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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之后，我把刘萤当成月季花滋养，不让她做半点家务。她也成了乖乖女，越发小鸟依人，只要有我陪伴，哪怕天塌地陷。她阳光灿烂幸福满足，从生命中删除了暴风雪和阴雨天。天地如此渺小，丈夫和女儿，才是她生命的全部。
生了孩子的女人，像开花打籽的萝卜白菜、生了芽子的地瓜母子，膨胀期过后一天天萎缩衰老。刘萤还不满二十四周岁，正是女人的黄金般年龄。她生了孩子，只是又一次发育，窈窕丰满柔嫩，更加魅力四射娇艳可人。许多人不知道她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仍频频向她示爱、介绍对象。她抱着孩子走在繁华的天津街上，牙牙学语的女儿喊“妈妈”。人们无不惊讶，这个漂亮大姑娘当妈了！
我担心时间长了没了激情，再加上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双方逐渐暴露以前故意装聋作哑的缺点，刘萤和我过不了这种一无所有的日子，后悔选择我。
我这种担心纯属多余，我竟是她心中崇拜的能人和英雄。她说：“在做好事上，除了雷锋就是你；在见义勇为上，除了刘英俊就是你；在文化水平上，谁也比不上你……”这一个个“你”，如同老师在一张张卷子上批改的对号。小时候我为了享受对号的快乐和骄傲，特地伪造了一张卷子，趁老师不在，偷着到前面，用红笔批成所有对号，再写上大大的“100分”，背后里一个人欣赏。
我相信刘萤给我的批改，都是货真价实。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也搞“两个凡是”。凡是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凡是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只要我在身边，孩子一天天长大，再苦再累再拮据也无怨无悔。夫妻间难免产生矛盾和口角，我俩这样的患难夫妻也一样。我俩之间产生的矛盾，只是更加恩爱体贴的催化剂。
家里买种子、化肥、老人有病等等，她准备把买衣服的钱寄回家。她没有新衣服，仗着离药房近，每天穿白大褂上下班。她连雨伞都舍不得买，头上顶着张报纸，跑着上下班。每天买药的人，从药房里面排到外面。每个药方少则几味多则几十味，细化到“两”和“钱”。刘萤背得滚瓜烂熟，不管患者排多长的队，随时随地合方。她每天不停地打算盘，要合近百个药方，上厕所都带小跑。
她工作三年很少出现差错，深得单位领导、同事和患者的好评。
药柜里摆放上百味中药，人也被熏成了人生百味。“肥牛”说：“爱我的人做我的丈夫，喜欢我的人做我的情人。”杨敏违反“不得在一个人情况打开钱箱收款”的规定。一伙聋哑人作案团伙钻了空子，提走了钱箱。她急忙追出去，那伙人扔了钱箱逃跑，她成为先进典型，“火线入党”。主任刚走，黄辉出去买鱼，回来洗完鱼刚站到柜台前，主任回来。主任表扬她坚守岗位，到了月底，她的奖金比任何人都多。坐堂老中医给姑娘把脉，都要捏一捏乳房和私处。
那当时，大连姑娘找对象，把身高放在首位，其他条件放低。
姜颖慧是刘萤的同事，矮胖，找的对象个高，长相英俊。害怕夜长梦多，妈妈为她做主，早早结婚。她婚后发现丈夫不对劲，和他同房时心不在焉，逛街把东西挂在脖子上。那天丈夫光膀子回家，身上一分钱没有，衣服让出租车司机扒了。她这才知道，丈夫是位精神病患者。尽管孩子已经出生，她仍选择离婚。
不久她找了个大款，是公司老板，存款三百万元。妈妈吸取了教训，事先带她远去河北，找一位大仙算完命回来，和大款结婚。婚后她发现大款根本没有钱，妈妈安慰她，没有三百万还没有三十万？没有三十万还没有三万？大款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连身上的西服还是穿别人的。没有房子，两个人搭了地铺睡觉。
