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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干事去小王家岛，我天天到机关上班，一直没人找我谈。
转眼间又到年末，对于我来说，许多事情没结束，许多事情刚开始。
上午抄写稿子，下午帮乔干事挖白菜窖子，晚上在他家吃饭，常干事和杜干事也在。大嫂抱怨，家里来个客人连点好菜都没有，经常没有柴油生炉子。常干事像刚刚开发一座大油田，炫耀走廊里满满一大缸柴油；又像“白脸狼国”总理吹牛，说一个电话，和祖国一样大方的某大队，派车拉着油桶送柴油。
乔干事气大脾气也大，要是黑刺挠鱼，刚钓上来就得大张着嘴巴。
他说：“我头几天找乔处长，要求转业。他说你走了，谁接你的班？我说，你没看见我后面整天跟个尾巴吗？”我不过是“蜥蜴尾巴”，一触就断。
常干事给我倒了一杯白酒，我谦恭地说：“我不会喝酒。”他狡黠地说：“我知道你的一点底细。”将一大杯酒一口干杯。他的酒量果真了得，假如我俩成了“连襟”，我只能甘拜下风。大姐对乔干事说：“老常明天去大连，让小董也去吧，和小丽见面。”乔干事担心处里知道，让大家都想想办法。
决定我是否去大连相亲的事，在酒桌上的谈笑声中决定下来。我在二一零医院搞副业遭受欺负和羞辱的经历，乔干事听过之后很震撼。众人离开后，他特意嘱咐：“你谈对象时把搞副业的事跟她说一下，看她是讥笑、无动于衷还是同情，作为衡量她人品的试金石。”我像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连通行证都没开。
常干事说：“这没关系，跟我在一起，保你有吃有住。”
在船上，刘副教导员问我：“你老在外面帮忙，什么时候是个头？”他复员上船，被刀下留人提干。李参谋建议：“给小董下个命令，往上提提！”杨副营长仿佛刚被提升为总政干部部长，举重若轻地点了下头：“行，等整编以后。”
几个人都咂了咂嘴，仿佛已过足了嘴瘾。和我在要塞区帮忙的江国章院校毕业提干，回四川老家光宗耀祖。曾几何时，他被公认为“影响市容，又脏又破又土”。他走路前后标准摆臂，贼头贼脑四外观察，像害怕有人盯梢。
我花六角钱买了两包饼干，几个“四川”小兄弟，谁都不肯买一袋，说到了北京之后再吃饭，难怪他们身材瘦小。我让他们一块吃饼干，他们非常高兴。几个湖南兵大声小气地讲着湘西土话，比电影里面湘西土匪的黑话都难懂。
晚上六点船到大连。夜色中的大连还是大连，久而不见没有任何改变。
招待所已为常干事和我安排好一桌丰盛的酒饭，还有二楼首长房间。同船的“某常委”住不上宿，离开本岛就降成了基层干部。为我放小赵回家的事，他在常委会上几次提出给我处分。他眯起一双豆腐泡眼，乞求地望着我。还有某参谋，别看科学家都弄不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他眼里，绝对是“先有参谋后有参谋长”。 他这个超级参谋也无所参无所谋，一筹莫展地耷拉着脑袋，去渤海饭店住宿。
常干事带领要塞区乒乓球队参加军区比赛，在酒桌上，军区某处长说他是“一个黄豆一个屁，十个黄豆一台戏”，并不幽默的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比赛场地设在警备区俱乐部，吃完饭，我们坐吉普车到“读书班”招待所。晚上相亲，老常和熟人们唠个没完没了。他让我晚上好好休息，明天再安排。
电影《暴风骤雨》中有个反动地主叫“韩大棒子”，老常叫“常大棒子”。我当战士时，他的大名已经覆盖“北小圈”，果然非同一般的烧火棍。
第二天晚饭后，老常带我去相亲。吉普车拐来拐去，我像《子夜》里的吴老太爷坐在“箱子”里到上海，眼睛都花了。一座新楼下，我跟在老常身后一步步上楼，也把心提到嗓子眼儿。老常敲门，岳父开门。进屋之后，我向两个老人敬礼。老太太削苹果，倒茶。墙上，挂着她手持步枪、飒爽英姿的女民兵照片。
老头子若有所思，问我：“《三国演义》，是不是吴承恩写的？”
我要是纠正，怕他不知道下不了台。我不纠正，又怕通不过他的考试。
我吞吞吐吐：“是、不是。”他不动声色，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他是某单位党委书记，对人的思想、工作情况了解多一些。老太太不苟言笑，时而向后捋一捋头发。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吃苹果，一边揣摩小丽长的什么样。
