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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参谋岳父家离码头最远，在市郊水泥厂，下船倒三遍车才到家，有这时间坐火车，都到瓦房店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堪称大连之外的大连。他每次探家归队的头一天晚上，都提前到市内住招待所，否则第二天赶不上船。
岳参谋岳父家离码头最近，“门泊东吴万里船”，下了船也到了家。
刘萤家住繁华的闹市之中，是大连的中心地带，得天独厚，我感到非常幸运。刘萤带我去见未来的岳父、哥哥、姐姐、姐夫。从“天百大楼”向南拐进一条小巷，越往里面越狭窄。我想起了潘晓的篇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拐进小胡同过了两户人家，刘萤打开一道木门进去，进到家里。雨搭子上、横梁上、厨房支架上，全垛着木板，大部分空间被木板霸占。小小的过道被厕所挤占了一半，厨房被碗柜、灶台、烟道挤占了一半。靠东墙的水槽子兼盥洗池，一个水龙头是家里唯一的水源。一间神秘的小屋子小门紧闭，仿佛深藏着浪速町的历史。大屋屋门也紧闭，门内挂着布帘，妹妹刘绣下夜班，正在睡觉。
屋子居住面积三十三平方米，大屋八平方米，小屋六平方米。刘萤和妹妹刘绣住大屋，岳父住小屋。小屋靠窗户横放一张木床，占据了三分之一面积。一口铁炉坐落在地板上，炉脖穿墙伸进东屋，冬天，两个屋子抱团取暖。西墙床边放置一张折叠饭桌，像一架收敛了翅膀的飞行器。一把木椅被挤进角落，仿佛不是为了人坐，只为占据一席之地。屋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着至高无上的优越感，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生活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谁要把它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大连市内居民住房紧张，三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司空见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大连人，大多在这种环境中出生、长大成人。
和香炉礁“工人村”一片片泥坨般的小矮房相比，这里堪比天上人间。
刘父已经退休，中年丧妻含辛茹苦，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长大成人。他每天早饭后出去溜达，半上午回来躺在床上，头枕着木线框休息。刘萤的哥哥、姐姐、姐夫都回来了，这是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北墙边老式橱柜上，一架停摆的座钟屏住呼吸，静观眼前的事态发展。邻居家葛小兰是刘萤的闺蜜，她妈妈退休前是某饭店职工，帮忙做菜。全家人挤坐在床沿和凳子上。对我非常热情，
我是收到优待的客人，坐在床角的椅子上，与其说坐进去，不如说是塞进去。桌沿紧紧地卡住我的胸口，限制了呼吸，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子。刘萤的哥哥刘英雄英雄气短，和大姑娘一样腼腆，还不能喝酒。姐夫在海港开吊车，会喝酒，酒量不大。姐姐贤惠能干，快人快语性格直爽，酷似香港女演员赵雅芝。
刘萤坐在我身后床上，悉心照顾我，隔空为我夹菜，让我想起小小王美兰。
我喝了两杯啤酒内急，全家人起身给我让路，我差点儿带翻了桌子。
刘英雄单刀直入：“你们的房子怎么解决？”爸爸谴责儿子：“你什么也不懂。”刘英雄赌气不吃了，起身离开。我想起在旅顺学习时，林干事对我的告诫，于参谋也如是说，“在大连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我现在才明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房子不可或缺，刘萤更是我的全部。我俩宁肯溜房檐，也要终生相守。
我终于带刘萤回到小西山，全屯男女老少都来西北地看新媳妇。屋里屋外、院子里、街上到处都是人，就像当年小小王美兰第一次来看家。大伙儿都说：“西北地小小子真有章程，到底找了个仙女回来，不是找不着而是看不好。”
刘萤开口叫爷爷、奶奶、爹、妈，学着干这干那，对什么都好奇。
