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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这是真的，那封信又确确实实是寄给我的。我赶紧给海波编辑回信，对他表示感谢，一个星期之内去北京。海波是著名军旅作家，我读过他的长篇小说《铁床》，小说集《幻鸟》。他的短篇小说《母亲与遗像》，获得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回？》获首届《解放军文艺》奖。
我打电话向王中才和胡世宗两位主任汇报情况，他们向我表示祝贺。王主任还破例让我坐飞机去北京，旅差费在“丛书”专用款项中报销。 我“高起点”，第一次去北京就坐飞机，到《昆仑》杂志修改中篇小说。从大连到北京的飞机，一个星期只有两次航班，票价六十二元钱，预定机票要等半个月。刘萤找她在民航工作的同学，为我买到了第二天的航班。我乘坐“三叉戟”客机，座位在最后一排，没有舷窗。我正在琢磨飞机为什么还不起飞，飞机已经降落在首都机场上。
北京太大太古老，慈祥得像一位几千岁老人，又如一棵几千年老树发出的簇簇新芽。每一座建筑每一个人，都与帝王、驼铃、琴书、四合院、酱菜等扯丝挂缕。每一个北京人，都是见多识广的政治家和评论家，随便拿出一个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做各级党政领导。而北京人说的普通话，却和播音员说的普通话大相径庭，应该是“方言普通话”，或者是“普通话方言”，就像切羊肉片和卷棉花团。
我来到福佑街《昆仑》编辑部，海波编辑热情地说：“你到得这么快。”他比我想像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也更有才华更加深邃。他和我谈稿子，说：“我见到题目《连长的枪丢了》，促使我一口气看完。我看过许多写基层连队生活的稿子，像你选择这样的角度，还是第一个。”他去接电话，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他接完电话回来，对我说：“作者如果没有忧国忧军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不到这样的题材；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捕捉不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没有较高的哲学意识，也没有思想穿透力；没有扎实的叙述和描写功底，无法深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哪来这种振聋发聩的力量。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担当和情怀，不会把连长王振礼塑造成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你在交通不便的海岛服役，写出这样的作品更是难能可贵。我很想见见你，让你来了。”
海波编辑对我和作品的评价，让我受宠若惊也不可思议。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越在基层，我和我的作品越不受待见；越往上走，越登得了大雅之堂。
海波编辑说：“你第一次写中篇小说，结构上不够合理，需要调整，有些语言也不太合适。王振礼受到百万大裁军的冲击，不能当成反面人物来写。我刚编发一部中篇小说《太阳，你什么时候才能掂起脚跟》，比较诡谲，但是和你的小说没有可比性。新疆军区一个偏僻哨所，只有唯一一本书《喧哗与骚动》，有个战士反复看反复模仿，写了一篇非常前卫的小说，也被我调来修改作品。”
我住在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社招待所，夜以继日地修改小说，一直没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修改好誊写完，海波编辑看过后基本上满意，不足之处他动一动就可以了。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说题目还叫《岛的故事》吧。你第一次来北京，这几天好好玩一玩逛一逛，然后再回去，我太忙不能多陪你。”
天大地大北京也大，官多民更多，部队多军人多军官更多。
在食堂买饭不管职务高低，一律排队。一个正师职女军人披着军装靸着拖鞋，端着小盆买饭，她前面是一个普通战士。一个小学女生，穿着军装上学。
我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觉得从小到大来过许多次。家里墙上，贴着天安门的年画。我在课堂上学过天安门，在图画课画过天安门。在报纸和电影里，更是无数次地看过天安门。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并没有想像中那样雄伟高大。
