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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指的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而树木的生长，才是“时间分布和历史积累”。早在三百年前山东登州府董氏兄弟到来之前，大、小西山一带还是蛮荒之地，森林覆盖野兽成群。有了人居之后，不断伐木开垦，逐渐放出沙龙，形成大、小西山两座沙岗子。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已经积重难返不治。大队张书记带领盐场群众营造的九条防护林带，只在一个时期对农田起到了有限的保护作用。要想真正锁住腾飞的沙龙，仍无能为力杯水车薪。
小西山的西沙岗子逐年南移，堵住了大西山的通道。大伙儿不断翻新旧房，拉沙子垫房基。沙岗子被挖平，露出下面的原始地貌。大西山大沙岗子，被大北风推到了大西山南海底，又刮出几口无主棺木，无疑是董家的先人。家家户户出钱，拣出骨殖重新入殓，进行厚葬。两座沙岗子彻底消失，两屯之间盖满了房子，终于连在一起。三百年前，董家兄弟俩你拧我歪各奔东西，兄弟阋于墙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大西山董太冰借小西山董太雪家的山墙，携手并肩成了一家人。
小西山人仍吃不惯粉碎机磨的粮食，说立茬不好吃，连糠一块儿混进面子里，还是用磨推碾子轧好吃。大西山和盐场都拆了老碾房，只剩下小西山没拆。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帽，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小西山的地主富农全部摘帽，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公民权利。他们的后人有的入党提干，有的当兵，有的考上大学。小西山决不是老帽山，彻底摘掉了百年的“光棍屯”帽子。
天格外寒冷，院子里的积雪白天化晚上冻，再不断泼水，冰越结越厚。
大年初一早晨吃完饺子，我抡着镢头刨了一上午，把冰彻底除尽，用车推到街上园子里。我下到井里，把冰窟窿凿通，用笊篱将碎冰捞出井口，清除覆盖在井台上的冰坨子。正月初二，我去本家本当和郝文章等发小家拜年。
见到我的人千篇一律，问：“你都复员了，怎么还戴领章帽徽？”我说：“我没复员，回来过年。”人们都用鄙夷的眼神看我，问：“没复员你怎么不结婚？”
连郝文章都对我表示怀疑，我无言以对。正月初三是我的旧历生日，奶奶和妈妈都在饺子锅里，为我煮了两个鸡蛋。我已经二十六周岁，在小西山人眼里，早已经“人过三十天过午”了。我教过的学生或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或相夫教子，只有老师孑然一身，功不成名不就。解放后我国出了两位部队文盲作家，“南有高玉宝，北有崔八娃”。改革开放后的小西山还剩下两条光棍，“南有母狗子叔叔董亮，北有疯狗董太锋”。我和“母狗子叔叔”没有任何不同，一丘之貉一脉相承。尽管时过境迁，人们在戏谑时仍添加我儿时的绰号，这样才名副其实。
我还被纳入了“狗系列”，也称“西北地二母狗子”。四十八岁的母狗子叔叔，像贴在墙上的一幅老画，简陋陈旧抓不住墙皮，“刷刷”地往下漏沙粒儿。二十六岁的我是一头过了口的叫驴，推碾子拉磨打场拉车，还能凑付用几年。
