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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多钟，火车到达大连，我在要塞区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钟，我乘长途公共汽车，回大李家砖厂。车上除了我和一个带孩子的父亲，再没有其他乘客。爸爸是正明寺人，带孩子到大连看病。我掏出一把糖给孩子，孩子很腼腆。还得回高三连，我如同逃犯投案，更是孩子投入到母亲的怀抱。
车窗外掠过的景物一派萧条，灰蒙蒙没有半点生气，没看见一个活物。那位爸爸和我谈起了农村，各地大同小异。十点钟，汽车到了终点站大李家公社，外面比车里还暖和。我每到一个地方，先到商店看书，也是另一种开卷有益。
我在山沟里，竟买到了大连新华书店买不到的《地理》《历史》等高考参考书籍，是给妹妹的。我用剩下的零钱，买了两盒古瓷牌香烟，恰好一分钱不剩。我身无分文，顺着熟悉的山间小路，一个人走向砖厂。我离开时万木葱茏，恨不能永不回来。现在我无家可归，万般无奈还得回来。春寒料峭举目无亲，但是我闻到了母亲温馨的气息，听见了弟兄们的欢声笑语，心里发热身上暖和。
到了砖厂，我见到的官兵全是陌生面孔。高三连已经在春节之前回岛，把烧砖任务移交给石城守备区。连长告诉我：“广鹿高三连被撤销，你们连回岛之后就解散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六神无主。石城战友们非常热情，把我领到炊事班吃完饭，联系去广鹿岛的登陆艇，开车把我送到曹家屯码头。
上了登陆艇，我没见到一个广鹿的官兵，仿佛整个守备区都被撤销了编制。
登陆艇离开码头，天也阴了下来，沸沸扬扬地下起了小雪。今年冬天寒冷，曹家屯码头被冻住，今天才开始启用。海面平静波澜不惊，上面覆盖着一层浮冰。
船体荡起的波涌，把浮冰荡成冰块和冰屑，就像船体表面上的橘皮效应。未解冻的坚冰上，横亘着一道道雪岗子，登陆艇骤然加速才能冲过去。
一个小时之后，登陆艇到达广鹿岛。我在一幅退了色的老画上，辨别曾经熟悉的线条和轮廓。既是油画和水墨画，也是漫画和抽象画。从景物到人的动作表情，滑稽而有诗意，庄重而不乏古板。我左一趟右一趟地下岛上岛，总是提着沉甸甸的提包。里面除了换洗衣服和牙具等，全被书籍塞满。一恍惚，我以为提包丢在登陆艇上，登陆艇已经离开码头。我突然想起来，提包扔在姐夫的车上。
一无所有也罢，我释然了。我一低头，原来，提包一直拎在手里。
以前在码头或者柳条，我总能遇见高炮营和高三连的人。也像在永宁大集上，总能遇见盐场和小西山人。现在，我连一个高炮营的人都见不到。连队什么时候解散了呢？我到码头管理所打个电话就真相大白，随便问个当兵的都知道。
我自欺欺人，不想听到连队解散的消息。我想起在大连搞副业，已经看见了那封“父故速归”的电报，非要说，父亲以这种形式让我回家“参加高考”。我站在柳条街上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回营部，还是回已不存在的高三连。
对面过来几个当兵的，我一扭头拐下公路，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我无路可走，硬着头皮往前走就是路。这条从柳条到“北小圈”的偏僻小路，我已经走了几年，如同从陈屯通往小西山的那条小道，都是五、六里路，闭上眼睛也走不错。恶梦中的情境，随着我一步步地走近“北小圈”，也一点点地成为现实。
渔夫和老太婆，至少还有座草房和木盆。我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军装，仍证明我是个军人。我再遇到一个人，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第一句话就问：“高三连解没解散？什么时候解散的？”我上沟下坎走了半天，没遇见一个人。
脚下磕磕绊绊，我根据烂熟于心的标志物，知道偏离了小道。我另辟蹊径，穿过松树林。前面一处茂密的松树丛中，影影绰绰有个穿灰白衣服的人影。
我离人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感到不对劲儿。走近了才知道，那是一座低矮的坟茔，坟前矗立着一块灰白色的花岗岩墓碑。旁边就是我走了几年的小路，一直没发现这座坟茔。墓碑上，刻着“王云杏同学之墓”七个字，立碑时间是一九六三年。石碑背面刻着碑文，记载王云杏同学于一九六三年夏天，在学校组织的柳条湾游泳活动中，为抢救被海浪卷走的同学，献出年仅十三岁的生命。