没悬挂毛主席画像就不是天安门，就像没有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赋予天安门至高无上的荣誉，才是伟大祖国的象征，否则，不过是一座大庙而已。让中国人民幸运的是，毛主席逝世后仍没离开天安门广场。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
谁都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可能万岁。他老人家静静地安卧在水晶棺里，已经万岁了。虽然老人家人不在了，但是光辉思想还在，给亿万人民留下的江山还在。有他老人家坐镇，国内外敌人和反动势力才害怕，红色江山才永不变色。
我去完故宫又去圆明园。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坐落在北京西北郊，与颐和园相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也叫圆明三园，还有“万园之园”之称。清朝皇室每到盛夏时节来这里理政，也称“夏宫”。圆明园于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毁，文物被掠夺150余万件，上至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再遭劫难。在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又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所幸遭焚毁后的圆明园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保护起来，1956年北京市园林局开始采取植树保护措施，1976年圆明园遗址成立专营机构。我来到圆明园遗址，里面正在大兴土木。一群群民工有的抬石头，有的修桥有的铺路。一台台推土机在填坑，平整地面。一片片草地一棵棵柳树，优雅而恬静。仅存的几根立柱像几根枯骨，屹立百年不倒，让后人想像当年的辉煌，更要牢记国耻。
这里刚刚正式向社会开放，已经是红男绿女、游人如织了。老人们唱京剧，打太极拳。年轻人快乐地在残垣断壁上攀上爬下拍照。一座座村庄，坐落在圆明园的遗址上。收割后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遗留着一行行错落有致的稻茬。
那天吃完晚饭，我和一位见习编辑出去散步。出了招待所拐过一条马路，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路边一排杨树落光了叶子，是迟暮老人落光了牙齿。
树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似在激烈地争论某个问题。“见习”干瘦说话叫真，声音细碎而尖锐，来自南方某山区。为了证实豹子的敏捷，他“嗖”地一声蹿上树干，等我承认了才下来。我说起圆明园之行的感受，他麻雀般叫了一声“杞国无事忧天倾”。我说：“我的嗓子哑了，上火了。”他说：“是因为圆明园？”我说是。他麻雀般“喳喳”一阵狂笑，笑出眼泪，说了句“无聊”。
我一把揪住他，说：“不是看你从战场上下来，非揍扁了你不可。”我嗓子真的发炎了，吃药也不见好，第二天说不出话。以后我来一次北京，必去一次“圆明园”，嗓子也发一次炎。以后我来北京不去“圆明园”，嗓子照样发炎。
我买了本大型杂志《中国作家》，上面刊登山东作家张铁的中篇小说。许多作者到北京修改作品，张铁也来北京修改小说，住在我的隔壁。修改间隙，我俩在房间里小酌，谈论文学和时事趣闻，倒也快活惬意。他在小说中叙述：某人奄奄一息，家仇未报没有后代死不瞑目。为留下后代替他报仇，族人把他扶到老婆身上，完成之后刚下来既气绝。后来儿子长大，替父完成了夙愿报了仇。
那天主编来了，张铁为我俩介绍。萧主编很热情，让我给他寄稿子。
我刚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贵州诗人李发模的诗集，在走廊，有人用四川口音狂喊“李发模”。小个子李发模一边答应，一边拿着两只大碗和一双筷子走出房间，两人去食堂吃午饭。又一天我去紫竹院公园，坐在石凳上看山东作家尤凤伟的小说，对面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微胖、个子不高，操浓重山东口音的中年人，给几个年轻人讲“现代意识”。我对照杂志上的照片，此人就是尤凤伟！
还不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作家，都云集在北京。有人形容北京官多，在大街上一砖头能打死三个处长。北京的作家同也一样多，一砖头能打死三个作家。