门铃响了，娇小玲珑的小丽进来，一双大眼睛罩着大眼镜，在灯光的辉映下波光闪闪。她身穿草绿色女式军装，棕色高跟鞋。老常介绍完情况出去。小丽芳龄二十五，文静优雅小鸟依人。她是一朵羞答答的灯笼花，我的心仪是一朵美艳的月季花。我说不打扰叔叔阿姨休息，起身告辞，和常干事回招待所。
路上，常大棒子不轻不重地敲我一棒子：“你挺浪漫。”“浪漫”是“风流”的近义词，“风流”又是“流氓”的近义词， 我早就是个“大流氓”了。
我第二天坐船回大长山，向乔干事如实汇报情况。他还是那句鼓励我的话：“把事业干好了，还愁找不到合适对象吗？有了梧桐树还招不金凤凰？”我说：“我是一棵小杨树，只能招来麻雀。”晚上在他家吃饭，圆圆调皮不听话，每说一句话都加一句“怎么的？”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学的。为了让她吃饭，乔干事表演魔术“鸡蛋变橘子”。他脾气火爆，对别人一触即发，对女儿百依百顺。
圆圆仍不吃饭，他实在没办法，哀求：“园园，你把饭吃了，爸爸给你磕两个头好不好？”园园把头一甩：“不！”转身去做自己以为重要的事情。
初冬雨后，早晨并不寒冷，还是秋天的印象。我仍在夏天的意境中，跑到海边脱光衣服，一个猛子扎进大海畅游一番。无边的寂寞像弥散开来的乙醚，我昏昏沉沉似要昏迷过去。那位白发苍苍的铺路老太太，总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我动笔写小说《最后一块石头》，也给主任写信汇报情况：
主任您好！外出一个多月了，写信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到要塞区之后，业务上有一定收获和提高，以前虽然经过短暂学习，但实践不多，没达到轻车熟路的程度。乔干事采访、抓问题和组稿经验丰富，对我帮助启发很大，我要在原有基础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国庆节前乔干事带我去了一趟石城岛，采写守备一连改革训练出新成果、后勤助理干工作不计报酬等稿子，十月中旬又去一趟。大长山守备区今年的报道是空白，最近我们准备去帮助“摘帽子，报道新兵训练、学习“十二大”见行动、学习新党章搞好批与自我批评，还有一些连队新闻、后勤保障等；有一些是为了凑篇数。我还住招待所，每天早上出操，参加机关政治学习。我尽量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出其他问题，多学习一点东西，把工作做好。回顾一年的工作，成绩不算太多，问题不少；虽然年龄不算小，但在工作、生活上还刚起步，处理一些问题还很幼稚，望主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批评帮助……
我在小西山已经养成习惯，每年从立冬那天开始冷水浴。大长山守备区一年没上稿子，到了年底才知道着急。乔干事和我步行去大长山守备区，解决新闻报道“光秃”问题。一路上，他和我讲了许多，都是大发家庭方面的感慨。
他说：“我要是你，就等事业成功了再结婚，哪怕到了四十岁。我现在让小孩拖垮了，喜怒哀乐都在她身上。不管什么女人都有一种共性，平日里一好百好，到了吵架时就以某件事情作把柄。某个人给他妹妹寄了二百元钱买自行车，每当打架就被老婆引用，和以前写大批判文章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样有力度。”
刘海也说过：“我家属是干部子女，总和我母亲吵架。要不是有儿子这个纽带，我早和他离婚了。”我以为只要解决了个人问题，就可以放心干事业，哪知道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事。是不是结了婚的人，都如此这般。
我充满诗意地说：“如果绕不开这些事，就要对它感兴趣，做个钢琴师，把尿布啦脏衣服啦菜根啦变成美妙乐谱；如果厌烦这一切，就是一颗颗定时炸弹，导致一场场战争。”乔干事嗤之以鼻：“等你结婚了，再好好弹钢琴吧。”