我几次想告诉父亲已经转业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打算安置工作之后，再告诉父亲。父亲说：“我知道你转业了，你结婚在大连安了家，我就放心了。”
父亲说要筹备婚礼，我说：“我们已经在大连结婚了。”
我携刘萤上岛，人们都叹服，董太锋确实有标准，所有的努力没白费。我办完了转业手续，档案开始移交到地方，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是个老百姓了。
回大连第二天，我俩去街道登记。我俩拿到大红“结婚证”，刘萤深情地说：“你已经是我的老头了。”我也深情地说：“你是我老婆，更是梦中佳丽。”
我这篇关于女人的文章，虽然完美地划上了句号，也遗憾地脱下了军装。我和梦中佳丽成为夫妻，她也把我带入了梦中。不出变故，三百年后，我是另一个时空里的董家老祖宗，刘萤是老祖母，高高在上，接受子孙后代的顶礼膜拜。
那天晚上，我俩在星海公园一家海鲜酒楼吃完饭，来到海边。浪花轻柔地抚摸礁石，我俩手挽着手，徜徉在海滩上。由远而近的“沙沙”声，是夜行大鸟扇动翅膀，不时“奥”地发出一声鸣叫。记得小时候的小西山夜晚，这种大鸟经常夜行，也不时发出“奥”地一声鸣叫。妈妈说这是鸿雁，害怕白天遭猎人伤害，晚上夜行传书。大鸟的鸣叫声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遥远的夜空中。
一轮明月升起，山峦树影和楼台亭榭，倒映在明澈的海面上。“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从今往后我和刘萤长相厮守，抵消了转业的遗憾。小亭子里，我们望着夜幕下的万家灯火，一星光亮都不属于我们。刘萤说：“城市这么大，没有咱俩的住处。”我说：“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我俩紧紧拥抱，天长地久。那一刻，无际的宇宙空间，是我俩的新房。
确定转业的干部们，托关系走后门，紧锣密鼓地找工作。有门路的人的自带档案，已经在新单位上班了。进入公安系统的转业干部，迫不及待地穿上警服，抵消了脱下军装的失落。我没钱请客送礼，好在常年和报社的编辑打交道，顺利地谋到了一份见习记者职位，档案移交过来就去正式报到。我已经开始为报社工作，采写的几篇新闻稿都被采用，得到了编辑部主任的赏识和同行们的认可。
我和刘萤成为法律上的夫妻，准备“五一”举行婚礼。没有住处，我们暂时还得分居。我和部队招待所招待员熟悉，她们知道我的情况，想方设法为我调房间。我东住一晚西住一晚地打游击。哪天没有空床，我花钱住在渤海饭店。
那天，刘萤告诉我：“爸爸同意让你住在家里，不过得住小屋。”我说：“只要能钻进去，住耗子洞都行。”她说：“爸爸怕让哥哥撞见，让你晚上住早上走。”
我说：“这也行，总比住招待所强。”刘萤安慰我，说：“我正在找人借房子，‘五一’之前就有结果。”每天晚上我趁家里没人，偷偷摸摸从小洞口钻进小屋里。
小屋里面一人长、半米宽，密不透风暗无天日，像口狭窄的棺材。小屋也是真空，没有时间没有国籍没有政治没有尊严。真空变成了单维空间，我只记得某件事情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后来又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把一件件事情连接起来，才知道自己前后经历过什么。小屋也是培养皿，老鼠蟑螂蜘蛛乱跑乱窜。
小屋还是回放装置，让我回到日伪时期的“无缝地带”，也进入那段屈辱历史。“关东洲”“达里尼”“浪速町”“扇芳大楼”“大广场”美树子白成太珠宝店……浪速町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日语的说话声和笑声不绝于耳。“扇芳大楼”内外，叫卖声此起彼伏，卖主好卖主讨价还价。狼狗的阵阵狂吠、人的惨叫、木屐的“咯噔”“咯噔”声。白成太从小岗子妓院回来，轿夫在珠宝店门前高喊一声：“白爷到——”一辆囚车里，鲁一次郎押着爷爷，从大街上“轰隆隆”地开往旅顺监狱。一队日本宪兵，戴着袖标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耀武扬威。身穿黑制服的满洲国警察，狐假虎威地驱赶卖货的穷人。密室里，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交头接耳密谋策划。大汉奸张本正、刘雨田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不以为耻反而为荣。金伯阳、程世显、季守先、邹立升等抗日英烈大义凛然，死不瞑目。小岗子妓院，油头粉面的妓女……码头上，劳工们在工头的皮鞭下，将日寇掠夺的财富装进船舱。寺儿沟“红房子”里，骨瘦如柴的劳工蜷缩在铺位上……