残雪下面青草发芽，是我在早春季节见到的第一抹绿色。新的一年春天，从王云杏的墓前开始了。小草幻化成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故人，表达对人世间的殷殷渴望之情。我肃然起敬，在提包里面掏出糖和香烟，恭恭敬敬地摆在墓碑前。
我走出松树林，顺苞米地边走向“北小圈”。天边雾气腾腾，像人的前途难以叵测。还是那段环岛公路，还是拐向高三连的丁字路口，还是那座营区。
在岔道口，一个人大声喊我，原来是高三连的复员战士周志伟。他已在海岛安家落户，媳妇是个贤惠的海岛姑娘，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曾经去参观他的新房，亲手做的家具。他手持电烙铁，在立柜上烙出一幅幅精美的山水画。部队是座大熔炉，能把生铁炼成钢。家庭也是座小熔炉，能把普通人炼成能工巧匠。
我和高三连每个战友都建立了深厚友谊，周志伟也同样。
他说：“你回来的不是时候，连队今天正式解散，你已被确定复员。军务科卢参谋住在连队，给你拍了加急电报。你现在回去，他马上为你办理复员手续，到码头等船。如果你不想走，我带你到大长山待几天，等避过风头再回来。”
我没去他家，也没回高三连，沿着山根小道来到守备区，低头避开行人。
侯干事看见我，说：“你们连队已经解散了，你们复员老兵还没走吗？”我搪塞说找伍干事有点事，他说：“伍干事探家还没回来。”我赶紧离开，顺小道走到西海边。海边的一块块冰排，正随潮流向海中间漂去。我真想踏上冰排，让它载着我随波逐流，漂到哪里就是哪里。我沿着海滩来回走，踏出一条小道，一条道走到天黑。我站在海滩上，遥望大陆方向闪闪烁烁的灯火，无路可走也不想走了。此时此刻，海潮的一声声叹息，也是我的感叹。从葫芦岛方向吹来凛冽的海风，冻的我浑身发抖。我如果在海滩上呆一夜，不冻死也冻个半昏。
我还得硬着头皮顺原路返回，到守备区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半。
我站在十字路口，往东十里路是柳条，往北是近在咫尺的机关大院，往南过了小桥是招待所。对面飘来一阵酒气，两个干部在老乡家喝完酒回来。
横下心往前走就是我的路。我一横心过了小桥，去招待所里面碰运气。
招待员小古看过我的通行证，惊喜地问：“你就是高三连的董太锋？”我说：“是。”他给我敬礼，说：“你在前进报获奖，全守备区都知道。”
我在前台拿过报夹子，第一版“光荣榜”上面，我的名字赫然上榜。
小古说：“过了九点钟不许生炉子，房间冷，你得盖两床被子。”我正怕他不让我住呢，急忙说：“能住人就行。”他打开楼下一个房间让我进去，我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又困又乏，铺好被子，到盥洗室用冰水刷完牙回来，准备脱衣服睡觉。小古又敲门进来，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底。果然，他让我出去。
我默默地出了房间，万分沮丧地走出门外。我正想回海边，小古出来喊我：“我请示了所长，让你到楼上房间住。”楼上有两个专门招待首长的套间，他打开其中一间。房间里开着暖气，一团热气扑面而来。警备区南楼只招待师、团级别首长，军以上首长都住在黑石礁宾馆。不管总参、军区、警备区、要塞区首长来广鹿，都住在这两个房间里。炊事班长热好饭菜，端到房间里，有炖黄鱼、午餐肉和酸菜排骨。他是最好的厨师，要塞区几次调他，他坚决不离开广鹿。
部队才是我温暖的家，战友才是我的亲人。我努力控制，才没流下眼泪。
我谢过班长，酒足饭饱之后，重新洗脸刷牙，脱了衣服躺在舒适的床上，顷刻间入睡。这是我吃的最可口的一顿饭菜，长这么大头一回睡过的一宿好觉。
早上五点半钟，放映队播放起床号我都没听见，一直睡到上午十点钟。
我去年离开高三连之后，传出有关高三连解散的小道消息。直到春节之前，连长接到守备区命令，将砖厂移交给石城守备区，回岛进行整顿。在整顿期间，连队继续履行装卸任务，一天都没休息。宣布解散之前，指导员贺红光讲话。
他说：“上级决定解散高三连，不是和我们过不去，而是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需要。全连官兵要识大体顾大局，做义无返顾的过河棋子，不做徒有其名的马后炮。我们高三连的一代代官兵，在不同年代不同形势下听从党的指挥、克服困难、同心协力，圆满完成各项施工、训练、生产、军民共建等任务，奉献青春甚至生命，取得了一项项业绩和成就。尽管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我们已经向党、军队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高三连虽然解散了，但是，全体官兵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永远不会解散……”