守备区坐落在县城之内，条件优越，修科长和林干事热情地接待我们。上午讨论素材，我写高炮一连党支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稿子。午饭后乔干事一个人出去，一点钟才回来。我说：“你去看望嫂子去了吧？”他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操！净扯鸡巴蛋！”我是光棍，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体会不到冷却后的夫妻关系。天空晴朗没有一丝风，太阳暖洋洋，仿佛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如此。
乔干事一位老乡姓席，绰号“西瓜皮”，说喝酒在这一带“有些名气”，每次到守备区开会不在招待所吃饭，如同干部到群众家吃“派饭”，顿顿有酒喝。
乔干事晚上回家，我一个人住楼上高级房间。我要钥匙，招待员说不用锁门，没人敢上去。楼下一个姑娘大笑不止，半夜三更刚睡着就被她笑醒。
她挨个房间敲门、晃门，仿佛敲的是南天门，晃得整座楼跟着摇晃。原来笑姑娘上厕所，把钥匙拉在房间里把自己锁在门外，忘记自己住在哪个房间。
修科长的散文《小盐场的歌》，文字优美意境也唯美，让我想起了家乡盐场。我说你的姓氏如果在特殊年代，会招来麻烦。赵指导员从新兵连步行二十多里路来招待所，接受采访。他的事迹非常感人，可以写成经验消息，还可写小说。
我很快写出新闻稿，然后写小说。我把新闻当“盲文”，闭着眼睛也能写。乔干事选我做接班人，真是大错特错。我和数学决裂，也包括新闻报道。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
晚饭是炸海蛎子、红烧鱼、大虾等，只是苦了我的父老弟兄。每当面临这些美味佳肴，我就想起家里老人，难以下咽……仿佛我不吃，他们就能吃到。
俱乐部里放映电影《啊，野麦岭》。满场都是酒味儿，“啊，星期六”。
星期日到新华书店，什么书都想买，看过的书也想买。《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都缺少上半册，让我想起西庙山被砍头的两个将军。我买了一套《诺贝尔获奖作品选》、《安娜・卡列尼娜》，一本《一九八一年获奖作品》。
凌晨一点钟，我被一阵锣鼓声惊醒，心狂跳，朦胧中以为“文革”中来了最高指示，或庆祝“九大”召开。锣鼓声和口号声越来越近，鼓手们似要破门而入。我急忙起来，手忙脚乱地穿上军装。原来，满载新兵的登陆艇靠上码头。
晚饭前，修科长上楼叫我，说政委让我下去吃饭。在酒桌上，政委问：“你们能解决光秃问题吗？”我自信地说：“能，”夸下海口“明天就能见报。”
首长们鼓掌。我当即放下酒杯下楼，给《前进报》夜班编辑打电话，恰巧是我认识的一位编辑，传了那篇写完的经验消息。他许诺，第二天见报。
我回到酒桌上，说：“光秃问题已经解决了。”首长非常高兴，说：“你确实有两把刷子，怪不得要塞区只有你破格提干，调到我们守备区吧。”
第二天来船，我传的那篇消息，果然上了《前进报》。
乔干事知道已经解决“光秃”问题，说：“我想让他们产生危机感，以后重视新闻报道工作，不用去北京送稿了。”我很失望，不如不传那篇稿子了。
“摘帽”任务完成，回要塞区之前，守备区政委政委设宴为我们饯行。
那天上午我正在房间写稿子，有人敲门。我以为有人走错门，原来是惠达和韩广太。我如同头一次见到同类，不断重复：“从天而降！从天而降！”
惠达给我换来崭新的干部大衣。我感叹：“还是兄弟办事我放心。”韩广太到了林甸，没有时间，把银针鱼送到了老姨夫和姑父单位。他们的到来，扩展了我的生活空间，时间变短。房间里面有空床，他俩晚上在这里睡觉。
有了大衣也有了“护身符”，哪怕冬天变成妖魔鬼怪也不怕。
第二天早饭后，两人去考试，房间只剩下一个人。几天没来船，没有报纸和信件，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大海是牢狱，老天爷是监狱长，狂风巨浪是凶残的狱卒。誊写完稿件，近两万字，如同一项艰巨工程竣工。
田干事和关副政委到要塞区开会，他来到我的房间里看望我，对我说：“政治部人员已确定。如果你在要塞区留不下，就得下连队当排长。”我说：“让一个副连职干部当排长，恐怕没有先例吧？”他说：“干部调整结束，已经没有正连职的干部位置。”退路已被切断，只要关副政委还在，就没有我的好。
我对乔干事说了这件事，他不以为然：“你在这里安心干。”
我虽然吞了定心丸，又觉得如鲠在喉。韩广太给乔处长画了几幅画，我陪他送到他家。乔处长是复县泡崖公社人，对老乡相当热情。
