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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头，坐落着两间用蓑草苫顶的草屋，似一位老翁披着蓑衣钓鱼。屋顶上生出翠绿的新草，很有“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韵。不远处，一排排瓦房雕龙刻凤，地基水平线和草屋的屋顶平齐。草屋门框上，镶嵌一块鲜红的“光荣军属”牌子，在阳光下闪耀。小屋四周，密密匝匝的荆条，守护着一方菜园。菜园里，各种瓜果蔬菜错落有致，长势旺盛，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位种菜的行家里手。透过窗户玻璃，屋里黑咕隆咚空空荡荡。王罗锅子蜗牛般伏在阴暗潮湿的地面上，一粒粒地抠拣着萝卜籽儿。不住地责怪自己：“装萝卜籽的瓦盆是你放在柜角上的，怎么成了猫？”他一烧火棍打过去，“啪啦”一声，盆子掉在地上，萝卜籽洒了一地。披着黑纱的镜框里，儿子也在责怪：“爹，萝卜籽发芽了耽误了种萝卜，影响全连同志吃菜，您快点拣起来呀！”
墙角，蹲伏一只浑身长斑的癞蛤蟆，气鼓鼓地盯着他。它从门槛下面钻进来，还没找到机会钻出去。吸足水分的萝卜籽儿迅速膨胀，一星星嫩芽白亮亮。他种了一辈子菜，头一次仔细观察一粒菜籽变化的全过程，既让他希奇，更让他心急如火。他像小鸡啄米一样地一粒粒地抠拣，争分夺秒，和胚芽抢时间。
儿子当兵三年，荣立三等功，入了党。大队到家里送立功喜报，十里八村都听见敲锣打鼓声。老伴弥留之际叮嘱他，为了让儿子安心服役，千万别打电报。锣鼓声招来了媒人，他们不嫌他家里穷，只图门框上的那块红牌子。儿子没回来，他不能替儿子作主。那天晚上他又梦见了儿子，长高了变胖了，说话和播音员一样。他和儿子说话张不开嘴，他拉儿子的手又够不着。
昨天上午，他把萝卜籽儿簸干净，装在瓦盆里，准备寄到部队。他缝好了口袋没等把萝卜籽装进去，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来到他家，委婉地告诉他儿子因公牺牲的噩耗。儿子用水泵抽水浇菜，失脚掉进井里……儿子在家时，水性三里五村出名，曾经一个猛子扎进水底救人……屋里屋外站满了人，一张张嘴不住说地话，一双双眼睛不住地流泪，安慰他、为儿子惋惜。明天上午公社来车，接他到部队，去处理儿子的后事。他不停地抠拣萝卜籽儿，一定要在来车之前拣完。
刚到七月，无数只蝉“呜哇”“呜哇”地叫个不停。今年的夏天格外闷热，清早都不凉爽，一活动就是一身汗。太阳升起，“光荣军属”的牌子发出刺眼的光芒。公社和大队干部年年都来家里慰问，小学生打扫卫生，表演节目。
大队准备帮他家盖房子，他没答应，儿子保家卫国应当应分。他和老伴盼望抱孙子，没想到老伴先他而去，更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圈里的猪一天一宿没吃食，鸡没放，鸭子圈在栏里。他喂完了猪，把鸡鸭放出来，剁食喂饱，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他虽然不能年年去部队，但是到了节气，都要给部队寄菜籽。
一片片萝卜籽儿，像小星星一样在夜空中闪耀，还是迫不及待地发芽了。被他拣进小盆里的萝卜籽子儿，展开了两片小小的叶子。他将萝卜籽儿连土一块儿划拉进口袋，用手压实暂缓发芽。他包好了萝卜籽锁好门，到街门口等候。
三天前，王明义在井边抽水浇菜。他没当成口水井，而是一个熟人。井内有一座水泥平台，放置一台汽油抽水机。他和往常一样，顺台阶下到平台上，启动汽油机抽水浇菜。拉绳突然断了失去了平衡，他身子向后一仰，一头栽进井里。等新兵发现喊人把他救上来，医生们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他确实一身好水性，只有他敢和我搭档，潜水捞海参。人如同钢浇铁铸，也是脆弱的玻璃条。