指导员哽住讲不下去，会场上一片啜泣声。
连长盖房子虽然提升为副营长，一直没安排位置，始终在高三连代理连长。他必定与高三连共存亡，也被确定转业，“镜测仪”帮不了他半点忙。
他的讲话，半个字不提高三连，不提部队，只回忆参军前的苦难经历。
他说：“我出生在长江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三个月大时发大水，失去了父母双亲。我躺在一只木盆里面漂了好几天，被一户正在盖房子的人家捞上来，给我取名叫盖房子。我在养父养母家里受尽了虐待，哥哥姐姐去上学，我到地里干活。养父母一有不顺，都拿我出气。养父用鞭子抽我，就像抽牲口。养母用针线板砍破了我的脑袋，血淌下来遮住了眼睛。我都六岁了，养母没专门为我做过一件衣服。我十二岁那年，合作社干部做养父母工作，邻居们都来劝说，让他们送我上学。新社会都得有文化，连文盲都要参加扫盲班，我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能当睁眼瞎。养父母终于开恩，让我上学。上学前，养母用哥哥姐姐的破衣服，给我拼了件分不清什么颜色多少块补丁的衣服。我高兴得半宿睡不着觉，为了博得养父母的欢心，天没亮就起来干活。吃过早饭我刚要去上学，养父让我把粪挑完再走。我怕耽误上学，挑着粪筐一趟趟地猛跑，结果一头栽进了粪坑……衣服脏了学没上成，还挨了一顿暴打。人民公社成立那一年，我到敬老院里生活，念了四年书赶了两年马车。我十七岁那年，公社让我……穿上……来到……”
他刻意避开“参军”“军装”“部队”，否则控制不住情绪。
但是，他如何避得开？当他讲到“部队就是我盖房子的亲爹娘，高三连就是我的家……没想到，家在我手里散了……”他终于没憋住，放声大哭起来。
从来不哭的人一旦哭起来，就像水库大坝决口，用什么都堵不住。连长哭指导员哭，干部战士们都哭。营长、教导员、卢参谋、老栾、于铁匠、老吐、尹队长都哭了。老百姓放声大哭。小盐场和“北小圈”都哭了。
守备区后勤处各部门助理和司务长清查账目，登记营房营具粮秣生猪等各种物资。军械助理和文书、副连长，普查登记武器弹药器材。政治部宣传科登记彩电、图书、乐器等列入移交物品。战士们彻底打扫营房内外卫生。
如同马上就要转岛训练，连队最后一次紧急集合占领阵地。大家认真保养火炮和高射机枪，修补阵地通往山下的道路，便于汽车拖拽。连队要求，解散之前的分分秒秒都是“全训”，出操，叠内务，吃饭前站队唱歌，严格一日养成。
此时此刻战争爆发，高三连还是那个高三连，仍成建制拉上炮阵地，“打得响打得连”……官兵们手中武器弹药已被收缴，赤手空拳。
每天上午，连队组织政治学习，下午为驻地群众修路，挨家挨户做好事，征求意见。驻地群众和高三连的一茬茬官兵相处二十多年，连队是靠山。有高三连在，别说生老病死、天塌地陷都不怕。他们扶老携幼到连队告别，老栾和于铁匠眼睛通红，写了“万民折”送到守备区请愿，请求撤回解散高三连的命令。
于铁匠举着救儿子恩人遗像，在守备区门前放声大哭，拉都拉不起来。“五好”闻讯，也和“大红花”带着孩子驾船回来。没有高的官兵救命，“五好”双脚被渔网缠住，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大红花”已经两个孩子，哭成了泪人。
首长和机关干部们受到强烈震撼，高三连竟如此受到驻地群众的热爱。此时，守六连的两个士兵脱离连队，坐船回大陆。连队派干部专都没看住，影响很坏，惊动了上级。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高三连才是真正的“硬骨头”连队。守备区党委开会研究，决定解散守六连保留高三连。报告很快批复下来，守六连解散。
高三连被保留的消息传来，“北小圈”就像过年，鞭炮声接连不断。
高三连被确定解散时，连长盖房子和指导贺红光，已经知道我帮忙结束。在确定复员老兵名单时，两个人异口同声，说董太锋仍在要塞区帮忙。卢参谋给要塞区军务处打电话，说董太锋已经到警备区帮忙。他给警备区打电话，说董太锋已经回家过春节了。卢参谋让连队立刻给董太锋拍加急电报归队，办理复员退伍手续。这招致指导员贺红光的抵制，连长盖房子的痛骂，卢参谋这才作罢。
否则我大年三十刚到家就接到电报：火速归队。人们说我这个兵是假的，也天经地义。届时我把龙说的从天上掉下来，也没人相信我这个兵曾经是真的。
通过这次“解而未散”，高三连彻底为自己正名，种种“劣迹”和不实之词，全都不攻自破。连队地位显著提高，第一次被守备区确定为“全训”连队。