乔干事说：“最近我俩去北京送稿，你先回广鹿处理一下个人事情。”
广鹿岛就像小西山的郝振东大爷，十八岁和八十岁都一样。我离开时，政治部和修械所进行篮球比赛，现在还在进行篮球比赛。桑干事和照相馆的李师傅在宿舍里下象棋，现在，两个人还在下象棋。我的宿舍里，还是一张木床和一床薄被。人们对我和我对他们一样，彼此司空见惯。一恍惚，我以为一直没离开。
我到饭堂里吃饭，只有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惊奇、探询、遗憾。
小西山守海吃海，一年有半年吃酸菜。谁家要是用酸菜炖海蛎子，会被讥笑“胡吃海菜”。我头一次吃酸菜炖海蛎子，味道鲜美极了。
下午到机关，我向仇主任汇报这两个月的情况。他说：“你先找关副政委打个招呼。”我敲门进到关副政委办公室，给他敬礼，他装作没看见。
我刚要出去，他在身后说：“你帮忙结束啦？”我言不由衷：“我回来拿棉衣，来看看你。”他不满地说：“你还有完没完了？”我说：“我服从上级安排。”此处不留爷，自有爷去处。我一刻都不想呆在广鹿。乔干事来电话，让我先到大连买火车票，我们一起去北京。晚上看电影《开枪，为他送行》，颇有些悲壮。
我连夜收拾东西，第二天坐船回大连招待所，继续做“董助理”。
乔干事明天到大连，我到警备区联络部送稿子，部长遗憾地说：“把你调来真困难，夏天那次，你们守备区撒谎，你没来，他们说已经来了。”
岁干事说海洋岛的杨传荣，马上调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当编辑。我采写的《斜张桥跨海飞渡——天堑变通途》等稿件，播出后获得东南亚听众一致好评。
我买好两张去北京的卧铺票，乔干事来电话，让我退票买船票，坐下趟船和他到海洋守备区。李光祥政委即将到要塞区任政治部主任，为他补拍照片。
第二天，我坐交通船和乔干事在大长山会合，晚上六点半到达海洋岛。
接船的王干事说我面熟，我说：“你曾经接待过我和赵明。”李政委陪我们吃
饭，喝海洋岛特产“桂花香”。岛上所有物品都用船从大陆运上来，和乘客一样两头不见日头。海洋岛的夜晚格外黑暗、静谧，连海浪都不喧嚣。星星点点的灯火来自渔民家窗口，海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来自夜捕的渔船。杨朔的《海浪花》，写的就是这里。我从灯火辉煌的闹市大连，跌进大海深处的浪谷之中。
晚上看了李光祥政委的事迹材料，和乔干事研究摄影镜头。
上午，我们和李政委坐车去“张家楼哨所”，为他补拍照片。
山路照样凶险陡峭，吉普车照样在悬崖峭壁上跳舞。司机照样驾轻就熟，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李政委照样稳如泰山。当年，杨朔就是在这座山上观看日出。
我到哨所拿来报纸、酱油瓶子等，装进作训包。李政委背着挎包，从陡峭的山路攀上来。官兵们列队欢迎政委下部队，顺便捎来报纸和书信，还有炊事班的油盐酱醋。在军区学习时，军旅摄影家王传会为我们上摄影课，现在用上了。
李政委在海洋岛上坚守十八年没回家过春节，现在终于熬出了头。
“渔村第九户”哨所，由小瓦房变成一座二层小楼。八个邻居节外生枝，扩展成十四户。“第九户”楼上，挂着那块人人皆知的“记事牌”。渔家门框残留的对联上，写着“老命相抵”“家运同当”等，不知道全句是什么、表达和祝福什么。门楣上“渔村第九户”的牌匾和军民鱼水深情，一直货真价实。
荣誉室里，展示“张家楼哨所”和“渔村第九户”的光荣历史，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大将来这里视察的珍贵题词，与“三八女炮班”女战士们的合影。
谭有劲知道我来了，到招待所看我。要塞区文化处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鹿干事把他从海洋岛请来，为我们介绍五千行叙事长诗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我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他受排挤的经历引起我的共鸣，写了篇新闻为他鸣不平，很快被省报采用。军报编辑发稿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核实，知道是篇假新闻。军区派调查组来要塞区调查，因为我不是始作俑者，还是战士，写完检查不了了之。谭有劲成了“没有劲”，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挨了处分差点转业……
