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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董万空死后不久，在父亲和大队张书记的努力下，董太举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来到北大燕园哲学系。“萧老太婆”上“北大”——笑掉大牙，成了歇后语。信也好不信也罢，董太举确实上了北大哲学系，成了毋庸置疑的事实。
一百年来，哲学系被誉为“哲学家摇篮”，在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培养一大批著名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董太举的梦想，是有房住有饭吃不打半光棍，此生足矣。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一个小西山的地富子弟，成为堂堂的北大学子。即使风水轮流转、转成了风火轮，也转不到他家。就是祖坟冒青烟冒得遍地狼烟，也冒不到他家的坟头。哪怕他变成孙悟空，能闯进王母娘娘的樱桃园，也别想闯进北大燕园。他懵懵懂懂地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早把父亲的那则谜语忘到了九霄云外。
燕园早已经被哲学开光，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块青砖一级台阶，无不受到大师们深邃的思想洗礼。北大校园又和圆明园、颐和园毗邻，董太举一恍惚，以为来到了永宁城大庙前。远处的西山让他想起家乡小西山，川流不息的泉水河成了永宁大河，沿岸就是南关沿南洪子和南海底。亭台楼阁和假山怪石，是青石线、老牛圈和蛇盘地。湖泊相连堤岛穿插，是老石礁、三道礓、大流、大鸭湾和河口门子。湖光塔影古树参天，让他想起了南岛子和西庙山、“将军石”。
绿树成荫四季常青，鸟语花香步移景异，是他梦中的西沙岗子。
他每天穿行在教学楼、大礼堂、食堂、教职员工宿舍之间，总也走不出家乡的大胡同子、东地、北地、西北地、南头子、西头子和盐场小庙前。
每当清晨和傍晚，他徘徊在未名湖畔，也徜徉在南关沿，南海底，黄茔下。望着蒙胧中的钟楼，他怎能不想起西北海的涟漪，西山砬子的望海楼？
他每天坐在课堂上听讲，捧读中、外大师们的巨著，和同学们讨论。他这才神游在在东、西方伟大的思想和心灵之中，脱胎换骨组合重塑。他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九曲回廊中流连忘返，先贤的思想和哲学灵光让他目不暇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唤起他对世界的责任和关怀， 必须起一片天。他也崇尚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姐夫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能让小西山彻底翻身，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光棍不为娶媳妇发愁迈过“坎子”，是他的道德律。他阅读了许多著作，唯有对农民、农村问题情有独钟。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发表了《建国方略》。推翻满清政府创建民国后，他满以为从此可以乘势而进，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方略”所规定的各种革命和建设宏志，让中国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事与愿违，建设事业无从谈起，人民生活还不如清朝专制时期，与他发动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他的革命是依靠地主买办和资产阶级，而毛泽东的革命，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毛泽东主编并担任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创刊，并在创刊词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宗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内容，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号召人民大众联合起来，敢于斗争，争取胜利，深刻揭示了民众的强大革命力量。
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胜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一日发动了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风尘仆仆的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之下，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
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民主革命已由土地革命进入到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发表《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发表一年之后，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董太举这才想起父亲出的“燕”字谜底，既是燕园，也是燕赵之地。父亲瞎董万空，堪称一位先知先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怀念。毕业后，董太举留校任教。他不适应北京的生活，做梦都想回到家乡小西山。
他不修边幅，邋遢随意，胸前满是油渍，习惯席地而坐，在宿舍里光脚走来走去，睡觉前用手扑搂几下算是洗脚，吃包子直接用手抓。首都各大剧院都在演出话剧《于无声处》，他喝粥也喝得“于无声处听惊雷”，让人们对他侧目。