大款蹬了三轮车，和岳母卖鱼。他专门行骗离婚女人，用这个女人的钱去骗下一个女人。大款又有了钱，蹬一车鱼跑了，去和另一个离婚女人“结婚”。姜颖慧找的第三个男人虽然没钱，金枪不倒连续作战，很让她陶醉。那天早上，她发现老公的命根子掉在被窝里，吓了一跳！她和他生活半年，竟没发现是个替代品。同事们笑她：找个帅哥是傻的，找个大款是耍的，找了个大XX是假的。
刘萤刚参加工作那年，和某师傅换班吃饭，短了六十六元钱。某师傅认为刘萤离开收款处，钱被人拿走。刘萤说：“我一直没离开岗位。”几个同事也为她作证。某师傅升任公司领导，这次分房子本应该有军人家属的份，又被取消。
我安慰她说：“房子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
每天刘萤上班之后，家里只要有人，我就别想消停。他们吃饱喝足，正如窗外精神病患者所说：没事找事找事打仗。我已经习以为常，不折腾还不踏实。
刘萤下班回来，一切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为了不让她工作分心，我从来不和她讲家里的事情。我隐瞒得天衣无缝，她也心知肚明，对我格外体贴。夜深人静，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刻。看着神边的爱妻搂着女儿安详入梦，我心想，这真是我的妻子和女儿吗？大概结婚后的女人都容易满足吧，“性臣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一切烦恼和委屈烟消云散，哪怕每天让他们揍两遍，我也心甘情愿。我在大街上对她表白被送进派出所，真是“道是无情却有情”。
我只有在事业上不断有所作为，给刘萤增光长脸，不让她失望。
转眼之间，女儿已经六个月。为了让我缓口气，腾出时间看书写作，刘萤到处联系幼儿园。幼儿园不收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刘萤又联系一家私人幼儿园。
大连市市长长魏富海心里装着市民，“菜篮子”里装满了“鸡肉蛋”。我胳膊上天天挎着菜篮子，每天到“天副”和“修竹”市场买菜。
天津街有两个男人，出出进进来来往往，都抱着女儿。一个是身强体建的我，另一个是残疾人霍老三。他走路踉踉跄跄，在自制的板车上拉着女儿，去街道和妇联求助。几年前，一个农村姑娘为了进城，违心嫁给他。女儿生下来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没钱医治。那女人三更半夜离家出走，再没回来。街道和妇联的帮助杯水车薪，可怜的女孩一双大眼睛水灵灵，在板车上刚迎来青春期，夭折了。
那天，我俩把孩子送进那家私人幼儿园。刘萤说：“你发胖了，这回有时间了，赶紧锻炼身体。”我不在意地说：“男人结婚后都发胖，心宽体胖嘛。”
回家路上，我突然发现怀里的女儿没了，惊出一身冷汗，以为女儿被我弄丢了，似要天塌地陷。我赶紧跑回幼儿园又见到了女儿，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我买菜回来，发现床上有张纸条。岳父用油笔在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绣项链丢了，翻天覆地翻找，大喊大叫要去报警。
我说：“你脖子上是什么？”她一低头，项链戴在脖子上。我什么也做不下去，一天给他们做三顿饭，才是我的职业，才是部队把我留下来的理由。
五音不全的刘绣爱唱歌，二十岁的歌友华小蕊是家中常客。她情窦初开热情单纯，像一具紧绷绷充满活力的橡皮姑娘。她对我的军人身份充满好奇，不理解为什么常住不走、部队不分房子。她了解了我的情况，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
她也爱好文学，看过我的作品，钦佩地说：“我不学唱歌了，跟姐夫学写小说。”我说：“你写不了小说。”她说：“你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
她再来家里不是找刘绣，而是找我，通过借书和接触，眼神有了异样。