我在二十五中学盗得的书籍中，有一本书叫《秋山红叶》，写一群少先队员假日游香山，采集红叶做标本。我还读过杨朔的散文《香山红叶》，做了四十年向导的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香山故事，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那天一大早，我坐公共汽车去香山。香山在小西山山脉东麓，和家乡的小西山一字不差。每年秋季，许多游客到这里观赏红叶。它还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皇家园林。早在元、明、清时，皇家就在香山营兴建离宫别院。每逢夏秋时节，皇帝都要到此狩猎纳凉。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时，毛主席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就在双清别墅。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是先生的衣冠冢和灵柩暂厝地。对比地势崛峻、峰峦叠翠、泉沛林茂的香山，家乡的西山砬子、华铜山、老帽山，广鹿岛上的老铁山和右岩山，海洋岛上的“哭娘顶”，只算小字辈。上山的石阶似没有尽头的天梯，怎能不让人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一边攀登一边想，这些石阶所用的石头，如何从山下运到山上。当年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装卸石头，可比这要轻松多了。三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攀上了主峰香炉峰，俗称“鬼见愁”。一群浑身泥土的农民背着竹篓，装着沉重的石头，和我一起登上了主峰。山顶上的堆堆石头，都是他们一磴石阶一磴石阶地从山下背上来。他们挪到石头堆旁边，连人同背篓一起仰倒，再也不愿意起来。
一个满脸汗污的农民眼睛紧盯着我，喊：“董太锋！”我定睛一看，这不是万不帮吗？他蜷缩在石头堆上显得更矮，人也缩小了一圈。我急忙上前，帮他卸下肩上的背篓，倒出里面的石块，扶他起来。他坐在石头堆上，和当年在岛上打坑道休息一样，翘起那根僵直的右手食指，一丝不苟地卷烟，一边卷一边呼哧带喘。烟卷好，他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他体内停留半天，徐徐地喷出来，这才说起这些年的经历。那一年他调到佳木斯部队，积极训练备战。情况发生之后，他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战备训练紧张，部队给他开了“残疾证明”，中途退役。
现在，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半年前和几个同乡来这里背石头，一天背两趟，一趟一元钱。他感谢我当年给他开了证明，没想到我还能提干。
我说：“你到地方为什么没办残？”他裂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笑了，说：“在部队都没办成，到地方谁管？”告别之前我给了他二十元钱，他很感动。
他用报纸裁成的卷烟纸，给我卷了一支喇叭筒烟，招呼大家下山背石头。
“苞米肚子料子裤子“的大连人以爱面子出名，北京人毫不逊色。张铁认识的一位老师，总夸自己儿子优秀，在“北大”读研究生。她丈夫去世，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家喻户晓的男演员，她都没看好。她说她家里房子很大，邀请我俩到她家里作客。她家离我们住地只有两站路，我俩去她家一看，和她说的天地之差。
她家住在拥挤的四合院里面，居住条件促狭窘迫，儿子弱智。我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她很尴尬。我和张铁买回酒菜，她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忌讳’？”
我说：“”大连人称醋为‘忌讳’。她说：“北京人把珍藏的希奇之物叫‘忌讳’，来了贵客才拿出来。”“忌讳”只是一罐头瓶酱菜，没等打开已经五味杂陈。
张铁在北京认识不少人，带我去一位朋友家，是个年轻的女作者。那当时，北京姑娘以找中年男人做丈夫为现代。女作者和一位大二十多岁的工程师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准备出国。两人分居，丈夫下了最后通牒，想保持夫妻关系，只有和他一块儿出国。她举棋不定进退两难，在家里弹钢琴，看杂志。北京的初冬阴冷，女作者腿上覆盖一层毛毯。她为我们准备了白酒和威士卡，还有烤鸭和沙拉，如同她纷乱的心境。我们一边喝酒一边为她主意，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第二天早上，张铁没起来吃早饭，敲门不应。我怕他犯心脏病，搬把椅子，从门上玻璃往里面了望，随即被一张报纸遮挡，原来里面有人。我去食堂吃饭回来，他和那位女作者出来，去食堂吃饭。我怕饭票不够，把余下的饭票给了他们。女作者离开，我对张铁说：“你终于给她找到出路了。”他得意地笑了。
我准备离开北京那天，在招待所遇见军区业余作者鲍晓。他四川籍，某部志愿兵，长相酷似越共领导人黎德寿。他正在采访，准备写报告文学《秋枫》，妻子也到了预产期。他坐火车风风火火回到家里，发现屋门上锁。他跑到责任田里，妻子正挺着大肚子干活，夫妻俩抱头大哭。他赶紧把妻子送到医院，当天晚上，妻子生下了女儿。孩子满月后他匆匆归队，从重庆坐火车到北京，准备坐火车到沈阳。我给王主任打电话回报鲍晓的情况，他让我俩一起乘飞机到大连。