天空澄澈万里，菜地生机盎然充满了神圣，每颗白菜萝卜，都带有王明义的体温和微笑。有人夜里站岗，听见他在井里自言自语：白菜能长成大树吗？
曹小花来信，准备来部队结婚，她说：“我不图你入党提干，只看好你这个人。别说你复员回家，就是到边外当盲流，我也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半点不搀假。我和她没有感情基础和共同语言，结了婚也是同床异梦。我和她结婚，还不如和小小王美兰、洪幽兰结婚了。
当兵临行之前，我被马希阔要挟去她家，并且写了“契约”。我如果回信拒绝，曹老太太肯定背了小包袱，带闺女来部队逼婚。我的处境危如积卵雪上加霜，宫殿皇的承诺更让我不寒而栗。平心而论，我复员回家，很难找到曹小花这样的姑娘。复员已不可逆转，我仍幻想留在部队，留一年是一年留一天是一天。
我要战胜空虚、彷徨、畏惧和胆怯，决不被逆境压倒，不向厄运低头，有一分希望就做百倍努力。我不奢望谁理解自己，不需要谁可怜自己，也没人能可怜自己。我自己理解自己、自己可怜自己。我绝不能玩世不恭，现实更不允许我顺其自然。历史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组成，个人的路也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我半秒钟要当成一秒过。我如同到了弥留之际，在部队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我仍相信灾难孕育着希望，此时此刻更要坚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靠勇敢无畏磕磕绊绊，一路走到今天，永远不向命运俯首就范。我仍要把自己当成一把扁锉，励志打磨，恪守“董太锋”三个字的孤勇与豪强。
我给曹小花写了回信，如实介绍自己的真实情况，劝她另行选择。那天晚上在梦中，我在东山坞和萧长春一起收麦子，与马之悦进行斗争。
处理完王明义后事送走了老父亲，连长“老圈”大哭了一场也大病了一场。他性格变得急躁易怒，经常为一点儿小事大发雷霆。他把连队的蔬菜当成圣物，发现泔水缸里有片白菜帮，如同暴殄天物，当场吃掉，给了炊事班长钟恩开一个处分。这是他当了十几年连长，第一次处分战士。连队收白菜在路上掉了片菜叶，他勃然大怒：“和我作对没有好下场！”他怀念原搭档指导员“小嘴”李永远，和现任指导员贺红光合不来。贺红光也看不上他的独断专横，经常为些鸡毛蒜皮小题大做。谁用粉笔在连长桌子上画了一个圈，里面写了两个字“老圈”。
连长盖房子大怒，非说指导员唆使文书干的，还要保留证据。
我有口难辩，连勤战士卷入干部的矛盾中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谁和指导员在某个场合多说一句话，连长认为你和他关系疏远，在研究入党提干时提出反对意见。谁找连长家属做次被，指导员认为你和连长关系好，好事没有你的份。谁在连长和指导员之间玩平衡，更是两头不讨好。连长和指导员的关系，就像冬天里爷爷总裂口子的脚后跟。连勤战士是口子里的嫩肉，时不时被撕裂出血。
连长为了孤立指导员，不让卫生员和他住一个房间。连长对我说：“卫生员好可怜，连个房间都没有。”指导员坚决不让卫生员搬走，惊动了营长。营长给我打电话，问：“卫生员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我用话搪塞过去。
