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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机关帮忙一个月，稿子陆续见报。我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散文《小岛春意拾零》，接着一发而不可止，在军区《前进报》等军地报纸上，先后发表了《绿色的团日》《花椒三兄弟》《修剪扎根树》等十几篇稿子。
我散文般的语言，符合当下新闻改革的要求。我为宣传科腾出人手，伍干事负责宣传教育工作。除了新闻报道，我在其他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受到广泛好评。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关副政委指示，“重点人”不能入党。这半点不影响我完全胜任新闻报道工作的能力，激励我要做出更大的成绩的信心和勇气。我准备大干一场，不再看文学书籍，暂时放下文学创作，每天翻阅历年的《解放军报》《前进报》合订本，找出部队各个时期重点工作的布置实施情况，找准新闻报道规律，围绕部队中心工作打好提前量，争取写出一篇具有典型意义高质量的稿件。
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学习和认真思考，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理解的新闻导向，是党指挥枪，军队不能乱，军队现代化，一切要准备打仗，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培养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军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做合格指挥员和合格战士……
黄洋界、古田会议、雪山草地、平型关、神头岭、上甘岭、老山，无数的革命先烈，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是我的新闻若干“W”。
研究训练对象，改革训练方法，一直是新闻报道热衷的题材。守备区把守备一连做为训练改革试点，我住在连队跟踪采访。我总结出“一年级”超过“二年级”从尝试再到实现的方法和规律，拟定出“百日素质训练的成效”“让小聪明扬善谋之长”“变自尊心为上进心”“长中找短再攀高”几个专题。
我熬了几个晚上，写完通讯《研究对象改革方法，变一刀切为齐头并进》。赵主任和仇科长看过稿子很兴奋，说与“联合组”采写的稿子不分伯仲。为了保证稿子刊用，我们要吸取教训，不在定向上好高骛远。稿子如果能上军区《前进报》，我们就给小董请功。我带了银针鱼和广鹿茅台去沈阳送稿，也成了送稿“专人”。“老牛船”离开码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把稿子投给军报一份。
我在船上写了信封装了一份复写稿和“发稿签”，用胶水粘好。
下船出了码头，我把稿件投进路边邮筒。
这座邮筒不知吞进我多少稿件，再原封不动地退回广鹿，让我想起小学学过的一篇课文：《一个豆瓣的旅行》。我祈祷邮筒让我不虚此行，别把稿子再变回“豆瓣”排出体外。我在岛上呆了四年，头一次踏上大陆，分不清东南西北往哪儿走，眼睛往哪儿看。我归心似箭，准备在家里住一宿，然后再去沈阳。
我挤上十三路公共汽车来到火车站，坐四点三十分的火车，晚上七点二十分到达瓦房店，住进东方红旅店。房间里一个客人醉酒，吐了满地。我一夜没睡好，早上没吃饭，到车站坐六点五十分到工农兵医院的公共汽车。随着家乡的轮廓越来越清晰，逐渐淡化了我的四年军旅生涯，只剩下一颗心“砰砰”地跳个不停。
车到永宁，遇到原学校的同事黄孝朴，他骑自行车把我载回小西山。
我从天而降，全家人都要乐疯了，他们也像我思念他们一样思念我。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几乎看不出衰老。父亲确实不吐血了，妈妈的病确实好了，妹妹和弟弟都长高了。父亲去永宁买猪肉，妈妈和面包饺子，把老叔请来吃饭。家里的镜框又换了位置，我的立功喜报成了大像框衬底，镶满我的照片。
一大帮人来家里看望我，有董云华小叔、郝文章、郝文贵、太全等。他们都变老了，都是老婆孩子一大群。当初小苗一样的孩子，长成一片片翠绿茂盛的庄稼。当初的小伙子们，是即将被收到场院上的苞米高粱。当初的老人们，成了一垛垛喂牲口的苞米秸子。屯里好几个老人，先后过了“坎子”看山去了。
下半晌，太友大哥来了，董云举大爷等都来了。我功不成名不就，又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们，无颜见江东父老。姐夫骑自行车先到家，有些垂头丧气。姐姐随后骑自行车回来，只见一面一句话没和我说，骑自行车回医院去了。
我骑了自行车，到了盐场东北边子才追上，陪她一起回医院。一路上，我们仍没说话。我理解她的内心的痛苦，这辈子注定不会幸福。我回来之后，夜幕已经降临。吃完晚饭，我带上六样厚礼，摸黑去了盐场马希阔老师家。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并多次写信向曹小花提出解除关系。马老师淡淡地说：“我明天告诉她一声。”我卸下千斤重担，一身轻松。第二天我早早出发，姐夫到车站送我。我八点半钟到瓦房店，坐十点钟的特别快车，下午三点钟到达省城沈阳。