那天她又来了，说：“我妈妈退休在家没事，愿意帮你照看孩子。”我说：“孩子已经送进幼儿园，谢谢你和你妈妈。”她说：“我想看看你穿军装的照片。”我拿出影集给她看，看着看着，猛地勾住我的脖子。我和刘萤结婚后，已经“绝欲”，心思只在她一个人身上。我甩了几下没甩开，情急之下说：“你姐回来了。”
她赶紧走出去，在窗外满怀惆怅地站了半天，从此后再没来过。
我哪里知道，此时，齐国邦正藏在小屋里面“捉奸”。刘绣对爸爸揭发：“爸，那个农村人在家里搞破鞋。”岳父搞三堂会审，非让我认罪不可，否则就告到部队。第二天情况发生逆转，岳父和刘绣眉开眼笑，还给我买烧鸡和啤酒。
原来，市内发生一桩毛骨悚然的恶性案件。电车轨道对面楼上，飞出一颗苍老的东西，“扑通”一声落在轨道中央。一位屋檐下的军人无法忍受欺辱，做出过激行为，部队进行了通报。大连是座有着光荣传统的拥军城市，出台不少政策，为军人解决工作和住房问题。地方和部队都有困难，各单位情况各有不同。
经济效益好的石油七厂，只要女职工和军人登记结婚，马上解决住房。有的单位没有住房，军人等到一万年都没有希望，只有长期挤住在岳父家。
结婚之前，刘萤带我去见过工会主席。主席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和我介绍了公司情况。公司优先解决军属住房，现在，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盖新房。
恶性案件带来的几天舒适日子，如同白驹过隙，刘英雄又粉墨登场。他把我堵在屋里，开门见山进行谈判。我告诉他：“我们近期解决不了住房问题。”他胡搅蛮缠：“我家的事情你说了不算，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说：“我伺候全家和老婆孩子，什么事情我说了算了？”他信口雌黄：“你孝顺我父亲，我父亲只能活两天。你不孝顺我父亲，我父亲还能活五天。你怎么不学学齐国邦和黄欢？”
齐国邦无事生非，我每天还得伺候他和刘绣。二连襟除了上班再是喝酒，横草不拿竖草不动。我反问：“你让我学他们什么？”刘英雄说：“他们两个人顾家。”我反问：“我不顾家吗？”他说：“你的家在哪儿？”我说：“我是你妹夫，你总该有点同情心吧。”他决绝地说：“我从来不同情穷人。”我反问：“我是穷人吗？”他也反问：“难道你是富人吗？”我说：“你衡量穷人的标准是什么？”他说：“看他在这座城市里有没有房子。”我轻蔑地说：“你的标准太低了，低的可怜。”
他也轻蔑地说：“同样当兵，吴超凡有了三套房子，再看看你。”
吴超凡是武警油料助理，葛小兰对象，掌握油票，找他办事、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他也从农村入伍，没有岳父，葛小兰是独生女，确实有三套房子。他搬张床也兴师动众，动用卡车、轿车拉来一车武警，是人人羡慕的“小能人”。
那天，刘英雄隆重地请来吴超凡，帮我解决住房问题。
不管生活中和影视剧，你所见的任何一个丑人丑角儿，都能想到吴超凡。今天他脱下军装，穿一身笔挺的西服，扎一条鲜红领带，手持“大哥大”。
他俩进来时，我已经买回啤酒，正在做菜。刘英雄一脸讪笑，对吴超凡说：“看看我们家这个大兵，就会做饭。”我做完一桌丰盛的酒菜，吴超凡也把一件大事办成了小菜一碟。他以立正姿势向首长汇报完工作，这才坐下来喝酒。
他赞赏我在经济大潮的席卷下，专心致志地搞“文学创造”。他一口辽东大山深处的口音，如同蚕蛾摇动翅膀，将我裹了一层厚厚的蚕茧，等待化蝶。
刘英雄打断：“你向他传授如何尽快解决住房，让他早点儿搬走。”
吴超凡帮我说了不少好话，说：“你要继续忍辱负重，搞好各方面关系。如果你现在选择转业，我还能帮上你的忙，安排个好工作，还有房子。”
刘英雄看我婉然谢绝了，不高兴地说：“你们喝吧。”拂袖而去。
崔大叔是天津街老邻居，在公安局退休，和岳父家曾经住上下楼。三年困难时期，崔大叔家里孩子多，没吃的。每天下午，他都提前来到某处道口旁边等候。当远处传来一声汽笛长鸣，崔大叔顿时热泪盈眶：我老哥给我带回吃的了！火车在他身边停下，老崔大叔赶紧搬下口袋，有时候是苞米面有时候是地瓜干等。