让我一个“重点人”保管连队的武器弹药，如同让一支蜡烛去管理火药库。为预防不测，营里要求指导员，必须和“重点人”董太锋住在一个房间里。卫生员搬出去我搬进来，平息了一场风波。卫生员处理完父亲后事归队，行为古怪莫名其妙。他犯了过去的老毛病，每当给病号打针，玩花样耍花枪，病号被吓个半死，都找我打针。我是“重点人”不是卫生员，指导员坚决不允许我打针。
卫生员并不领连长他的情。连长的右手食指患了甲沟炎，卫生员换了几次药没消炎。连长怕人说闲话，因为万不帮的事情遭报应，没去医院。那天，卫生员给连长的手指头换药。连长急躁地说：“我的手怎么才能好利索？”卫生员干净利索地说：“剁去。”连长大怒：“你狗屁不是！”卫生员回敬：“你是。”
连长坚决要把卫生员换掉，指导员坚决不同意，两人关系越来越僵。
营房科整修营房，刚抹完水泥的地面往外渗水珠，擦完一层又渗一层。连长对指导员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指导员屋里地面不干净。我和指导员住一个房间，把连长的话当成耳边风，没去擦地。连里要检查卫生。指导员伏在地上忍气吞声，用抹布擦地面。指导员神经特别敏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琢磨半天。
晚上，他带我到山上炮阵地查岗，他穿棉衣，我穿棉大衣。
我怕他冷，把大衣脱下来披到他身上，自己穿一套单装，冻的直哆嗦。他家里没有引火柴，我去送苞米瓤子。他脱下的脏衣服，我拿去洗干净。他竟以为我幻想入党因此讨好，和我摊牌：“你去年两次复员都没走成，因为情况特殊，今年必须走，想入党连门都没有。即使连队把你报到营里，营里也得把你拿下；即使营里报到守备区，守备区也得把你拿下。只要你把文书工作做好，不出事干什么都行。连里正在物色新文书，水平不一定高，但是政治上必须可靠。”
我是“重点人”，由指导员亲自管控。副连长带几个兵去山上打扫坑道，我带钥匙去开门。指导员和副连长叮嘱着什么，副连长形影不离地跟在我身后。
放映队接了快传片，晚上在守备区大礼堂放映电影。通讯员要去守备区换口令，让我和他一块儿去。我向指导员请假，他无中生有：“你想借机会看电影是不是？”当他知道我确实去换口令，对通信员一遍遍地叮嘱着什么。
指导员在老连队家属房里面还有东西没拿，让隋辉赶毛驴车，带我去往回搬。隋辉手把手地牵着我，我让他放开。他说指导员告诉他，防止董太锋混上交通船逃跑。半路上，一个老太太领一个小孩，一个姑娘挑着面袋子。我俩把她们的东西放到车上，让她们上了毛驴车，我俩跟在车后面。老太太很感动，称解放军个个都是活雷锋。在老太太的眼里，我仍是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很让我感动。
转眼间又到了年底，进入老兵复员阶段 。就像党史上的“二十七个半布尔什维克”，连里也确定了“十三个半复员老兵”，那半个就是我。
指导员找我谈话：“连里决定你复员，营里也同意，已经把你报上去了。如果复员命令下来，没有董太锋三个字，说明守备区还留你，我们没有意见。如果有你董太锋，你必须复员。现在，你仍要做好文书工作，也是对你的考验。”
那当时，流传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里面有句名言：有不寻常的开头，就有不寻常的结尾。我报了八年名才当上兵，也得被“复员”八年才能复员？
我如同被判死刑的犯人，虽然“刀下留人”希望渺茫，仍在等待奇迹的发生。复员老兵们已被隔离，我仍住在连部，没摘领章帽徽，履行文书职责。为了看住我别出事，指导员天天住在连部，。他每天晚上似睡非睡，偷偷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弹药库钥匙已经上交，由副连长保管。如果工作需要，我非去弹药库不可，由副连长向连长和指导员请示，三个人同意签字之后，四个人一起开门。