我说：“老谭，对不起。”我俩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又紧紧拥抱。他说：“这不怪你，我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结果适得其反。”他说：“你有培养前途，我到《鸭绿江》编辑部时，把你好一顿吹捧。我说：“当初我把你吹到半天空掉下来，你可别吹我。”他大笑。下午我正在房间写马政委的稿子，杨传荣来了。
他是《渔村第九户》和《放心钥匙》的作者，文章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
当初他和我在大连匆匆而别，陪同几位军报记者上岛采访，然后从机关下到连队当指导员。他听说我被破格提干之后，特地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上次来海洋岛，他可怜巴巴地向我倾诉：“我还没调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受到许多误解，有人说我不在连队和战士在一起，每天牛哄哄地到码头散步，害怕招来口舌不敢请你喝酒。现在我已经正式接到调令，还住在连队。”
我动情地说：“亲爱的杨编辑，你高升了，一是不要忘记老朋友，再是不要喜新厌旧。”他家属是农村妇女，加上去世的哥哥的孩子，一共五个孩子。
乔干事回要塞区，我到大连送稿。我们如同几年前那位顶替我破格提干名额的女兵，在大长山海面上分手。我来到编辑部，我熟悉的编辑位置上，坐着一位白头发的中年人。他正在和作者谈话，我在一边等候。那编辑和那作者之间的谈话，纯粹是狼和羊的谈话，并且自始至终，羊都在哀求狼赶紧吃了它。
作者是某部政治处副主任，写的稿子也是《渔村第九户拥军爱民新事》。
副主任出去之后，编辑看我的稿子。此编辑是某军某师报道干事，军区“80年好新闻”《三考三笑》作者。如今他转业在报社当编辑，应该是“四笑”了。
他说：“我对乔干事和你的名字很熟悉，以前的稿子写得很不错，这篇稿子也不错，如果写部队科技工作者更好，眼下能和‘蒋筑英’联系起来。”
我说：“守岛部队只有军械修理所，没有技师累死在车间，也没发明出新式武器。岛上装备的还是1939年式高射炮，即使岛上有蒋筑英这样的人物，发明改进也得从1940年开始，技术上落后四十多年，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他说：“你在新年前后，写一些有新事、新意的军民关系方面的稿子。”我问：“新事、新意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提示：“比如岛上渔民出远海打渔春节回不了家，号召广大官兵进一步搞好军民关系，可以分散到渔民家中过年，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我说：“去给守活寡的女人做临时丈夫，肯定是新事，还有新意。”谁知他认真地说：“行。”我说：“就算你敢采用，我们敢做吗？”他说：“非得动真格的吗？”尽管稿子没用，他对我还算客气。
我把稿子寄到《前进报》，很快见报。
我每次到大连，都到旅客接待站去找那人，那人一直没影儿。今天非同往日，我偶尔在“接待站”门前路过，突然听见他高声说话。这仿佛从外太空传来的声音，整个宇宙喧嚣他的公鸭嗓。他也正从往门里面往外走，人白胖，头发黑亮，一眼看见我。他说：“你看了这么多大连姑娘是真是假？要是撒谎撂屁儿，赶紧在瓦房店找。你春节能不能先领回去一个让大家看看？”我说：“能。”分别前他特地嘱咐：“找对象首先要看皮肤，皮肤‘初照（粗糙）’，再好也不要。”
在码头遇到老乡毕成功，他结完婚准备回广鹿，也没买到船票。
他问：“你的个人问题解没解决？”我不好意思地说：“还没解决。”他不容置否地说：“你马上到我家。”我只好随他去了。我俩坐环路汽车在“五一”广场下车，一座小楼旁边盖的一间偏厦子，是他的新房。新房里布置得珠光宝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比外面还冷。人在这里成了蒸汽机，一口喷出一道白汽。