我让鲍晓退火车票，说：“我们坐飞机到大连，创作室在大连开会。”他半信半疑。我帮他买了飞机票，他这才相信真要坐飞机了。当夜，我俩到大连。
沈阳军区卷《雪野，绿色的方队》，进入审核阶段。作者带作品重返被采访单位，经政治机关审核盖章签字，编入“丛书”。一位作者写的报告文学《士兵和尊严》，遇到了麻烦。主人公杨同学看过稿子之后，暴跳如雷火冒三丈，说把他写的还不如国民党的连长，侮辱他的人格，是可忍孰不可忍，扬言要和作者玉石俱焚。杨同学成了毒蛇猛兽妖魔鬼怪的象征，让大家谈杨色变。
为避免作者和当事者见面发生不测，创作室领导让我前去处理。刘萤很快到了预产期，我毫不犹地接受了任务，坐晚上的火车去赤峰。我阅读那篇惹事的报告文学，没想到小西山的董太锅也跃然纸上！他入伍后分到炮二连，因为副班长总打呼噜影响他睡觉，一天半夜三更，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酒瓶子砸下去……
我对完成这次任务，顿时没了底。第二天一早，列车达到赤峰市。赤峰守备区政治部肖希贤主任曾担任过军区文化部长，亲切地接见我，为我接风洗尘。
在去赤峰之前，我就知道这里条件异常艰苦。“一年四季刮风沙，天昏地暗
不见家，路上行人难睁眼，张嘴还遭沙打牙”“一人一天半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广播一叫一叫的、电视一跳一跳的、报纸一抱一抱的”。师里派最好的“山猫”越野车，接我去林西县。当地人说这里一年刮两次风，头半年刮“黄毛风”，下半年刮“白毛风”。那天下雪，刮的是黄土掺雪的混合风。汽车开着雾灯，在灰蒙蒙的幕障中行驶，路边的电线杆只露出杆头。黄尘白尘汹涌澎湃，一波波涌过路面，让我想起了涨潮退朝的“多落母”和“洪子东”。
到达林西县城，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晚上。第二天，我在师宣传处李干事陪同下，分别征求师、团首长意见，召开座谈会，客观地评价杨同学，将现实中的人物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比，对修改意见达成共识，既不失真实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也让本人能够接受，心情舒畅。要是按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作者就得另起炉灶。最棘手的是要做通杨同学的工作，他不签字，作品就发表不了。
据说杨同学性格暴烈，每一条神经都连着老婆的大脑。不管发生某件事，老婆不用说话，一个眼色，他立刻就跳起来，出去和当事人讲理、争执、对骂，也像老师鼓励学生提高动手能力，都以动手解决。开始，他看了作家写关于他的稿子，很欣赏描写男子汉粗犷那一段，不住地称赞：“这就是我！关键时刻真的像舔着伤口长嚎的狼一样，写的太好了！”他下班回家，问老婆对报告文学的看法，老婆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他顿时感到不对劲儿，“妈的！这不是诬蔑我吗？人怎么成了狼了？”他越看越来气，在作家笔下，他还不如国民党的连长。
他一阵风跑回机关，打报告请假，要去大连找作家算账，首长当然不放。
怕出意外，首长不同意我面见杨同学。即使作品不能发表，也要保障作家的人身安全。那天晚饭后，我一个人去杨同学家里看望他。我摸黑去家属院，一不小心掉进路边的一座土坑里。我想起胡主任讲的发生在北京的那件事，站在坑边，提示过往行人。我站了半天没人路过，一看手表过了晚上八点，再说在这种地方，晚上绝不会有人经过，更别说掉进坑里。我怕杨同学家睡觉，离开坑边进到家属院。我也有了不祥之兆，仿佛那不是一座坑而是一座陷阱，心掉进了坑底。
事先踩点是我做事的习惯。白天吃完午饭散步，我已探明杨同学家的位置。他和家属还没睡觉，正在讨论：作家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和我见面？一是做贼心虚再是稿子虚假。我敲门进去刚要自报家门，他说：“我中午看见你了。”
杨同学并非洪水猛兽，但是情绪低落抵触，在气势上不让我说话。
他说：“我看了稿子，既吃惊也心寒。当初在连长自杀的情况下，没人去二连，我临危受命去收拾烂摊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简单粗暴行吗？工作组进驻连队，解剖了全部问题。我为改变二连面貌竭尽全力，结果适得其反。我真如作家笔下那种不尊重士兵的暴君式人物，应该坐牢枪毙，为什么还下了副营长命令把我调到司令部？二连有苦有乐，我把甜留下自吞苦果，不能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太夸张。作家没写我的正面形象，我不该披露的东西，被作家用来大作文章。稿子光修改还不行，必须重写，我看过同意签字之后，才能发表。”