六班副班长王巴蛸总是顾此失彼，出了不少麻烦。两个月之前，连队决定他和余显亮、翁志学到要塞区教导队学习。守备区来车接他们去码头，王巴蛸忙里忙外地帮别人搬行李。汽车开走，他竟回到宿舍里面看报纸，大家把他忘了，他也把自己忘了。等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也去学习，船开了，被取消了学员资格。
昨晚他站一班岗，郑介旋接岗，他只交了枪，把子弹袋弄丢了。全班战士悄悄起来，打着手电筒，山上山下找遍了也没找到。丢了子弹袋，属于仅次于丢枪的重大事故。指导员知道情况后，集合全连起来寻找，快到天亮也没找到。
放在以前处理这类事情，哪能不找文书？这期间，指导员给我规定了四不准：不准接触武器弹药，不准参与过问连队的任何事情，不准和留队战士接触，不准干扰连队正常工作。我填写全连《退伍军人登记表》，明天统一送到营里。
指导员懵了，连长想整他还找不着把柄呢，只得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求我：“文书，你千万帮我在天亮之前找回子弹袋，千万别看我的热闹。”
我本来不想管，又不能不管，对他说：“你把王巴蛸叫来。”王巴蛸来了，眼睛哭得通红，屁股上还挂着鞋印子，是被班长踹的。我说：“你好好想一想，子弹袋丢哪儿了。”王巴蛸糊涂了：“丢在守备区大操场上了。”指导员的魂儿快被吓掉，说：“马上集合，全连去守备区大操场！”被我一把拽了回来。
我对王巴蛸说：“你把棉衣脱了。”他以为我要揍他，刚要跑，被我按住扯开棉衣扣，真相大白。上岗前，他把子弹袋扎在衬衣上，再穿棉衣扎腰带，子弹袋一直扎在身上。指导员照我后背猛拍一掌，吓得我蹦了个高，以为给了我一枪。他感慨万千地说：“关键时刻还得你董太锋，真不该让你复员哪！”
我填完表格，已经是凌晨三点。我怕影响指导员睡觉，端盆子到隔壁会议室里洗脚，喝了杯水。我听见走廊里有轻微的脚步声，知道指导员在监视我。
我回来，他和衣躺在床上，装做不经意地问：“你搞什么名堂去了？”我说：“我填完表，洗完脚，喝了杯水。”他说：“你当我是吃高粱米饭的？你去吃面条，还能逃过我的眼睛？”晚饭后，我把吃剩的面条端回来。他问我：“你干什么？”我说：“我晚上填表当夜餐。”他竟然记住了。我说：“我没吃面条，再说也凉了。”他说：“吃了就是吃了，别不承认。”我较真：“刚才你还低三下四地求我，转眼工夫就变了。”我把面条端出来，他说：“吃一口也是吃。”
我掀开两道炉盖，连碗一起塞了进去。他忍气吞声，躺在床上装睡。
炊事员罗东连是七六年入伍的湖南兵，寡言少语笑呵呵，工作兢兢业业。别人复员前都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他被确定复员后，见新炊事员没到位，仍起早贪黑第做饭，没入党也不提出任何要求。他从来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别人问他话，他没等说话就脸红，问一句说一句。他从来不骂人，不摆老兵架子。
新炊事员到位后，他拿了一件旧棉衣，到处换也没人愿意换。他以为我今年不复员，拿着旧棉衣来找我，没等开口满脸通红。我爽快地脱下新棉衣给他，穿上他油渍渍、散发一股怪味的的旧棉衣。他想了半天说不出一句感谢话，脸憋得通红，冒了一头汗。他给我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紧紧拥抱我，半天才松开。
陈有全服役四年，当了一年副班长两年班长，力没少出一直没入党；他见了不公平的事情就说，关键时刻还沉不住气。他没有父母已经无家可归，探家时到哥哥家离住几天，再到姑姑家里和姐姐家里住几天，探家回来正好赶上复员。他向连里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解决组织问题，县刑警队招复员兵，必须是党员。二是解决工作问题。三是如果以上两个问题不解决，在部队干到六十岁。