至于和马配种生骡子这种好事，想都别想。等嚼不动草结子干不动活了，难逃卸磨杀驴蒸包子的下场，只能赚个好名：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曾几何时，小西山人还在水深火热的“光棍屯”中煎熬，现在娶了媳妇饱汉不知饿汉饥，和以前别人羞辱他们的父兄一样，把我和“母狗子叔叔”当牲口耍，编了不少混同家禽家畜等低级下流的传说和故事，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身上穿的军装，不过是“皇帝的新装”。人们说西北地“疯狗”几年前就复员了，犯了不少事。让他上前线他当逃兵，被关禁闭差点儿判刑；当了军官不要曹小花，被盐场人给告黄了；把好几个姑娘都搞出孩子，挣钱养活一群私生子，过年之前，被一群孤儿寡母追得无处藏身。果然，大队没给他家送粉条和年画。
人们还例举了许多人和事，充分证明“疯狗”这个兵是假的。
栾芝麻当兵回来探家，天天早晨在村前村后跑操，齐步走、正步走，为自己喊口号，“疯狗”一次都没有过。陈谷子当兵回来，说话口音变标准了，“疯狗”的口音半点没变。姚要飞当了半年兵，他妈活蹦乱跳的，让家里给部队拍假电报“母故速归”。杨宝贵探家，说吃苞米饼子拉嗓子，让他爹到集上买细粮。
“疯狗”可倒好，猪吃的东西他都能吃，难道他当的是红军和八路军？
一切无不证明，“疯狗”的兵是假的。民兵连长来我家，下了最后通牒，对父亲说：“你们家再说太锋没复员，大队就向公社人保组报案……”
父亲飞出一板凳“嘎巴”一声，差点儿把连长脑瓜盖砸漏气了。
父亲拿出王耕利大叔带来的一瓶果酒，和我俩你一口我一口喝了，酒不醉人人自醉。我说：“爹你放心，只要我在部队一分钟，下一分钟就有提干希望。”父亲说：“你也努力了，复员回家也挺好，什么都别想，好好过日子。”
父亲的失望就是绝望，更让我羞愧难当。他比谁都明白，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他争气。他失去了公职，教训惨重，除了阴差阳错和家庭等原因，自己也有责任。他的希望都在我身上，我就是下油锅钻冰窟窿，也要拼搏到最后一刻。
一瞬间过去了一万年，我们父子俩还在一遍遍地说着“车轱辘话”。
父亲叹了口气，说：“咱们当兵保卫国家尽义务，复员回家也不丢人。”
我说：“爹你放心，只要我在部队一分钟，下一分钟就有提干希望。
直到盐场四爷来了，我们爷俩才回到现实中来。
四爷说：“钱老四盖了四间新房不到四十岁刚住四十天就死了，撇下老婆和四个孩子，你们赶紧托媒人，让小小子去拉帮套，晚了就有主了。”
那一连串的“四”变成一连串的“死”，把我拖向死地。
妈妈告诉四爷：“小小子已经找媳妇了。”四爷伸出舌头，“吱”地一声，把鼻溜沟的一道清鼻涕舔干净：“盐场人都说，小小子的兵是假的，听说这几天，公社人保组来小西山抓人。现在不是过去了，吹牛逼也犯法了。你们当爹妈的得有正事，再不着急，万一小小子蹲了笆篱子，出来连寡妇都找不着了！”
自从县广播站广播了“尿罐子”的事迹，爷爷张口闭口夸奖“尿罐子”，说：“老王家出了好后人，咱家小小子能赶上“尿罐子”，这辈子就行了。”
送走四爷之后，爷爷更慌神了，去四老爷子家，托“尿罐子”到他大哥家提媒，说：“我家小小子早就看好了你大哥家的小丫蛋，行的话就成亲。”
“尿罐子”问：“小小子到底复没复员？”
爷爷一口咬定：“复员了！他要是没复员，能看好你哥家小丫蛋吗？”
爷爷认为“尿罐子”了不起，是个人物，“尿罐子”也认为我了不起，也是个和自己一样的能人。再说“疯狗”是写报纸的，赶紧到西院他大哥家过话。
丫蛋出落的窈窕美丽，也让商品粮给耽误了，一直没找到如意郎君。