我始终没提稿子一个字，只是不断地安慰他。他试探：“董作家，你要是真的同情我，敢不敢和我喝杯酒？”我说：“我们都是战友，有什么不敢？我还怕你不请我呢。”他家属赶忙做菜，被我拦住，说白菜帮子蘸大酱最好。他家属准备齐全。他语气缓和，说：“董作家，你主动来我家看望我，我很感动。我要求并不高，只需要有人对我说句暖心话……我真是一条狼，现在也需要同情……想想在感情上被我伤害的战士，给部队建设造成的损失，真是无地自容……”
他举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我们俩共同干杯。他仍对作家对二连和对他的评价耿耿于怀，有的段落还能背诵下来：
……刚从院校毕业的新任指导员金刚初到连队时，还以为撞见了“座山雕”的土匪部队。七十五名战士当中，有二十五人受过处分，九名党员八名不起作用，二十七名班长十七名不管事，有三分之一的战士经常无故不出操，连队集合一次需要二十分钟。客观上，二连的战士来自八个单位，都是捣蛋兵，被当作弃儿扫地出门。当时的二连连长用以恶治恶的办法，结果把连队带散了……
他气愤地说：“作家说二连是座山雕的部队，这是诬蔑！我去问过金刚，他说根本没说过二连是座山雕的部队。我要是把连队带成了土匪，该上军事法庭。作家口口声声强调士兵需要尊严，难道我就不需要尊严？”他忍不住放声大哭，确实和狼嚎无两。那天晚上，他死活不让我回招待所，住在他家谈了一夜。
他说：“我不是油盐不进的那种人，只喜欢表扬听不得批评。你给了我尊严，才让我深深自责，认识到自己不是用感情带兵，而是用性格带兵，除了你，谁都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认识到，作家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而是以我为实例警示干部尊重士兵，搞好基层连队建设。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牺牲我个人的尊严也值得。如果作家另起炉灶重写，除了我的反面教员作用之外，多写写我们那些可爱的战士、为改变二连面貌呕心沥血的各级首长、为扭转连队局面辛勤工作的同志们。二连现在成了军区模范典型，我从心里高兴，还有什么想不开的？二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最大的说服力。别看我成了千夫所指，但是仍对二连有感情，因为我愧对二连。离开连队那一刻我恋恋不舍，心想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作家怎么不写一写，那一刻我才浑身是伤，才舔着伤口哭得和狼嚎一样……我哭，全连战士都哭。我一边哭一边对新连长和指导员说：我把连队交给你们了，等候你们的好消息。他们一边哭一边说：放心吧老连长。难道作家不懂得哀兵必胜的道理？老兵们都来看望我安慰我，说：连长，我们就要复员了，不是拉拢你，也没什么东西，只给小孩买点糖……我真想一枪把自己毙了。”
他如数家珍，历数二连现在获得的荣誉，感到由衷自豪。“先进连党支部”、“基础训练先进连”、“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先进食堂”、“无烟连”、“百首歌连”等。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题写的“虎威振山河”条幅，更是二连的殊荣。我俩一直谈到起床号响，我没提有关报告文学一个字，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
第二天上班，杨同学主动找到团首长，表示作品一个字不改，同意发表。他知道我和董太锅是同村本家兄弟，说太巧了。他说：“董太锅是个特长兵，标枪和手榴弹投得远，百米跑得快，在守备区都出名，正准备向军区体工队推荐，结果他出事了，被武装押送回原籍。”他特地写了封信让我带回去，检讨自己当连长时对战士造成的伤害，鼓励董太锅不要自暴自弃，要东山再起，为家乡建设做出贡献。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我“杯酒感化棘手男”，首长都松了口气。
我向王主任汇报情况，他让我再到二连，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素材。在李干事的陪同下，我到二连参观采访。同一个二连，今非昔比蒸蒸日上。
过去，二连是全军区的落后典型，现在，二连是全军区的先进连队。越野车离二连还有几里地远，我就听见了枪声。指导员金刚，已经在营房大门外等候我们了。到了连部没等他汇报工作，我问：“连队现在干什么？”他说：“正在靶场进行射击考核。”我好长时间没摸枪了，顿时感到枪魂附体，说：“去靶场。”
我下了越野车，连长大喊一声：“全体起立！”他跑步过来，向我立正报告：“报告首长！榴弹炮二连正在实施手中武器实弹射击！请指示！”我立正还礼：“继续实施！”战士们迅速卧倒。我拿过一枝半自动步枪，熟练地压上三发子弹，立姿射击。我三枪打了二十九环，博得全连干部战士们的一片喝彩声。
回连队之后，炊事班开始做午饭。炊事班长王塔拉十七岁，已经是个老兵了。为了招待我，他已经将十几只半大小雏鸡抓到炊事班，准备开刀问斩。我眼前顿时出现教导队宰杀小白鸡的那一幕，坚决制止，和干部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