陈有全提出的三个条件，一个都无法解决。第三个条件更是无稽之谈，部队不是养老院。他连续作战，和连长“老圈”、指导员贺红光展开舌战。他嘴上说不走，暗中已经做好了复员准备。他人高马大大肚皮，把几套特号士兵服改成四个兜的干部服，还缺皮鞋。皮鞋是紧俏商品堪比熊掌，走后门才能买到。
他借了辆自行车，载着我，陪他去地方商店碰运气。我问一位熟悉的女售货员：“能不能卖给我们一双皮鞋？”她说：“我说了不算，得去问主任。”主任是个长得“乱七八糟”的死老婆子，眼眉描的像戴了半圈黑边眼镜框，得意洋洋目空一切，说：“我老婆儿混了十来年，还没弄双皮鞋穿呢！”言外之意是“我都没穿上皮鞋，你们还想穿皮鞋”。我俩一看没门，沮丧地走出商店。
自行车被人倒置放了气，两个轱辘疯转，仿佛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屋里“乱七八糟”的死老婆子，一定看见谁搞的恶作剧，隔着玻璃笑得眼睛都没了，也动了恻隐之心，让姑娘出去把我俩叫回来，卖给每人一双皮鞋。
我没有钱，陈有全买了一双，穿上就不脱下来了，把一双胶鞋提在手里。他心满意足地说：“我穿了干部服和皮鞋，每天在大道上走几圈，起码在岛上领个媳妇回去，费用便宜。你也在岛上找媳妇吧，能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
我说：“我没有新军装改干部服，还得穿一身破军装复员回家。”
他说：“你太顾家，白当一回兵。大红花白让你干都不敢干，早晚得复员怕什么？舒服一把是一把，太亏了。看你挺精，其实是：董太锋大鸡灯。”
明天，陈有全就穿“干部服”和皮鞋，到大道上去“幌媳妇”。晚上连队就寝后，我在炊事班门口望风，他烧了一锅开水，把废弃的水泥池子刷干净，先洗个热水澡。池子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垢，开水一烫全化了，变成一池子油水。
陈有全刚进到池子里，就蹭了一屁股油。他全身浸在水里，又沾了全身油。他越洗身上越油腻，这才知道失算，气的如同一只大癞蛤蟆，大肚皮直鼓。
他用完了一整块肥皂又用完了半盆面碱，怎么也洗不掉皮肤上的一层油垢。万般无奈，他让我用菜刀帮他往下刮油，把大肚皮和屁股割了好几道口子。他气急败坏地说：“我得找点儿事儿报复连里。去年连队施工，发给每个人一套单装和二十元钱，我探家没有份。我没入党还让我复员，他们说话不算数。”
第二天，他找指导员要单装还有二十元钱，贺红光说得连里开会研究。
陈有全告诉我：“我暂时不动声色，如果连里两天之内不给我答复，就告到守备区。把单装和钱弄到手也不算完，我再要五十斤大米，十斤豆油。”
他还开导我：“自己的事情得自己着急，没人替你操心。干部们说的那一套都是哄小孩子的，把你推出去就不管了。当兵的，就这副领章和头上的帽徽值钱，摘掉了就像牲口被骟了，精神头一下子就没了，蔫头耷脑只知道干活。”
他身穿一身崭新的“干部服”，皮鞋擦得黑亮，戴了大墨镜，在公路上来回走，挺着大肚皮像个司令员。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底细，没有一个媒人和姑娘前来搭讪。他走了几个小时累了，失望地回到连队，继续找指导员要单装和钱。
他和指导员辩论没说过，让我找本书给他看，看完后继续舌战。我说：“明
天就决定你的去向，现在看什么书都来不及了。”他说：“这回可怪不得我了，是他们逼我去守备区告状。”他明人不做暗事，和指导员请假去守备区。
指导员问：“你去守备区干什么？”他说：“告状。”指导员说：“你告谁？”
他说：“告你和连里。”指导员把他安抚住，说：“你等等，连里开个会。”