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沈阳地区已经有上古人类先民活动。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沈阳已有两千六百余年建城史。一六二五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更名盛京。一六三六年，皇太极在此建立满清国。一六四四年，清世祖福临率满清军队攻入关内定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沈阳又名“奉天”，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黄姑屯事件，蓄意谋杀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长达十四年，也由此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沈阳是东北的核心，建国后成为辽宁省省会，有共和国工业长子美誉，也是沈阳军区司政后机关所在地。
我没有时间欣赏这座著名的大都市，倒了几遍车来到报社，刚下班。大院里涌出草绿色的自行车支流，汇入大街上彩色的自行车洪流之中。我向门岗出示介绍信，他打电话联系到我要找的编辑，礼貌地让我进去。到了编辑部，我向编辑敬礼说明来意，先送上银针鱼和“广鹿茅台”。编辑认真看完稿子，遗憾地说：“我已经编完了一篇内容相同的稿子，明天见报。”他把稿子还给我，让我多写点海岛特色的稿子，多关注基层官兵。看我还不走，他说：“我看过你发表的稿子，文笔不错。海岛交通不便，等稿子寄到这里已经没有新闻价值，有好线索，用电话直接传给我。”临走前，编辑送给我几本《前进报通讯》和《解放军报通讯》。编辑没让我将礼物带回，等于收下，又让我心存侥幸。一想到他已经把稿子退给我，心又一下子凉到了底。我坐车原路返回，住进军区第二招待所。
我吃完晚饭去火车站，买好第二天最早去大连的火车票，在街上闲逛。
省城虽大卫生较差，风一刮尘土飞扬，女人们用纱巾裹头，像戴了涨假脸。
自行车潮水般涌动，不见首尾。人们把车座降低，骑在自行车上身体后仰，就像爬坡。公共汽车到站，乘务员半截身子探出车窗外，用红、绿旗一边敲，一边提醒乘客注意安全。车窗下面被敲脱一层漆，凹下去一块。我带着一身尘土回到招待所，已是夜里十点钟。床头柜上，原封不动地放着银针鱼和“广鹿茅台”。
我沮丧地回到大连，哪儿都不去，把招待所当成了候船厅。我几次给仇科长打电话，接通之后又放下了话筒，不知道如何开口。一个星期之后，云开雾散。
我提着银针鱼和“广鹿茅台”，垂头丧气地坐船回岛，归来时倒是一帆风顺。我下了班车回到宿舍，伍干事不在。我磨蹭到下午刚要去办公室，外面一阵敲门声，吓了我一跳。仇科长进来，我低头认罪一样，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猛摇，我以为他失态要揍我，用另一只手紧紧护住脑袋。他兴奋地说：“你确实不一般！稿子见报了！”我沮丧地：“编辑说过时了，我把银针鱼和广鹿茅台带回来了……”仇科长大声说：“傻小子！稿子上解放军报了！”
今天报纸一来，仇科长赶紧翻看积压了一个星期的《前进报》，一看没有广鹿的稿子，知道完了。我一直没来电话，他以为我私自回家了，更生气。他心不在焉地翻看《解放军报》，一看我的稿子竟发在一版头条。当他确认是我写的稿子，如同范进中举，拿着报纸站在走廊上，大呼“上了上了！”
人们被惊动，都从办公室里伸出脑袋。有人说看见董太锋回来了，仇科长急忙跑到宿舍找我。赵主任高兴地说：“这次上稿绝非偶然，是小董刻苦学习认真钻研问题、扎扎实实到基层采访，再加上深厚写作功底等各种因素产生的必然结果。”晚上，赵主任请政治部全体人员到他家，喝酒庆贺。一个月前因为那篇一句话新闻，我已经荣立一次三等功，这次就不立了，但是摘掉了“重点人”帽子。赵主任对组织科李科长交代，最近发展党员，一定要解决小董的入党问题。
我的命运一波三折大起大落，比海岛气候还诡谲多变，不知道这会儿是什么，过一会儿又是什么。要塞区文化处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政治部让我参加。
自从偷书被批斗、扣押毕业证书之后，我和文学结成了患难之交，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生活中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稍纵即逝的场景和各种人物矛盾关系，大悲大喜和微情妙意，都能拨动我的心弦，引发无尽的联想，赋予与我有关或无关、跌宕起伏的情节、悲欢离合的故事、有声有色的叙述与描写。