他处了好几个对象，都因为不适应他的生活习惯而告吹。他本是一条老李大河里面的淡水鱼，让他生活在繁华嘈杂的大都市里，如同一条鲫鱼游过了河口门子闯入西海。如果上大学只为改变个人命运，还不如办个“农转非”，在永宁供销社卖肉了。时代变迁下的农村经济发展、土地养老教育妇幼殡葬，衣食住行变化、生产关系调整、环境变化目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等等问题，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他先后撰写了几篇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文章虽然刊登在国家级报刊杂志上，都没引起关注。他一次下乡，调研农村的妇幼保健问题，恰逢村里一位孕妇难产，由于交通不便，他眼睁睁看着死在半路上。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也一个个胎死腹中。他虽然身居理论高位，却位卑言轻纸上谈兵，表面上举足轻重，实则无能为力。
那个星期天，董太举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一棵松树下面席地而坐，阅读亚当・密斯的《国富论》。作者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分析、比较和批判。不正确的政策主张和学说，往往妨碍国民财富的增长，进一步论证了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解决农民问题不能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而要顺应历史潮流循序渐进。
董太举一阵困倦睁不开眼睛，枕着书躺在松树下面，顷刻间鼾声如雷。他梦回五十年前的永宁城，父亲瞎董万空到“活神仙”家讨还鸡蛋，为方丈抄写经文喝羊汤吃烧饼，坐在大庙前旗杆下捧读汤若望所编的《千家诗》。
他朦朦胧胧睁开眼睛一看，永宁城顿时变成了繁华的首都北京。
承天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清顺治八年称天安门，是一块封闭的宫廷广场，代表着皇权威严，明、清两朝都在这里发布政令举办重大庆典。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里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一九二八年七月，北平军政各界七万人，在这里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孙中山的遗像挂上了城楼。一九三七年日伪政府统治北京，城楼上贴着“建设东亚新秩序”标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庆十周年，广场上竖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起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军事博物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心的标志和和各族人民的向往之地。有人做过一项统计，北京市姓氏最多的是王姓，有一万多女性叫“王淑英”。
某晚报的女记者王淑英，到天安门广场猎奇，收获了两则新闻：一个农民在金水河里撒网捕鱼一无所获，在金水桥上晒网。农民被工作人员劝阻后还振振有词，说：“天安门广场是人民的广场，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不许人民在这里捕鱼晒网？”另一个“农民”灰头土脸，头枕《富国论》睡得旁若无人，被“联防”队员叫醒之后劝离。稿子在当天晚报“广场看世界”专栏发表：
《一农民在金水河畔捕鱼晒网，另一农民头枕“富国论”一枕黄粱》。
很快，稿子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一农民被劝阻回乡，再无音讯。另一农民到报社讨说法，编辑部主任陪礼道歉，对女记者进行了批评教育。为了表达歉意，女记者在庆丰包子铺请“农民”吃包子，病为他承担回乡路费。
“农民”亮出身份，女记者惊讶得目瞪口呆。眼前这个土里土气的人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还是教授。同是北京人，两个人的经历却截然不同。
当董太举在小西山北海边翻石板，生嚼蟹溜子充饥、顺嘴丫子往下淌蟹黄时，王淑英正在颐和园北海划着小船，幸福地荡起双桨，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她天南海北猎奇无数，此人才是她的梦中传奇。他的人生经历让她颤栗，他的才华让她五体投地。她用手绢为他擦拭嘴角上的油渍，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那一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农民李开明春节贴了一副对联：
辛辛苦苦三百天，
汗水洒进责任田。
亩产千斤收成好，
年终结算亏本钱。
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问题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关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董太举感到自己的作用，还不如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他决定调整人生方向，不想碌碌无为养尊处优、继续创造哲学系的长寿神话。他要回家乡做基层工作，哪怕做小西山的生产队长。当他把想法告诉未婚妻，遭到她的强烈反对。
董太举诚恳地说：“我要从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起步，不改变小西山的面貌何以改变天下？”王淑英说：“你歪打正着地从小西山走出来，绕了一大圈又走回去，和你父亲当年去复州城误考横山书院有什么不同？”董太举说：“我的人虽然融入了首都的茫茫人海，但是奋斗的小船已经搁浅。”
此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男高音独唱《北京颂歌》：
灿烂的朝霞，
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
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各族人民把你赞颂，
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