老毕像在小长山靶场宣讲英模事迹一样，滔滔不绝地介绍每件家具的历史和产生经过。他家属是某食品厂仓库主任，雍容华贵美丽端庄，像古典美人。
老毕带我出来上楼梯，来到旁边楼上，他岳父、岳母和内弟住在这里。
老毕是老乡还是好朋友，没少给我介绍对象，可惜一个没成。他像“蛇头”手握一大把女偷渡者名单，只要我有耐心永远看不好，他会永远让我看不完。他说女方是他家属姑姑家邻居，二十六岁，在市内某大商场上班。女方家住黑石礁，父亲是厂长。以前，有两个媒人分别为我介绍同一个厂长女儿，大概是同一个姑娘。我问老毕：“姑娘的爸爸是什么厂长？”他说：“是养鸡场场长。你别管是什么厂，人合适就行。”春节快到了，带不了姑娘，带一只小鸡回去也行。
老毕带我坐车到黑石礁，和一位神秘“瘦大姐”接头，带我们去姑娘家。
这里不是“都市里的村庄”，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生产队，属于居住在城市范围之内的农村人口。一股熟悉的家禽味儿扑面而来，让我倍感亲近。
小平房有院墙、猪圈、菜园子等。一进门是外屋地和锅灶，屋里是火炕，和小西山没有任何不同。姑娘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养鸡场场长。他身穿大棉袄大棉裤，胶鞋沾了一圈鸡粪。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土地承包形势和鸡场概况，像极了父亲。姑娘的母亲心地善良，热情好客，说话圆滑，像极了妈妈。
“瘦大姐”打电话回来，说姑娘已经提前下班，两点四十分在公园门口见面。老毕言之凿凿：“不管成与不成，晚上六点钟都到我家吃饭。这么多姑娘，不聋不哑不瘸不瞎，我不信你一个都看不好。我先走，去联系其他姑娘。”
盛情难却，这一回说什么也得成一个了，否则对不起老毕的这份苦心。
姑娘准时来了，二十六岁，是某商场大集体工人。她身体强壮长相端庄，绝对拿得出手。用那人的话说，只是皮肤比较“初照（粗糙）”，一看就知道能吃苦爱劳动，爷爷奶奶肯定喜欢。西边的太阳很快落山了，天越来越冷。
姑娘穿着棉大衣围着毛围脖，脚穿棉鞋，一副看谁比谁更抗冻的架势。他知道部队是打仗的，但是分不清什么是军官什么是士兵，所关注的，是我将来能不能进大连。她牛气得很，把志同道合理解成“男人没有脾气”。
她一口一个“我们大连人”如何如何，“你们农村人”如何如何。她把我当成了一只来自山上的野鸡，梦想通过她的门路进入她爸爸的鸡场。我说：“我转业后，不一定进得了大连。”她轻蔑地说：“你和我谈什么。”转身回家。
而坚贞而可敬的老毕，站在电车站的寒风中等了我两个多小时。
他没戴帽子，把头缩进一件海军灰呢子大衣领子里，只露出一撮头发和一丝面孔看人。我纳闷，不知道他和海军有什么渊源，通过何种渠道弄到这件“火龙衣”。他一个陆军军官，棉装更御寒，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不伦不类。
他捶胸顿足，说：“你来晚了一步，春柳那个姑娘也在这里等了两个多钟头，冻得实在受不住才离开。”我说：“我和这个也没戏了，以后再说吧。”他立刻精神抖擞，果断地说：“走，到我家看下一个！”我到他家还没暖和过来，敲门进来一位姑娘。姑娘飘飘若仙，在荧光灯下，一张大白脸如同一块摄影反光板。
姑娘脸上显露的粉刺轮廓，似一层白油漆覆盖下的一片铆钉。她生着一张婆婆嘴，说话絮絮叨叨似老太婆。她感谢老毕夫妇费心，优雅地朝我点了下头，转身出去。老毕出去送姑娘，进来时领进一个细高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不满十七周岁，中学毕业刚参加工作，让我想起那位又胖又高十九岁的“雍容华贵”。
小姑娘很拘束，问一句说一句，说：“我姐夫是军人，我也想找个军人。”
她不时偷偷地看我，装模作样往外走，老毕夫妇急忙跟出去。片刻，老毕夫妇进来，惊喜地说：“没想到，小姑娘一眼就看中了你。”我说：“她年龄太小。”老毕说：“我还担心人家嫌你年龄大呢。”老毕妻子说：“人家不嫌你年龄大，你偷着乐吧。”老毕岳母说：“结婚时，找人把女方年龄改小几岁就行了。”
老毕夫妇出去，又把小姑娘领进来。小姑娘毫不掩饰内心喜悦，走到我身边，情不自禁地扯住了我的衣襟。我想起了小小王美兰，心里不由地一哆嗦。
