斜拉桥，各种资料保密。交通局长非常热情，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让我浏览了所有机密图片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考察。我只用两天时间，写出五千多字的录音通讯。
我就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进。我到与小西山一河之隔的吕家大队，采访一位归来的台胞，过河就能回家。为了不耽误发稿，我像用力拧弯一段粗钢丝，转身去永宁，坐车回大连。我的稿件不断播出，收到许多台胞和海外侨胞的来信。他们都称我“董先生”，让我无不为祖国的强大和欣欣向荣所鼓舞、感动。
何处长为我入党提干做了最大努力，甚至，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也想调我，都因为年龄大没入党，政治上不合格而遗憾地放弃了。总而言之，当军官真好。
我不管到哪里采访，都有人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十一结婚”挡回去。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和我换军用粮票，甚至索要军用布票。在这之前我就像色盲，眼里都是黑白影像。自从穿了何处长的干部服和皮鞋，眼前变成了彩色世界。
改革开放后的大连，像刷了新油漆未干的门窗和家具，一不小心就会沾上颜色。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水中月、镜中花、空中云。我马上到了而立之年，说不考虑个人问题，让洞里面公耗子听见都能笑出声来。目前，我还没有资格考虑个人的事情。我的人生目标还没达到，仍在与命运进行苦苦抗争，绝不能半途而废。我就像一个老处女，年龄越大对自己越不利，越不肯降低条件。我仍幻想，只要初衷不改坚持往前走，或许在某一时刻，我将一脚踏开成功之门提干。
到了那一时刻，我肯定得大哭一场，原地打几个滚蹦几个高。
姐夫来招待所，介绍了家里情况。我们几次见面，谈的都是我复员之后找工作的问题。和以往一样，姐夫第一句话问我复员后的打算，我说还没考虑也和以往一样，他左一盆右一盆地向我大泼冷水：“现在当兵复员哪来哪去，你现在还没入党，大队能用你还是公社能要你？能人有得是。你到我厂，我看大门都不用你。你现在复员，只能回小西山种地。你在瓦（房）店有银（人）吗？”
他看我一直不求他，又是民政局老什么头是他什么人，干部局老什么李是他战友，安排你这个小复员兵小菜一碟。我还是不求他，他没趣地走了。
那天，我到白山路招待所采访一位台胞，看见一个姑娘很面熟。我一下子想起来，她就是董云走二大爷的外甥女章荣荣，在警备区白山路招待所工作。
她非常热情，为我“提干”感到高兴。我不能蒙骗她，又不能说出实情。
她问我成没成家，我说已经有了对象。她去过我们家，说：“你提干了，你和你们家都得好了，小西山太穷太穷了。”我到警备区机关领新闻报道奖品，见到了以前听了名字如雷贯耳的那些人。他们曾经是那样地高不可攀，就像用观察镜观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现在，他们近在眼前，整天也有忙不完的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