连里马上开会，重新研究陈有全的复员问题，决定再留一年。指导员找他谈话，他不信，说：“《退伍军人登记表》都报上去了。”导员说：“下午让文书到营里拿回来。”他怕情况有变，赶紧把行李从复员老兵宿舍搬回班里。
他自任班长，脱下“干部服”和皮鞋。他的士兵服都改了，一米八的大个子穿了一件三号军装，就像表演杂技“缩骨”，被风纪扣勒的喘不过气。
上午我到守备区送“退伍老兵服从安排应战书”，拿回陈有全的《士兵退伍登记表》，他终于放心了。连里宣布陈有全继续留队，他站了通宵阵地岗。
我羡慕死了陈有全，他在部队虽然干不到六十岁，起码还能再干一年。
连队规定，星期四晚上不看电视，政治学习。复员老兵们非看电视不可，推选程德敏当代言人请示。他见干部们正在开会，悄悄地退出来。又有三个老兵去请示，都没成功。老兵柳延宝不服气，自告奋勇去请示，被指导员训斥一顿狼狈而归。连里开完了会，他又被连长叫去批评了一顿。他感到窝火，找指导员在屋里继续辩论，互挑漏洞互不相让。他只念二年书说话磕磕巴巴，实弹射击总打不响，绰号叫“臭炮”。此时他据理力争，每句话都击中要害，驳得指导员哑口无言，只得让老兵们看电视。老兵们一致同意，推举柳延宝当代言人。
晚上，指导员悄悄对我说：“你做一下柳延宝的工作，看着他点儿。”我嗤之以鼻：“我看着他，谁看着我？”他不吱声了，闭上眼睛装睡。
守备区后勤处在连里召开冬菜储存现场会，我和以往一样布置会场。司务长接兵回来，仿佛马上就任守备区司令，满面春风地站在院子里。不断有人上前敬礼、寒暄。我心里酸酸的，他的四个口袋，本来应该挂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却被确定复员。我也上前敬礼打招呼，他没还礼也没和我握手，理都不理，很让我尴尬。几个老兵为我解围，知道我不抽烟拿烟硬让我抽，我没接。
司务长淡淡地说：“你不是复员了吗？”我很纳闷，难道他不和复员战士握手说话？我没说话，转身离开。当他知道我仍履行文书职责，没话找话说。
晚上，连队到守备区看电影《舞台姐妹》和《南征北战》，我没去，在连部看电话，看书写东西，睡的很晚。第二天中午，我躺在光板床上刚要睡，通信员敲门，说副连长让你过去。我急忙进到副连长屋里，老连队几个兵来看他。他用手拍了拍床上的几件军装又往天棚指了指，意思是让我放进储藏室。我知道他在摆派头，仍面带笑容：“装在提包里吗？”他下巴向上摇了摇，我谦卑第拿了衣服，开门出去。到了储藏室，我把衣服摔到地上，在上面狠狠地踩了几脚。
下午，连长让我把“三防”考核电话通知抄在黑板上，供全连复习。
昨天，通信员把电话通知抄写得驴唇不对马嘴，三百多字只抄了不到五十个字，没有一个字和“三防”有关。我给营部书记打电话，让他再传一遍。
营长接的电话，严厉地说：“电话通知也能传吗？”我说：“昨天能传今天为什么不能传？”营长说：“你昨天干什么去了？你跑步到营里来抄！”
我忍气吞声，翻山越岭到营部重新抄写。回到连队我刚写在黑板上，营里通知：考核取消。中午打篮球。下午到小盐场商店买了一副线手套。我本想在今年冬天，把冻疮扼杀在摇篮里。现在来看，又得把冻疮带回小西山了。
晚上看了两个小时哑巴电视，到操场上打了一通拳。我饿了，扒开炊事班窗户拿了六个馒头，从咸菜缸里捞出咸菜，饱餐一顿。我尽量不去想复员两个字，仿佛不想就不能复员。最难堪的是，我要穿着带一身补丁的军装回小西山。
我本打算复员后，到北大荒当盲流。当复员来到眼前，才知道根本无法实现。
即使“母狗子叔叔”当上盲流镇的镇长委任我当副镇长，没有路费也去不成。
我哪有“母狗子叔叔”那两下子，一分钱不花走南闯北。“越王勾践”也装聋作哑，不再向我发出警告。我的那些铮铮誓言，就要变成遗言。我无法上天入地，恨自己不会孙悟空七十二变。我空翻翻的再高，一个跟头也翻不过老帽山。