她说：“跟疯狗不喝西风也得喝凉水，他能让我吃上商品粮，我就答应。”“尿罐子”说：“疯狗现在写报纸，保证能吃上商品粮。”
丫蛋指着糊墙的一张《人民日报》，说：“这上面哪个字是他写的？”
那张报纸是第一版，头条是《中国科学院吸收一批著名科学家入党》，中间是社论《增强干部在路线上和党保持一致的自觉性》，下面是《华总理电贺非洲十七国元首和首脑会议》，《胡耀邦拜会庞佩约和夫人》等。
“尿罐子”没脱鞋就上炕，眼睛贴在那张报纸上看了老半天，除了科学家和大干部、元首、首脑，再是华总理和胡耀邦，哪有“董太锋”三个字？
西墙上糊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连“疯狗”两个字都没有。
“尿罐子”犯了小时候“两万五千里汤汤”的老毛病，东家出西家进。他一进门先将一条腿站稳另一条腿乱颤，说：“西北地大虎说他孙子疯狗早就复员了，满墙报纸没有他的名……”转身就走，再到下一家继续游说。
人们阅读墙上报纸，果真没有“董太锋”三个字，也没有“疯狗”两个字。满屯被爷爷和“尿罐子”搅和成一湾浑泥汤子，我就是天兵天将下凡也是假的。
连对我了如指掌、亲如兄弟的太友大哥，也起了疑心。
我去他家吃饭，在酒桌上，他目光蒙胧上下打量我，仿佛看重了影：“老伙计确实没傻，但是净闹些傻事，是真是假，今天你得和哥哥说实话。”
我像没系风纪扣没扎腰带遇到了纠察队，赶紧掏出通行证，被他一把推开，仿佛一切都是伪造。我在部队立过三等功，获得“学雷锋积极分子”和“两用人才”称号，都是大队敲锣打鼓到家里送喜报，太友大哥全程陪同。
他好奇地问我：“那些东西你是怎么琢磨的，怎么和真的一模一样？”
他去盐场赵老师家借书，看过老舍的剧本《西望长安》，讲起大骗子李万铭滔滔不绝。我当了四年兵到处帮忙，李万铭也在四年当中，跑过全国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钻进党内冒充战斗英雄，在国家机关内窃踞重要职位。
太友大哥记忆力非凡，看过一本大书都能从头讲到尾。他说：“李万铭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文书，也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和你一模一样。”
仿佛我当的也是国民党兵，那些荣誉证书等也是伪造。
他说：“当时有份报纸，刊登一篇揭露李万铭从行骗到入狱的文章，有一句形容他认罪态度好的话，‘竹筒里倒豆子哗哗啦啦’，咱小西山也有句话，‘萝卜地瓜嘁嗤咔嚓’。李万铭本应该枪毙，因为认罪态度好只判了十五年徒刑。兄弟呀，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事可不能打哈哈，听哥哥话，公社还没下班……”
我装做被一口酒呛了下地咳嗽，出了门一溜烟逃回家。跑晚了，太友大哥就得拽着我去公社自首。我本想去好几户人家拜年，没敢。这身军装我穿也不是脱也不是，领章帽徽戴也不是摘也不是。穿军装都是假的，换上便服，就是默认自己早已经复员、行骗。我整天窝在家里，仿佛埋在雪里的死人怕见阳光。
那天我又去郝文章家，我们已经形同路人，无话可谈。
因为我的兵是假的怕沾包，过年经常来我家的老邻居也不敢来了。
那天宫殿皇来了，说他到永宁进货时和杨宏说好，让我明天到公社见面。父母像盼来了救星，恨不得给宫殿皇下跪磕头，杀鸡烙饼炖酸菜留他喝酒。
老叔主动过来作陪，说服我立刻把这门婚事定下来，说：“你找的不是公社干部，也不是下放户姑娘，而是男人的这口志气。让小丫蛋、曹小花和看你热闹的那些人看看，我姓董的小子有没有能耐。”老叔曾经和盐场某些人打过嘴仗，即兴慷慨激昂背诵几句语录鼓励我：