王淑英深情地说：“北京是全国亿万人民向往的地方，许多人只能在梦中来到伟大的首都。新疆维吾尔族的贫苦牧民库尔班・吐鲁木，曾多次要骑着毛驴来北京。你侥幸进了北京城，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哪能轻易离开？”
董太举苦口婆心，还以董家耕、邢燕子和侯隽等知识青年为榜样，说服王淑英随他回农村一起奋斗。见未婚妻没说话，董太举提起在中国养了一辈子牛的外国人阳早和寒春：“我们生在红旗下又长在红旗下，难道不如两个外国人？”
当年，王淑英也乘“四点零八分”那列火车插队，历尽蹉跎被推荐上大学回到北京，毕业后分配到报社。想起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她忍不住泪流满面。
董太举以为未婚妻被他打动，说：“和我一起回小西山吧。”王淑英抬起泪脸，声音颤抖着问：“你真的想走？”董太举坚定地说：“我如同野兽向往山林，归心似箭。”王淑英试探：“我要是不走呢？”董太举决绝地：“我一个人走。”王淑英问：“我和小西山你选哪个？”董太举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小西山。”
王淑英既生气又失望，长叹一声，说：“你骨子里还是个农民的儿子，确实没有资格和我终生相守，我们不是一路人。回你的小西山去吧，走！”
董太举针锋相对：“你怎么说我都行，就是不能对农民说三道四！”
王淑英更生气了：“你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有改变的可能吗？我算彻底看透了你，农民就是患得患失，朝令夕改。”
董太举仍想挽回：“淑英，你还不了解我……”
女记者打断：“我了解了你就是了解了农民。只有农民，吃饭才不用筷子用手抓，只有农民才不知廉耻，躺在天安门广场松树底下睡大觉……”
董太举大声：“你怎么羞辱我都行，就是不能冠以农民二字！”
女记者反问：“为什么？说给我听听，让我心服口服。”
董太举沉重地说：“因为农民二字太沉重、太无奈、太屈辱……在有些人的眼里，农民就是被轻薄和戏谑的代名词……说到底，就是不把农民当人。”
女记者嗤之以鼻：“难道你进城了又回到小西山，农民就不被轻薄不被戏谑了吗？让我和你一起跳青石线、滚砬子吗？你不但可悲，更可恶！即使你进城了，当什么教授了，不也同样是农民吗？我的天哪！幸亏我没嫁给你。”
董太举较真：“你嫁不嫁给我并不重要，你必须向我解释清楚，我为什么进城了也是农民？为什么回小西山就是跳青石线滚砬子，你向我赔礼道歉！”
女记者讥讽：“你笃信现代化的过程是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你的人生活在城市，情感却在农村的田埂上徘徊，你的根深深地扎在农村，永远拔不出来了，你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能改变谁？能改变什么？谁听你的？因为农民的劣根性是世袭的，你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复制品而已。谢谢你给了我重新选择的机会。”
王淑英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董太举，他悲愤而动情地说：“你生活在舒适安逸的大都市里，怎能掂量出农民二字的沉重？文化匮乏，生产力落后，古老的生存方式；土地退化生态失调，人畜同食一锅同居一室；近亲婚媾，种的退化让人触目惊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仍是农民千古不变的作息时间表。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农民二字浸透了苦涩……在这个世界上，农民一天不劳动，连洞里的老鼠都失去了自信！你一日三餐，脚下的马路，居住的大楼，哪一样能离开农民？你每天挤地铁，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优哉游哉如同游山玩水；而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即使走在马路上，下脚也得轻轻的……因为不知道哪一脚，就踩断了父亲那嶙峋的肋骨……每顿饭，你可以享用可口有营养的饭菜，我就是喝一碗稀饭，也不敢大口吸吮……我怕吮疼了母亲干瘪的胸乳！今生今世，我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要自豪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父老乡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这之前，董太举随意说出一句话，王淑英稍加整理就是“语丝”，发表在晚报上。“语丝”变成丝丝细雨，滋润得女记者如同颐和园里垂柳般妩媚。
如果在这之前，董太举的这番泣血感慨，会感动得女记者泣不成声，第二天就见诸报端。现在，他的话变成让她反胃的地瓜筋子，苞米骨子和猪饲料。
她也不知道自己变得如此粗俗，怎么赶劲怎么说，把董太举气死了才解恨：“你喝粥的声音振聋发聩，还侈谈不敢大口吸吮？骗你爹掉爪子去吧……”
她后悔当初鬼迷心窍，拒绝了若干追求者，泼水般浪费掉了女人最最宝贵的几年青春。让这样的土包子上北大当教授，真给北大丢脸让北京城蒙羞。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文明源远流长，先后建立燕、前燕、大燕、辽、金、元、明、清八个朝代，北京人无不为生活在皇城根下而自豪。
董太举认为，京城就是调味罐，只能把自己腌制成一罐“八宝咸菜”。
此时的王淑英，成了一堵坚硬而高傲的城墙，星星才是她的眼睛。她居高临下地蔑视着他，把他当成皇城根下的一掊泥土和沙子。董太举更不明白了，北京人为什么自以为优越。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不是你北京人的首都。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为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
这一问几十年，一直没有人作答。共产党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不是专为北京人谋幸福。女记者和董太举格格不入，再说话就像就着地瓜咸菜吃烤鸭。
那天晚上，两个人不欢而散。董太举沿着十里长街，一个人走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