在文学上找出路？更是无稽之谈天方夜谭还有老生常谈。即使我的稿子能评上诺贝尔文学奖，没等寄到编辑部，作者早已解甲归田满手地瓜浆，正在董云宝家房后拔完了地瓜蔓，挥着䦆头除地瓜呢。即使由手写体变成铅字，连金丝猴都进化成了人类。我索性不写字不看书，认真履行文书职责，享受佩带领章帽徽的秒秒分分。我现在才知道，部队是多么可亲；军人称号，是多么崇高而神圣。
高三连是所大学校，我学到了很多在小西山、二十五中学、盐场学校学不到的东西。高三连才是个真正的“硬骨头”连队，装卸、打坑道、军政训练、打拖靶、一日养成样样过硬。高三连还是个大家庭，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官兵之间战友之间的感情多么地深厚。连长“老圈”和指导员“小嘴”让我当文书，为我提干找领导挖门路，提供一切方便。任何连队的文书，都没像我这样过足了枪瘾，扔过这么多手榴弹。我惹下这么大的麻烦，他们继续让我当文书。
司务长朱金好顶替我提干，背地里也说：“董太锋确实是个才子。”许许多多的战友们对我无比崇拜，把我当成了良师益友和主心骨。我认真反思自己，原来存在这么多的不足之处。仿佛有几个董太锋做替身，一个痛苦不堪，一个冷静观望，一个在前台表演，一个在幕后策划，假亦真来真亦假不知孰真孰假。
一排长郭敬父住院回来，热情地给我递烟。他知道我不抽烟，他硬给我硬不接，只好把烟放在桌子上。他有事求我，如果还要手枪，这回算是找错了人。
他小心翼翼地说：“文书，请把连部储藏室开一下，我放点东西。”他放在排里储藏室的东西总被人翻，我打开储藏室，他把东西放进去。左大明的三个老乡来连队，看我穿了身破军装，一个说我是“驴吉普”司机，一个说我是火头军，一个说我喂猪。左大明说：“他是我们连文书。”小个子不理解：“文书怎么穿的这么破？”我说：“文书也得尿尿。”他们被尿呛住,不吱声了。
再过两天我什么都不是，只要能留在部队，让我做饭喂猪赶毛驴车，干什么都行。我在子弹箱里栽了蒜苗，即使脱下军装，也为高三连留下一抹绿色。
老排长雷祥明免职之后，到码头管理所代理所长，回连队准备转业。他的一个大箱子里，装着破镐头烂铁锹和榔头，有一半酥成了铁锈。另一个大箱子里，装着他十几年来在海滩上拣的鹅卵石。整个县的海边奇石，都被他拣来。
这些石头有的像一只手，有的像一只脚，有的像人的脑袋，有的像猪的脑袋。有的像公鸡，有的像鸭子，有的像一只鹅。有的像白菜，有的像萝卜，有的像土豆。还有的像五花肉、红烧肉等。他拣全了各种鱼类，海参、鲍鱼、海螺。他拣齐了“广鹿守备区高炮三连三排”，“雷祥明”和“雷大炮”等字石。他还拣到了男女生殖器，领导知道后，石头被砸碎，还差点挨了处分。这些奇石没有一块相同，拣到了就拣到了，拣不到的永远也拣不到。雷排长不知道什么叫收藏，更不知道若干年后能成为无价之宝。他除了好奇，再是闷的想找点事儿干。
全连出动，为他的两个箱子办理托运，装车卸车，抬上登陆艇。
连队接到命令：明天早上五点钟，雷排长从高三连出发。连队杀猪，晚上会餐为他开欢送会。他特地穿上了新军装，钉上了鲜红的领章帽徽。晚饭前欢送会刚要召开，营里来电话，通知他立刻出发。他刚放下电话，汽车已经进院，鸣笛催促。他匆匆地和大家握手告别，离开战斗生活了十几年的海岛和高三连。
晚餐丰盛，大家想起正在海上漂泊的雷排长，从此后天各一方，哪有食欲。
晚上，三排长黎树下单独看管我，和我睡一个屋，对我进行半宿教育，指出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接着开始吹牛皮。我想狠狠地挖苦他一顿，又懒得张口。
第二天上午，我到营部清理文件。风虽然很大，并不很冷。翻过高二连炮阵地，下山过了公路就是营部。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没人跟着我。每当我到营部攀上高二连炮阵地，都情不自禁地向家乡方向眺望。逢上天空晴朗，对岸的村庄、树林都看得清清楚楚。熟悉的老帽山轮廓，仿佛就在眼前，那是我的幻觉。