让那些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
我当兵前就知道杨宏，在公社武装部帮忙。她人长的高挑漂亮，有头有脸的男人都围她转，现在还没回城，也没找对象。知青回城大潮快成死讯了，天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搁浅。我婉言谢绝，说暂时不想处理个人问题。
宫殿皇放下酒杯一句话没说，出门骑了自行车扬长而去。老叔“呜”地一声哭了，说：“你这么有个性，都丢人现眼了还不回头。”一会儿工夫，父亲牙疼上火，牙床子肿起老高。妈妈的胃开始不适，一个接一个地打嗝，看样子要犯病。爷爷一边叹气一边说：“我是赶不上大孙子的好事了。”奶奶在院子里，把鸡鸭鹅狗骂的抬不起头。爷爷说奶奶指鸡骂狗骂他，在街上打得不可开交，招的全屯人看热闹。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多呆一天，老人们就多一分烦恼和忧愁。
大堂弟像极了老叔，到了年龄都能自己找对象，这方面决不用父母操心。
正月初五那天，大堂弟从大连领回一对母女，说在大连找的媳妇和丈母娘。老叔赶紧来我家报喜，实际上一半喜来一半忧：“小小子二十七岁，当了好几年兵还是个大光棍子。二小子才十八岁，在大连烧了几天锅炉，就把媳妇领回来了。是真的吧，我又有点不信；是假的吧？亲家母都来了，都过去看看。”
自从一九五八年从黑龙江搬回小西山，父亲从来没去过老叔家。
父亲没去，我和妈妈去了。只见大堂弟四仰八叉躺在炕头上，那姑娘枕着大堂弟的胳膊躺着，也不顾外人在场，劈腿露胯，姑娘妈妈愁眉不展一言不发。
回家后，妈妈摇了摇头，我也摇了摇头。父亲只说：“鸡飞蛋打。”
老叔张罗给儿子结婚，父母怕让老叔赖着，让我劝老叔别着急，再等几天。
我这才知道，爷爷攒的一垛四六不成材的木杆子，是准备给孙子们搭喜棚用的。爷爷拆了杆子垛，拿出一捆捆细麻绳，立架子扎横梁，马不停蹄搭喜棚。
奶奶兴高采烈地东、西两个院字来回走，张罗给二孙子圆房。她把一对银镯子从手脖上抹下来，要送给二孙子媳妇。妈妈追到街上，把她拽回来。
为了探明真假，老婶赶紧让小堂妹去前街找五来婶。五婶出了个主意，看看两个人晚上怎么睡觉，就明白了。大堂弟也叫“二小子”。如果媳妇让二小子进屋，再看看让不让上炕。媳妇让二小子上炕了，再看看让不让进被窝。如果媳妇让二小子进被窝了，再看看让不让爬跨。如果写材料，就是：一个“让”、三个“再看看”、三个“让不让”。当天晚上，二小子和媳妇住在里屋。
小堂妹自告奋勇，顺门缝偷看到天亮，悄悄地对老婶和五婶说：“昨天晚上，哥哥一进嫂子的被窝就被踹出来，光溜溜撅个大腚连被都没捞着盖，在炕上冻得哆哆嗦嗦，勾勾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姑娘的妈妈开腔就骂大堂弟，领女儿去永宁坐车走了。老叔家过年杀的年猪，让母女俩拿走一大半，外加二百元钱。
大堂弟这才说了实话，姑娘没有父亲，是双方“小痞子”都想争夺的“小马子”，在一次打斗中逃进锅炉房，被他藏起来躲过一劫。她以后再被争夺，锅炉房就成了避难之所。吉庆祝被抓，大堂弟的工资都花在母女俩身上。
春节前，“小痞子”们准备血洗锅炉房，大堂弟带母女俩躲回小西山。
大堂弟不敢回大连，也丢掉了工作。
晚上，我和弟弟顺几里长街来到大西山，就像来到西半球。当年郝文章带我到他姥爷家，我在道边一棵杨树上扎了个大头针。当初那棵小杨树胳膊粗细，现在长成一搂多粗，好几间房子高了。我用手电筒在树干上寻觅，那枚大头针往上移了老高，锈成一丁点儿蒂巴。我觉得自己就是那枚大头针，也剩蒂巴了。