特务连文书李振厚和我同年兵，家住西杨公社，他家和大、小西山隔海相望，和我是老乡。他去过大西山，进过望海楼，我们无话不谈。他在司令部“工程办”帮忙，我们同在后勤灶吃饭。他负责保管几座工程仓库，里面全是木料、水泥和劳保用品等。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一起散步，聊天。不少人请他吃饭，送东西，介绍对象，都是另有所图。他和地方商店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售货员好上了，好到极限不慎越轨，女人的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难买到的紧缺物品，他都能从女售货员那里得到。当然，那女人也得到了许多好处。我劝他赶紧了断，否则会招来无法摆脱的麻烦。他叹了口气说：“已经破裤子缠腿，顺其自然吧。”
晚上，我和李振厚一起到浴池洗澡，他把我的后背搓破了皮，非要给我洗衣服。伍干事到大陆开会，他到我的宿舍里坐到半夜三更，谈的都是对女人的种种困惑。我和他讲了小小王美兰和曹小花等，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他一边说话，一边用红油笔在稿纸上，只划拉形形色色两个字，一片片鲜红的“女人”如同芒刺。
第二天他把我送到码头，我仍以与曹小花的教训说服他，再次敦促他，赶紧和那个女人了断。他不耐烦地说：“好好当你的作家去吧，别管那么多。”
我到了大长山岛，坐班车到要塞区文化处报到，住在西楼招待所。我是坐船往里面走，其他岛上的学员坐船往外面走，第二天才能到齐。当天没事，我和獐子岛的放映员冯海江到县城逛书店，到饭店吃饭。饭店牌匾上写着“长山馆”，是县城里最大的饭店，听起来像大烟馆。偌大的饭馆没有顾客，几个女服务员只招待我们两个兵。学员到齐，干事刘继赴召集开会，要塞区政治部副主任和文化处长讲话。处长王发是座唱《处处有亲人》的作者，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名人。这次学习班，为八月份沈阳军区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选拔作者。军区创作室的专职创作员，都从“笔会”中脱颖而出。领导讲完话，各自介绍创作题材。
刘干事对我的短篇小说《军人形象》很感兴趣，提出意见让我认真修改，准备参加军区“笔会”。那天大家晚饭后散步，从池塘边大杨树下走过。
树上落下一泡鸟粪，不偏不倚地掉到我头上。我摘下军帽，在池塘边洗干净。鸟粪也叫“天粪”，据说落到头上将大祸临头。我不信这一套，也有点儿忌讳。一个洗衣服的大婶告诉我，用剪子把裤脚剪开一个豁口，就能消灾免祸。
尽管我穿的是条新军裤，仍用小刀在裤脚上豁了个小口子。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曹小花挺着大肚子，钻进我的被窝。我用力往外推，她拼命往里面钻。
我已经经历了很多，不相信厄运总与我过不去，只要不当回事，就没有事。
一个月的学习班即将结束，刘干事请来某守备区副连长谭友劲，和我们交流创作体会。他经过艰苦努力，创作出五千行的长篇叙事史诗《怒海风云》。作品热情歌颂了我国劳动人民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阶段反对外强侵略和推翻封建制度的悲壮历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即将与读者见面。
谭友劲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引起我的共鸣。我为他打抱不平，写了一篇消息，他看过后很满意。我让宣传处任干事为我把关，他告诫我要慎重。但是，我仍填写了发稿签，发走了稿件。伍干事开会回来给我打电话，让我做好回连队准备。他不说为什么，只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李振厚自杀了！
李振厚为我搓澡洗衣服，在宿舍里坐到很晚，是和我诀别。他和那个女人幽会，被丈夫堵在屋里，挨了一顿打还被勒索了几套军装。他越想越窝火，那天傍晚，拿了宋参谋的手枪，去女方家找她丈夫算帐。那男人跳墙逃走，李振厚放过那个女人，回到特务连下面的草地上，开枪自杀。我为李振厚惋惜，伍干事在电话里怪怪地说：“你别分心，好好处理你自己的事情吧。”我问他处理自己的什么事情，他说在电话里说不明白，挂了电话。难道，李振厚的死与我有关？
我们参加要塞区法庭的审判大会。从金县亮甲店入伍的老兵孙长治，因为和连长闹矛盾偷走连长的手枪，藏进坑道。连长事先藏进坑道，引诱他取枪自首时将他撂倒在地，用行李绳捆绑，出去打了三颗信号弹，声称阻止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该连长上台做证时，引起台下一片嘘声。这是个很好的中篇小说题材，题目叫《不容推却的责任》。创作笔会结束的当天，我坐登陆艇回广鹿。
我开门进到宿舍里，伍干事在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行字：
你的对象曹小花来信控告你，要和你恢复关系，这事你要慎重处理……再是，你都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写过什么，都要如实承认，对方都有确凿证据。
我脑袋“轰”地一声，如同被一枪击中，顿时僵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