小姑娘叫何秀萍，家住三八广场。天冷，她穿的单薄，带我到体育场她二姨家取暖。她二姨锱铢必较地算过我的年龄，不再和我搭话。我坐在那里没话找话，夸奖主人的君子兰。君子兰被誉为“绿色黄金”，名贵品种价值百万，小偷频频光顾。那姨夫遇到知音，把所有君子兰搬来，滔滔不绝地介绍心爱的植物。
何秀萍不高兴：“我让你们看他这个人，不是让他看你家君子兰。”她姨说：“年龄大点儿，个没有你高，其他没有毛病。”小姑娘说：“他年龄大我就叫她解放军叔叔，我还不喜欢找比我高的呢。”何秀萍姊妹九个她最小，单纯幼稚，长相可用俏丽形容。她在学校打篮球，身高比我高两厘米，年龄比我小一旬。
如果她不嫌弃我，还等什么？我俩约好，明晚六点钟在动物园门口见面。
第二天我提前赴约，被她迎面喝住：“你怎么才来？我不到六点就来了！你不知道我等你多难受吗？”她大吵大嚷，引得过路的人们都看着我俩。我伸出手表，她把手里的小包甩来甩去：“我不看，反正你应该再早一点来！”
我和她说不清楚，只好向她赔礼道歉，把她哄走了再说。我说：“我们结婚，首先得解决房子问题。”她说：“房子好解决，我去公司要。”我说：“你刚参加工作，单位不能给房子。”她说：“我让哥哥姐姐去借，保证不耽误咱俩结婚。”
我俩谈了一晚上谈不出名堂，她却兴奋异常，很有成就感。
分手前她说：“你明天到单位找我，我好好向我的同事们炫耀秀炫耀。”我哄了她半天，说：“现在让别人知道不合适。”总算把她说通了。
第二天我记取教训，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动物园门口。我和李绒花约会也一样，假装看科普画报。耳边“哗啦”一声响，吓了我一跳。我一回头，何秀萍手拿算盘，站在我身后，还是吵吵嚷嚷：“你真没看见我还是假装的？”
我朝他伸出手表，讨好地说：“我今天提前来了。”她脸对脸地审问我：“你今天下午干什么去啦？”原来，我送王干事家属去码头，被她姨夫看见了。
我到汽车站去送李干事家属，又被她看见了。她醋心大发，说：“你和我走对面，理都不理我，当时就把我气哭了。要不是同事在旁边，我就把你拖回来。那两个女的是你的什么人？”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她委屈地说：“你和我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就变心了。”我好不容易把她哄好，她一边走一边晃的算盘“哗啦啦”响：“明晚上你到我家，我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十几个人都在家，你千万别害怕，有我呢。”见我嗤之以鼻，她说：“这我就放心了。”她又问：“你回岛上几点钟开船？”我说：“早上七点。”她说：“九点走不行吗？我还得起大早送你。”我叹了口气：“你还是个小姑娘。”她毫不在意：“我二姐夫在派出所，把我年龄改成二十五岁。我还没看见我爸什么样呢，你再大我几岁，我更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约会地点，这回看她怎么说。何秀萍早来了，藏在暗处。她在我身后突然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跟我回家吧。”
她身穿绿格子大衣，围脖雪白，脚穿高跟鞋，还描了眉，个子更高眼睛更大，更加单纯幼稚而有活力。她又嘱咐我：“我们全家人都来了，你别害怕。”
她家住日式小楼，在二楼。她在前面上楼梯，把我遮得头影不露。
何秀萍一一向我介绍她的家人，床上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是她妈妈。他大哥四十多岁，戴眼镜，从他开始轮流问话，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舌战群儒”一一作答，他们疲于应答。何秀萍非常幸福得意，坐在我身边紧紧贴着我，亲昵地用手不住捏我的脖子。小小王美兰在集上遇到我，也是在身后亲昵地搂着我，用手捏我的脖子。小小王美兰是把我当成了哥哥，而何秀萍，一定把我当成她从未谋面的爸爸。她没出生，爸爸已经因公牺牲了。