我俩拐了两趟街，找到董太水家。房子是多年前盖的，已经破旧不堪。屋里亮着灯，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我俩刚要回家，在西院下棋的董太水听见敲门声，赶紧回来，热情地让我们进屋。屋子里非常简陋，空空荡荡，就像舞台上的道具和布景。地上一口古老的破柜是唯一的家具，我上四年级头一次去他家，他和我伏在柜盖上，一起用水彩画“欧阳海拦惊马”。墙边两垛土坯上搪着木板，上面放置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口大缸里装着苞米，是全家的口粮。地瓜窖子占了半铺炕，一床破被下面，睡着三个小姑娘。嫂子在孩子旁边睡觉，我还以为放着一麻袋地瓜。过年了，她还穿着一身旧衣服，其实没睡，觉得见不得人，装睡。
他们想要个儿子没要着，三嫂又生了个女孩，被罚一千元钱。
眼前这个人，让我不敢相信是当年那个单纯、浪漫，能写会画的董太水。他还会吹箫，吹奏的“苏武牧羊如泣如诉。他让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到外屋地水缸里给我舀了碗凉水，凄凉地说：“我就是现代润土，你看像不像？”我就像干杯，接过凉水喝见底，说：“我们和润土所处的时代不同，是两回事。”他指着炕上的三个孩子说：“我下半生的任务，就是把她们养大。我们大西山的陈兴、太全、太喜、陈涛他们当兵临走之前，我都劝他们好好干千万别回来，回来没有出路。咱们这地方太偏僻了，社会再发展，到我们这块就没有动力了。”
我向董太水如实介绍自己的情况。他说：“现在的人恨人穷，看不得别人好。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话，别人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董太水把我们领到里屋，拉开十五度灯泡。屋里虽然亮了，就像没睡醒，眼睛半睁半闭。灯丝一闪一闪就像打哈欠。炕上摊着着一床破被，他在这里睡觉。小炕桌上铺一张起毛没了字的报纸，旁边放着半碗水还有一枝秃头毛笔。他买不起墨汁和白纸，天天用毛笔蘸水在旧报纸上练字，一张报纸能用半个月。
他说：“我只听说最好的书法用纸是宣纸，还没见过。”他拿出珍藏的半瓶墨汁，想给我写幅字，家里一块纸都找不着。他用毛笔蘸饱墨汁，在桌面上写下“俞锉愈坚”四个遒劲大字，落款：赠太锋兄弟，太水，辛酉年正月。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专门为我题字。董太水没有字帖仿照，他的字非楷非篆非行非草非隶、自成一体。如果说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力透纸背，他写的这几个字，已经穿透时空和我的心,刻在骨子里，也是我一生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书法作品。墨迹干了我要揭走。他说：“一是我的字上不了大雅之堂，再是报纸被毛笔舔干净了，揭不下来。你要是喜欢，连桌子一块儿扛走吧。”
我说：“我把桌子扛走了，你们全家怎么吃饭？”他说：“在哪儿不能吃饭？”报纸被我揭成了一堆细小的纸屑，成了“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他说：“你要能把它揭下来，我就得去北山顶了。”大西山人也把西山砬子叫北山顶，是家家户户祖坟的所在的。我心情沉重，不该引起这个话题。他是三里五村唯一相信我仍是个当兵的人，就像大年三十升起一轮明月。但是，我半点都帮不了他。