被誉为“万岁连长”的“老圈”盖房子，终于离开了战斗生活了二十年的“北小圈”，调到军区炮兵学校任副团职教员。指导员贺红光和一排长郭敬父转业，副指导员于春潮提升为指导员，副连长韩双勤提升为连长。连里八个干部苗子，全被选送到院校深造。三排长黎树下，调到码头管理所当所长。高三连成了“硬骨头连队”，今非昔比扬眉吐气。干部转业调动，老兵所剩无几。但是“忍辱负重、从不服输，绝处逢生、笑在最后”的连魂，被一茬茬官兵发展传承下来。
守备区吉普车把我送回高三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连官兵在营区前列队，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一边流泪，一边和每个战友紧紧拥抱。中午连队杀猪，为我举行欢迎宴会。可惜，盐场和大、小西山人，没看见这种热烈、感人的场面。指导员于春潮和连长韩双勤尊重我的选择，继续到五班担任二枪手。仇科长和伍干事到连队了解情况，为我撤销了“重点人”的决定。营里指示，为董太锋腾出一间宿舍，不参加连队任何活动，完成守备区的新闻报道任务。
我诚恳表示：“我是高三连的战士，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搞特殊。”指导员于春潮说：“这是上级的决定，连党支部必须执行。”连队“全训”，炊事班人手少忙不过来，我申请到炊事班。得到营里同意后，我把行李搬到了炊事班。
我每天出操、训练、站岗，和炊事员一样起早贪黑做饭。我担任连队的理发员，业余时间为官兵们理发。我除了辅导连队文化学习，还成立了连队战士新闻报道组。业余时间，我和弟兄们一起采访写稿投稿，先后有七名战士的稿件见报。新兵尚志高爱好美术，连队的条件只适合画工笔画和报头。我给了他一本《怎样画报头》，我手把手帮助他研究设计。画面上：一个士兵持枪站在礁石上站岗的剪影，背景是浪花朝霞和初升的太阳。他寄往军报美术组，半个月后报头被采用，荣立三等功，调到守备区放映队。我的经验先后在守备区、要塞区推广。
当年，高三连官兵见报数量超过五十篇。高三连名声鹊起，被要塞区评为“战士新闻报道模范连”。守备区成立了“战士业余新闻报道培训班”，我担任教员。
在转岛训练中，高三连一举打下拖靶，一班荣立班三等功，创造新的荣誉。
我抓紧时间写作，四万字的中篇小说《责任》脱稿。仇科长看完后，让我去守备区谈意见，顺便安排我写一部幻灯词。他劝我别写大的作品，摸不准形势，塑造的连长形象有点像国民党连长。王干事和伍干事看了，和仇科长的意见相同，都劝我先写散文和小小说。那几天，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内部通报，国民党准备召开十三大，国民党特务和暗藏的敌人，要在大陆沿海一带策划暴动，进行暗杀、炸毁桥梁和建筑物等造势，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
我没等说上几句话，被仇科长武断地打断：“这篇小说要是发表，除非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小说当成国民党特务“枪毙”了。
对于这些所谓的意见，我决不盲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仍把小说稿装进一只大信封，投到《昆仑》杂志编辑部。老教导员刘怀玉提升为守备区政委，惋惜地说：“董太锋这个兵可惜了，一直没提起来。没想到他出息成这样，有毅力，到地方能做点大事。”那天在宣传科，刘政委他们议论我，就有一个多钟头。
和我一起入伍的盐场于长明，复员后来岛上办事，到连队看望我，谈了许多家乡往事。我说：“我五叔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我也差点随他而去。”他说：“我也一样，那一年也差点儿‘回了盐场’”。那年夏天，他们守备一连到黑龙江北安农场收麦子。他是炊事班长，带领几个炊事员去森林中采蘑菇。为了防备野兽袭击，他背了一枝冲锋枪。他发现树下有一头小熊，开枪击毙。附近的母熊发疯一样朝他扑来。他一边开枪，一边拼命朝森林外面逃跑。愤怒的母熊浑身冒血，嚎叫着猛追上来，将他扑倒，死死地压在身下。幸亏他身下是一座半人深的草坑，搁住了母熊，否则就被压扁了。也幸亏草坑里面没有水，否则母熊不把他压死，也得被水呛死。几个炊事员搬不动，叫来全连人，把母熊拖到一边，再把他拖出来。小熊九十多斤，母熊四百多斤，全连吃了好几天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