每当岳母犯病，都是崔大叔背到医院。崔大叔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位战斗英雄。他在抗美援朝黄草岭战役中打红了眼，站到战壕上面，端着司登冲锋枪向蜂拥而上的美国鬼子扫射。战友们都牺牲了，他毫发无损，回国之后，却栽到了老毛子手里。他转到海军，在一艘舰艇上给老毛子当副舰长。老毛子喝醉了酒，拔出手枪胡乱射击。情急之下，他开枪将老毛子打伤，被关禁闭，准备接受严惩。他给某位大首长当过警卫员，写了一封求助信，委托看守的士兵寄出去。他被释放，也离开了部队。因为他有前科，地方不安排正式工作。落实政策后，他进了公安局，当过司机、看守，枪毙犯人时补枪。
他说：“公安局正缺人手撰写《公安史》，你现在转业，我帮你进公安局”。
我说：“我已经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处女作，被部队破格留下来，已经是军区创作室后备力量，正在等待安排。给我十套房子也不转业，困难都是暂时的。”
刘英雄听说之后，非逼我转业不可。我针锋相对，说：“我的事你说了不算。”
刘英雄背后做了崔大叔的工作，那天趁全家人都在，崔大叔提着一串香蕉一瘸一拐地来了。他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又声泪俱下地对我说：“小董啊！我老哥这辈子不容易啊，大叔求求你了，你让他过个安静的晚年吧！快转业吧！”
第二天，崔大叔又来了，仿佛什么事情没发生，说：“买一套一室半的房子，得一万多元钱。”眼下正是盛夏，我只觉得眼前大雪纷纷，寒风呼啸。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我上岛领棉衣回来，一进胡同里小门，刘萤和女儿不见了，岳父和刘绣正在小屋里吃鸡脖。我感到天都塌了，急忙问：“她们娘俩上哪儿去了？”岳父腾不出嘴说话，刘绣尖亮地：“上医院啦！”
我放下肩上的东西出了小木门，撒腿猛跑。刘萤抱着孩子，穿过车来车往的三岔路口，冒着大雪去医院。我冲到她们身边，把母女俩紧紧地搂在怀里。
在刘英雄、齐国邦、刘绣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累赘，一条不咬人膈应人的癞皮狗。只要我能离开这里，就是死了也和他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刘英雄离开之后， 我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也不是生下来就一文不值，也有值得留恋的往事。小时候在边外，我也过了几天幸福快乐的日子。谁的父亲把他放在马背上，奔驰在大草甸子上？谁的父亲用自行车带他和姐姐到大树林子里，打麻雀用炉子烧烤？谁四岁拥有自己的手枪，开枪打伤了邻居家的疯狗？谁将父亲的手枪顶在炕沿上将子弹上膛，打光了子弹？我可以自豪地说：我！
我十二岁到大连，看见城市里的爸爸带着孩子，到公园和动物园里面玩耍。再想想我来到小西山以后的童年，心里充满了苦涩和酸楚。我和父亲成了仇家，连话都很少说，更别说带我去玩。我第二次到大连，在二一零医院砌大墙搞副业。当我看见军官爸爸带着孩子玩，心想，将来我也当军官，带孩子一起玩。
我也成了军官爸爸，天天抱着女儿出去玩。她学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认识的第一个字是“花”。女儿喜欢下雨，每当下雨，我都抱她到中山广场“走一圈”。星期天，劳动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我们一家三口成了常客。
俗话说，小姨子是姐夫的半个夫人。在我这里，小姨子是以一当十的天敌。
只要她在家或者家里再多个人，肯定没有我的好。我做好了饭，带女儿到劳动公园，等他们吃完饭再回去。有一次，我和女儿玩了七个小时“扔毽子”。
逢年过节、岳父生日，柳叶眉和刘英雄必须参加。我做好一桌菜，全家人等他们吃饭。他们故意捱到下午三点以后再来，不为祝福助兴，只为扫兴折腾。
别看我在岳父家里不受待见，却博得邻居们赞誉。