董太水说：“六月份我到集上卖苞米，卖了四十元钱，县新华书店卖书，都让我买书了。我赶集回来，你三嫂把书扔进了猪圈，骂了我半年。”我问：“你买些什么书？”他说：“历史方面。你的名字‘太锋’，让我想起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凯丰。凯丰再受没受到迫害？我怎么一直没听到他的名字？”
我读过党史，介绍：凯丰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在遵义会议上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他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一直坚定地拥护他的领导。解放后，凯丰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务，五五年因病英年早逝。
我们谈到半夜三更。他说：“我经常做梦看你写的书，叫《大海碗》。”我心头一热，信誓旦旦：“你连书名都为我拟定好了，我一定要写出来，就叫《大海碗》，出版之后第一个送给你。”他主动问：“以前你们海岛总打信号弹，到底是谁打的？”没等我说话，他上来捂我的嘴：“别说！别往下说，这是军事机密！你当兵的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我什么都没问，二兄弟你作证。”
我挑了帘子和筢子到山上，想搂几天草，给爷爷奶奶烧半年热炕头。到处都是残雪，无法下筢子。现在不是过去，除了老人搂草烧炕，做饭都用煤气罐。
曹小花结婚半年，爱人是张屯人，某部副连长。几个月前，副连长探家，经人介绍，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登记结婚。不管哪个男人，和曹小花过一辈子都不后悔。她从来没说过我的坏话。有人问：“你告董太锋后不后悔？”她小声说：“我没告过太锋。太锋一开始就不同意，不是太锋毁了我而是我毁了他。”又有人问：“太锋好不好？”她说：“不好我能等他四年吗？我配不上太锋，强扭的瓜不甜。他不管走到哪一步肯定都是好样的，肯定回不了小西山。”
那天上午，我骑自行车到永宁，接姐姐一家。在地东头，一个军人骑自行车载着媳妇，去大西山。我减速下车，原来军人是我在二十五中学的同学夏春和，在宣传队拉二胡。他比我大两岁，比我早当五年兵，已经提升为连长。他春节回来休假，到大西山看望战友董太喜。我们相互敬礼，亲热地握手寒暄。他的媳妇背对着我，一直没回头。我一看明白了，他的媳妇就是曹小花。他坦率地对我说：“太锋，你和小花之间只当做误会吧，别背包袱。”我羞愧难当，说：“我耽误了小，她和你喜结良缘，我由衷高兴。”曹小花已经显怀，回过头羞答答地问：“太锋，家里都挺好的？”我说：“挺好。”我们相互留了地址，然后分手。
我大脑一片空白，南辕北辙去了谢屯。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姐姐一家三口人早已经到家了。姐夫是县麻袋厂厂长，开一辆一三零卡车，根本不用我去接。
姐姐有了孩子，通过姐夫的关系调到县里，有个好单位还有房子。姐夫因此身价升高，亮开大嗓门颐指气使，要不就像老猫一样躺在炕头上睡大觉。沙岗子被刮平不受沙子气了，他的存在就像风吹沙粒打脸，仿佛黄沙卷土重来。