林西地区冬天气候寒冷，班排战士们睡“火龙”，连队干部睡床。“火龙”比火炕低，烟道在地下九曲连环、蜿蜒蛇行，均匀散热。王主任让我在连队体验几天，指导员把自己的床、被褥都让给我。他住的仓库像冰窖，一张床板上铺一层纸一样薄的床单，外加一件大衣。我坚决不给连队添麻烦，连夜回师招待所。
第二天，风停了天晴了。早饭后我出了招待所，到附近走一走。小河对面是一座屯落，只有两户砖瓦房房顶架设电视天线，其余全是土坯房。有的人家还糊着窗户纸，让我想起六十年代的小西山。屯西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坡，上面没有树也没有草。沙地上，一群羊在啃草根，不时抬头“咩咩”叫，像在呼唤春天。
一个牧羊人身穿光板子羊皮袄，戴着羊皮帽子，躺在朝阳的山坡上。山上没有树，他手里拿着一根树条子，一看就是在屯子里折的。我和他攀谈起来，他说：“我是下面屯子里的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这里十年九旱，每人每年只有一百来斤口粮，每天吃两顿饭，都是苞米糊糊。我放羊也是放我自己，躺着不活动也不饿。羊虽然吃不饱，也比圈在栏里饿着强。”我问：“村子里两处有电视天线的红砖房，都是谁家？”他说：“一处是村干部家，另一处是公社干部家。”
如果没有这次任务，我可能永远不会踏上这块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一套活法。我也以为，这个地方一直在等我、因我而存在，实际上我来与不来，它一直都存在。
我浏览当地的报纸，全县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才一亿元人民币。
林西是蒙古族自治县，县城街道上冷冷清清。除了商店、学校、单位门前的蒙、汉文字对照招牌，没看见一个穿蒙古族服装的人。我走进一家专卖商店，不但卖蒙古族服装、马具等，还卖在内地根本买不到蒙古刀，我当即买了一把。
这里有温泉洗浴，因为交通不便浴客寥寥。出了县城，我们去十几里地之外的教堂参观。我在北京和大连，都去过教堂，天下教堂似乎没什么两样，红色哥特式尖顶建筑，上面竖着十字架。内部是一处宽敞的大厅，穹顶挂着乳白色吊灯。四外墙壁上，挂着怀抱圣婴的圣母玛利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图等。
墙上文字，更像出自神父张德盛之手：
良善心兼之耶稣恳使
我等之心仰合尔心
恳祈圣母将尔圣心爱
耶稣之爱火热我
无始无终真主
全能全善全能主宰宇宙事物
至公主义至慈审判世人言行
天主享荣福于天赐万民神形康泰
良人得太平于地愿四化早建成
无染原罪释主母
普施慈恩救人灵
神父向我介绍教堂情况，赠我一本《圣经》一张基督挂历，为我题字“共同建设祖国而努力”。我一手持刀一手拿《盛经》，何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只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第二天在归途中，我们在翁牛特旗停车吃午饭。知识青年柴春泽发誓“扎根农村六十年”，我自小就熟悉这个地名。整整一条街，饭店一家挨着一家，千篇一律“涮羊肉”。我们到一家饭店“涮羊肉”，因为没吃过而束手无策。
旁边一位蒙古族大哥热情帮忙，我让他过来一起涮，陪我喝酒。
因为刘萤要生产，我不能回家过年了。我在瓦房店下火车，给家里点钱买年货，和老人们过个早年。再说，我也得把老连长杨同学的信，送给董太锅。
公共汽车到永宁不走了，我扛着东西，顶着凛冽的大北风回到小西山。
我第一时间来到董太锅家，全家人对我热情接待。没等我开口，董太锅又说：“大哥，我当兵的地区还没解放，当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兵……”我说：“你在炮二连当兵，第一任连长自杀，第二任连长是杨同学。”他惊讶地问：“大哥，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刚从你的老连队回来。”他急不可耐地问：“我们连还在吗？”我说：“你们连队获得许多荣誉称号，老连长杨同学给你写了封信。”
董太锅看完信，流下眼泪：“大哥，我后死悔了。”我说：“你要按老连长说的去做，好好干。”他起身敬礼：“大哥你放心，我一定要有所作为。”
父母知道我挤在岳父家里不方便，要把刘萤接回小西山。我说：“大连再没地方住，也不能把孩子生在马路上，家里再好，也比不上大连的条件。”妈妈说：“你不会伺候月子。”我说：“你们放心吧，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妈妈哭了，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说：“我没有难处，我的难处都在家里。”
冬天的小鸡下蛋少。妈妈人缘好，家家户户都给攒鸡蛋，奶奶也攒，已经攒了一百多个，非让我拿回去。我说：“大连什么都不缺，拿着不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