从何家出来，她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太厉害了，把我们全家人都镇住了。”我提出分手，转身走了。她满腔热情顿时消失，站在雪地上不知所措，在身后大声哭喊：“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哪……明天我们还在老地方见面……”
我早上五点半起床，收拾好东西，到渤海饭店喝豆浆、吃油条。
还是那个“布娃娃”女服务员，给我端来一碗豆浆，几根油条。我搭讪：“看这碗边，和锯齿一样，能把嘴唇拉破。”“布娃娃”慢声细语：“那怕什么呀，你们不是钢铁的吗？”我一时语塞，“布娃娃”得意忘形，端起一摞碗，嘴里念着“立正——齐步走……”她乐极生悲，碰翻了一个老头子手里的豆浆碗。
碗掉在地上碎成几瓣，她又是擦又是换豆浆又是陪礼道歉。
老头子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来到意见台前，正襟危坐戴上眼镜，行刑一样端起笔，在“意见簿”上奋笔疾书。“布娃娃”马上老实了，可怜巴巴的样子真可怜。老头子写满了好几页纸，豆浆也不喝了，背起挎包扬长而去。
我赶忙起身，在“意见簿”上证明“布娃娃”的无辜，还把她好一番表扬。她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哥，你赶紧带我走吧，我和你一块儿去当兵。”
我真想对她说：“我还不如把你带回家里过年了。”
船到大长山码头，人们带着东西挤在甲板上，双脚不离地，下船比上船更费事。谁的收音机里，播放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
双脚能踏上码头也算幸福了。我随前面的人一寸寸地挪，总算踏上码头。
挤进一辆小车回到招待所，打开房间，“老窝”还没被人端掉。地上一堆烟灰如同火山灰，是惠达两个月前留下的。往事历历在目，个人问题和归宿问题仍无定局。乔干事无奈地告诉我：“要塞区机关已经定编，你还得回广鹿。”
我笑着说：“这样种事情我经历多回，已经变成了石敢当、九命猫、不死鸟、滚刀肉，到了天涯海角初衷不改，到了黄河不死心，撞了南墙不回头。”
乔干事说：“你是个有大志向的人，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你要一直奋斗下去，哪怕三十七、八岁再结婚。”我笑着说：“谢谢你为我放宽了两到三岁。”
他也笑了，这才告诉我：“我被批准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深造。”我向他表示祝贺，说：“我说你能当上将军，绝不是空穴来风。”他把我送到码头，我们一路上谈了很多。上船之前，他说：“我期待在解放军文艺上拜读你的大作。”
我信誓旦旦：“你放心，我也期待有一天，看见你加入到将军行列。”
在交通船上，熟人们都对我的个人问题发表看法。他们的话千篇一律都是同样的话，只要人好，其他方面次要等等。就像为一个老病号服用常用药，早已经没了疗效。船到广鹿码头，卫科长和放映员一起先上船，他也回大连。他一改常态，对我说：“我希望你回广鹿，你别下船了，回家过完元旦再归队吧。”
李高手到军区开会，方华一个人坐船回大连保胎。她身穿肥大的罩衣，满脸妊娠斑，像个中年妇女。我买了苹果送给她，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
一路上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生怕有半点闪失。她家里人不知道她下岛，我雇了辆三轮车，把她轻轻地扶上去。我让车夫慢点蹬，我在旁边扶着。
到了家门口，我把她抱下车，她紧紧搂地住我的脖子，眼睛湿润，贴我耳朵说“谢谢你一路照顾。”我脸发烫，把她轻轻放到地上：“我们是战友。”
她说：“你太清高。”我说：“我现在见到你也紧张。”她叹了口气：“你的标准太高，用不用我帮忙？”我心口不一地说：“谢谢，我已经找了。”
我继续当招待所“助理”，为上下岛的人排忧解难。地面忽上忽下，我漂泊在生活的风浪中。钟保密员说：“董干事又下岛了？”我说：“我一直没走。”
第二天一早，我又到渤海饭店吃油条、喝豆浆。只要“布娃娃”愿意跟我走，春节我就把她领回家。我老熟人一样问她：“那天你被投诉，没事吧？”
她仍慢声细语：“可惜我忘了呀，你是谁呀，我多么让你失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