父亲拿出两瓶“女士酒”向我炫耀，说你姐夫给我买的。那酒瓶奇形怪状里出外进弯弯绕绕，我还以为是两瓶香水。商标上两个女人眯眯一双小眼，似笑非笑讨人嫌，酒也不能太好喝。我看瓶盖密封处已经打开，不用拧一碰就开，一股臭烘烘的酒糟味儿直冲鼻子。这是别人托姐姐办事送的酒，姐夫喝完后瓶子没舍得扔，路过小卖店装了两瓶两角五分钱一斤的散酒，拿来孝敬老丈人。
大连玻璃工艺制品厂的“玻璃鱼”驰名遐迩，国内外闻名。大连职工俱乐部一个业余演员，因模仿海岛方言“玻璃鱼”而出名。我发现厢房梁上，挂着四条小鲅鱼，被透过窗棂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映照得晶莹剔透，将年幼的生命被扼杀的瞬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毫无悬念地让我相信，是一组具象派玻璃鱼工艺制品。我心里一热，以为是姐夫带回的高级玻璃工艺品呢。就连几只猫顺窟窿钻进来，在“鲅鱼”下面辗转不安心焦火燎，我都没改变这是工艺品的信念。
我摘下“工艺品”拿回家，摆放在台面上。父亲看见一把夺走，放归大海般放回厢房。妈妈悄声说：“你姐夫准备拿回自己家，分给老人和几个兄弟。”
我这才知道是几条肉体小鲅鱼，长叹一声，半口气哀叹姐姐找个葛朗台，半口气哀叹这么快就接受了他。妈妈嗝逆连连，在灶上大火炒肚丝，我不寒而栗。父亲把一盘肘子肉进屋，送进虎口一样送给姐夫品尝。接着，父亲又端了盘肚丝进到屋里，又送给姐夫品尝。姐夫一会儿说咸了，一会儿又说淡了。
姐夫是公鸭嗓，坐在炕头上悠闲地哼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就像两只公鸭表演重音口琴二重奏。这不是被我杀害的两只公鸭借尸还魂，还是什么？
在小西山，炕头永远是老爷子、爹和老猫的位置，皇帝都不能侵占。现在，姐夫王莽篡权般地占领着炕头。吃饭时，他坐着小板凳高高在上，两杯酒下肚大吹牛皮，今天找这个局长谈话明天接见那个局长，如何为自己和姐姐调动工作、抢占住房、如何当上厂长、一顿喝二斤白酒不醉，惩处了哪个调皮捣蛋的高草刺儿头，如何被下属称厂长时、何等威风和自豪等，听的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姐姐用无限仰慕的目光看着姐夫，仿佛欣赏演奏大师的重音口琴二重奏。我不得染指梁上的“玻璃工艺品”，小鲅鱼不得起死回生。而姐姐当初的玻璃茬子，早被软化成“资生堂”香水，并“哺育了新的生命，创造了新的价值”。
姐姐得意地朝我伸了伸大拇指，我失明一样装做没看见。
父亲一脸巴结：“太锋复员前，你姐夫能不能在县里给找个工作。”姐夫嗤之以鼻：“他衣袖子和脖领子都打了铁了，全县挑不出他这么一个。他当了五年兵连党都没入，谁要？你说你发表了多少文章，在哪儿？拿来我看看！”
父亲光着脚“扑腾”一声跳下地，我以为要给姐夫下跪磕头。
我也随后“扑腾”一声跳下地，一把将他拉住。父亲在镜子后面掏出一大叠报刊杂志，带出满屋子纷纷扬扬的灰尘，一条条灰线游龙般地腾空驾云。
他把那些发黄的纸页，放在炕上一张张地翻给姐夫看，如数家珍般介绍时代背景和题目，流利背诵上面的内容。他怕姐夫来脾气将那堆纸撕得粉碎，又赶紧收起来放回镜后，认真藏好，把碰歪了的相框扶正，这才手扶炕沿仰着脸，低三下四地说：“这些都是你小舅子发表的文章，你抽空给指导指导……”
姐夫更加忘乎所以，连连摇头摆手：“不看不看！那些东西都是废纸一张！是他写的吗？是他写的为什么没入党没提干？你看他那样，能干点什么？”
姐姐看我额头暴出青筋，觉得过份，连连给姐夫使眼色，他这才有所收敛。我不愿意呆在家里，吃完饭之后，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西山砬子上。