隔壁老董大叔患了脑血栓，子女不在身边，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我帮助照顾。
老吉大叔大婶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因为小时候吃药成了残疾。我为他家大女儿介绍了军人对象，组建了幸福家庭。我鼓励他家小女儿战胜残疾考上了大学，自强自立自食其力。徐家小儿子喝得大醉，在马路东一头西一头乱走，撞得鼻青脸肿没人管。我看见了赶紧出去，把他扶到家里。老卢大叔是火车站派出所警察，在部队相当于老排长。每当他值班都中途跑回来一趟，到邻居家问停没停水，炫耀腰间佩枪。逢年过节之前，总有人在楼下喊：“卢雨！卢雨！”人们以为小贩子卖鲈鱼，实际上是求卢雨买火车票。卢雨姐姐的对象来了，要在家里亲热。卢雨为了给姐姐让地方，打着雨伞站在窗外。我出去把他叫进来，他感动地说：“姐夫，你是个大好人。”我难得看一场电影，是《超国界行动》，刚开始就开会。
王守丽上山下乡患了关节炎，三伏天穿棉裤，没有对象没有工作。她挨家挨户求人找工作，坚信求完一百户，总有一户帮忙。她求到我，我给战友打电话，安排在一家饭店里，找对象结婚。妹妹王守兰二十八岁没有对象，我介绍老师的儿子，结婚成立了家庭。老周大婶三天两头来家里，向岳父说我的好话：“现在养儿有什么用？那赶上养闺女？我家过年，大儿子拿了两条小鱼，和媳妇孩子在家里吃了两天饭。二儿子拿了一雀逼羊肉，两口子在家里吃了三天。三儿什么没拿，在家里吃了一个礼拜！再说两个闺女：大闺女大女婿拿了十斤鱼，吃了一顿饭就走了。二闺女二女婿拿了十斤豆油，饭都没吃，上班开公交车去了。你这个女婿天天伺候老婆孩子和全家，你偷着乐吧！人家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人家能没有房子吗？能总住在这里吗？不死就看，他比你们家哪个都强！”
赵大婶是“小巷总理”，说：“咱家闺女、媳妇生了孩子，全家人跟着忙乎。
小莹生孩子，只有女婿一个人伺候月子、带孩子，伺候一大家子人，小莹是掉福堆里了。将心比心，我们谁家儿子女婿做到小董那样？再说舍得吗？小董是军人，下雪扫雪、下雨排水、下刀子肯定挡刀子，帮了邻居多少忙？电线杆子长眼睛都看见了，墙缝长耳朵都听见了，怎么就你们家人看不见听不见？都说好就你家说不好？小莹找这个对象不亏，大连第一不敢说，天津街第一富富有余。”
岳父用三句话评价我，“能干活，不好色，不能一碗凉水看到底。刘绣仰天长叹：“哎呀我的妈呀天哪，他要是好人，世上就没有坏人啦！”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这座城市中的每个普通家庭，都是国家大家庭中的一部分。各家都有各自的家风、家规和过法，天长日久浸润在喜怒哀乐之中。我是个一无所有、一个陌生人，因为和刘萤结婚才进入到别人家庭。一是使他们改变居住环境的梦想破灭，二是挤占了狭小的生存空间，三是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四是暴露了个人隐私，五是给刘萤带来了贫穷和无助。我的文学创作前景，是为霸占房子找借口。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全家人围在缝纫机旁，欣赏我的写作表演，写一个字点一下标点符号，一张人民币“刷”一声飘下来，到晚上就能写出一套房子。
假如我不介入进来，刘家也天天上演幸福和谐乐乐呵呵一台戏。亲戚远来香。我要是有住处，回岳父家也会被以礼相待。世上的事情都是应运而生，我不下地狱也有人下地狱。我已经进大连了，高兴都高兴不过来，还有什么苦不能吃，有什么委屈不能受？我要忍辱负重，继续发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光荣传统，服侍岳父一家照顾妻子女儿，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争取早日改变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