脚下是重叠的山峦，树林，弯弯曲曲的公路，错落有致的村落。如果海岛是一座作战沙盘，肯定要编制兵偶，做个兵偶也比回小西山强。在这之前，我想家想得抠心挖肝，恨不能一步跨过大海翻过老帽山，回到永宁盐场小西山进里。现在我就害怕家乡二字。只要不让我复员，哪怕让我做一头连队的毛驴都行。呜呼！赵恩才的昨天，就是我的今天。漫山遍野的松树摇头晃脑，像万人大合唱，那棵最高的松树就是宫殿皇，全盐场的男女老少，在他的指挥下齐声高唱：
啊太锋再见！
啊太锋再见！
啊太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假如你要复员回盐场，
快一头撞死在棉花包上……
脚下是一条废弃坑道，坍塌后被野草覆盖，石缝里钻出一簇簇松树丛。当年某守备连在这里打坑道塌方，牺牲了三个战士。我哪怕因施工而死也在所不辞，被评为烈士埋在这山冈上，也比灰溜溜地回到盐场小西山强。
整理完文件，我去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本邓拓的《燕山夜话》，刚出版。我一边会连队一边看，没觉得什么地方有毒，倒为作者渊博的学识所敬佩。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经典，从治学、科学、接人待物等生活常识，都做了诠释，可谓包罗万象。我只记住书中这样几句话：青年同志，不管你手里有几本政治、经济的书，都要把它读的烂熟。我读过的书不算少，说广种薄收，还不如说走马观花，不但没读得烂熟，有的书一目十行只是浏览，何谈“满腹是书文”？
连里正式公布，由七九年兵方晓飞接替我当文书，我们进行交接。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胆小，一次向班长请假，结结巴巴说：“我想放、放屁……”
他放个屁都得请示，更别说私开什么“证明”了。他当文书第一次接电话，把给养员听成指导员，把贺红光弄到守备区参加给养员会议，闹了大笑话。营长严厉地批评了连长和指导员，说高三连没有当文书的料，从高二连调。
炊事班长钟恩开被批准提前离队，隔一会儿看看手表。他恋恋不舍地说：“我的领章和帽徽，还能戴几个小时。”他行李提前寄走，和我挤在一张床上。
明天公布复员老兵命令，我已没有资格住连部，又搬进了复员老兵宿舍。老兵们都身穿改过的四个兜干部服，脚穿走后门买的皮鞋。我的一身破军装没法改干部服，没钱买皮鞋，还穿着一双胶鞋。我的帆布箱和提包里，装着书、底稿、退稿和信件等全部家当。新文书不会写年终总结，我熬了一个通宵写完。
第二天上午，留队官兵召开总结大会，指导员仍让我作记录。隋辉上厕所的工夫，毛驴趁机拉着车跑了。连队刚刚进行纪律整顿，毛驴带头违反纪律，出了大门越走越远。车上什么都没装，只有一根鞭子。我跑出去追赶毛驴车，身后跟了一群人对我围追堵截。我牵着毛驴回来，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隋辉把毛驴栓在树上，抡起鞭子“啪啪”一顿狠抽。两头毛驴大义凛然梗着脖子喷着鼻响，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中午，连里确定隋辉复员。
他临走之前还把毛驴好一顿打，抱住两头毛驴脑袋痛哭流涕。
方晓飞到营部取回命令，指导员马上集合老兵进行公布。他不管叫到谁的名字，一概没人回答。大家都低着头，仿佛不承认自己复员。此时爆发战争让老兵留队，所有人都会立正大声答“到”。当他叫到“董太锋”，我的心被剜了一刀，“呜”地一声哭痛哭失声。钢浇铁铸的我成了没娘的孩子，十分软弱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