当年解放军进行辽东陆海空大演习的工事里，盛满了残雪和史料。在午后的阳光下，远远近近的村落、山峦、丘陵、河流、树木等一览无余，不见半个人影。望海楼成了一堆细碎的砖块，屈辱的历史被逐渐风化。海面上的冰排一直铺到遥远的天际，银色龟甲般在阳光下闪耀。王家崴子向海里伸出的那条腿被冻僵，成了无法站立的老寒腿。海中间的“三道礓”，被冰排覆盖得头影不露。西北海的“老石礁”上，横七竖八的冰排堆积老高，像一堆炕石板，仿佛有人要在上面搭炕睡觉。如果从冰排上走过去，用镢头刨开冰排，撬海蛎头如同探囊取物。
多年前，有对父子俩去“老石礁”撬海蛎头，掉进冰窟窿里没上来。第二年春天开海，父子俩分开。父亲的尸体漂到庙山头，儿子的尸体漂到王家崴子。
我决定铤而走险，回家连门都没进，到厢房挑了花支笼子拿了老镢头，去“老石礁”撬海蛎头。哪怕掉进冰窟窿里面，也比被那人肆意羞辱强。
我来到西海边，下了海滩，踏着一块块冰排，去海中间“老石礁”。节气过了立春，天气依然寒冷，冰排冻得依然坚固瓷实。人走在冰排上如同走在地面上，根本没有掉进冰窟窿里的可能。当兵前我游“老石礁”到，仿佛几百里地远，怎么有游不到，从冰排上走拿腿就到。我放下花支笼子，抡起老镢头一阵猛刨。
巨大的冰排变成四裂八瓣的冰块，冰块又变成冰糖般晶莹的冰屑。“嘁嗤咔嚓”的响声，在空旷的海空之间回荡。礁石上面，覆盖着密密层层鞋底大的海蛎头。海蛎头冻的焦脆，我用镢头一撬一大块，一会儿就将花支笼子装满。
我把一担海蛎头挑到岸上，天黑前再撬回两担。我挑着海蛎头上了海滩，姐夫也开着一三零卡车来到岸边。父亲、老叔和弟弟都来了，还有梯子杆子绳子铁锨镢头，准备刨冰窟窿救我。还有两床被子，准备把我捞出冰窟窿之后，用棉被捂着。驾驶室里还有两个暖水瓶，如果我冻成了冰棍，用开水浇烫。
姐夫气的眼睛都红了，一下车就大声训斥：“你还让不让人过年了？”当他看见一担肥美的海蛎头，高粱饼子脸顿时笑成了窝窝头，语气缓和换了话题：“我找人事局副局长给你活动活动，实在不行，就到我厂子看大门吧。”
父亲赶紧说：“快谢谢你姐夫！”看我无动于衷。姐夫悄悄问：“我装点海蛎头带走行不行？”我说：“你全拿走。”他不相信：“真的假的？”我搬起两花支笼子海蛎头，“哗哗”倒进车厢。姐夫说：“海蛎头多吗？”我说：“多。”
他贪婪地：“今天刨一车回去。”他踏上冰面，“呼嗵”一声陷进冰窟窿，高粱面子脸顿时变成了白面饼，赶紧逃了出来，再不敢越雷池一步。
姐夫开车走了，老叔和弟弟也随车回家。父亲不放心，留下来陪我。
我挑着空花支笼子，和父亲踏着冰排，顺利地返回“老石礁”。我和父亲又刨回两担海蛎头，我往家里挑了两趟。最后一趟进了院子，已经到了掌灯时分。姐夫开车带着姐姐和孩子，早回老家去了，摘走了厢房梁上的四条小鲅鱼。
晚上，我和父亲就着鸡蛋炒海蛎子，痛饮两瓶“女士酒”。
正月初三，闺女们陆续回门子。姑姑和姑父远在在黑龙江回不来，二爷和三爷家的一大群姑姑，还有吕屯王耕利大叔大婶等来家里串门，天天有客。
我又被几波人审查我的兵是真是假、为什么还不结婚。
那天在酒桌上，我向王耕利大叔辩解：我的兵确实是真的。他狠狠扇了我个大耳刮子，把我拖到地上，要去公社查明。他恨铁不成钢，让我悬崖勒马。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小西山已经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是高三连。父亲低着头，和妈妈把我们送到街上。汽车开到余联君家房后，我忍不住回头。
和以往一样，父亲站在房顶上凛冽的寒风中，一动不动地朝这边眺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