刘家的每个成员都配了钥匙，随时随地开门进来。大家在水槽子洗漱，隔着一道小门，就像为我洗头。有人灌水壶，似灌我凉水。有人在案板上切菜，似切我的脑袋。有人在灶上炒菜做饭，也把我按进锅里煎炒烹炸。哪怕进来了小偷我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能出去。不知道是外面还是屋内，有人偷情，我成了个可耻的偷听者。那天早上没等我出去，刘英雄提前进来，把我堵在小屋里。
他说：“你走吧，我被老婆赶出来没地方住，要住小屋。”我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在门外，刘英雄和爸爸摊牌。他说：“我们一家三口没地方住，都要搬回来。”爸爸说：“单位几次给房子你们不要，非得往家里面挤。”刘英雄说：“这儿早晚得动迁，我们不搬进来，房子就得被他们继承。”爸爸说：“你们住进来，你两个妹妹住哪儿？”刘英雄胡搅蛮缠：“我不管，反正不能让他们住在家里。”
爸爸说“小萤对象转业，在报社找了工作，上班之后就能排上房子。”刘英雄嗤之以鼻，说：“农村人说话不可靠，他一旦把户口落进来，就赖住不走了。当初你把我们撵走，让闺女、女婿住在家里，我有什么脸面见人？”爸爸说：“小萤正在借房子，他们也不想住在家里。”刘英雄说：“她借不到房子怎么办？住哪儿？”爸爸说：“你妹妹现在有难处，你当哥哥的要体谅，你让他们住在马路上？我让他们白天把铺盖藏进小屋，晚上再搬进大屋，不让领居们知道。”
刘英雄绝情地说：“只要他们住在家里，我就得搬回来。”
风和日丽，是个结婚的好季节，天地间被喜庆和温情填满。鞭炮声不绝于耳，清洁工人扫起一堆堆玫瑰花瓣般的纸屑。市内交通，不时被披红挂绿的婚车堵塞。我和刘萤不羡慕也不嫉妒，有条件结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结婚。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狗日的”这句骂人话，翻译成小西山的骂人话，就是“驴进的”。我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驴进的房子！
穿过尘烟蒙胧的历史长河，我飘飘摇摇回到遥远的冰山期。冰雪覆盖的天地在“咔咔”裂变中走向新生代，一个猿人在狂风暴雨中发现了可以遮风挡雨的洞穴，呼唤大树底下瑟瑟发抖的同类，欢天喜地钻进去。我看见杜甫蜷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悲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人类的进步，使空间日益狭小。
眼下，遍布这座星球上“凝固的音乐”，早已超越了遮风挡雨的内涵。科学家正在为二十一世纪的居住，提出种种设想和努力。兴建地下城、海底城甚至太空城，除了钢丝床，还有水床和音乐床。我在报摊上买了一张报纸，上面一篇文章的题目引起我的注意：《军人的婚恋仍潇洒》。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自古军中多俊杰，那一个个戎装在身的军人们，他们用血肉之躯组成的铜墙铁壁，为你我创造了宁静的生活。牺牲，是英雄的别名。它，当然包括有爱情的家庭。商品经济的深入，铁丝网和荷枪实弹所包围的绿色世界，被人们有些遗忘，那连接军人与家庭、军人与社会的感情纽带的军婚，不再是春天般明媚，而显得有些苦涩与沉重。尽管这样，封闭的绿色围墙，怎么也抵挡不住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在发生，在流传……
我不明白，刘英雄为什么对妹妹刘萤这般苛刻。他们单位已经分了房子，老婆柳叶眉坚决不搬，又被单位收了回去。她在家里无事生非，被刘萤赶走，从此后结下了怨仇。没多久，一个买药的韩国商人迷上了刘萤，向她求婚。韩国商人承诺两个人结婚之后，给她家三套房子。全家人受宠若惊，催促刘萤赶紧结婚。
刘萤根本没看好那个商人，不为所动。让全家人无法接受的是，她竟找了个没有房子的军人住在家里。刘英雄不是不同情妹妹，只是过不了老婆这一关。
他下班一回家，就被老婆推出门外。柳叶眉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刘家老少向她陪礼道歉；二是她当着全家人的面，痛打刘萤一顿；三是让军人去她家给她敬个军礼，唱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绝不善罢甘休。刘英雄也奈何不了妹妹，只好赖在家里不走。那天，我在友好电影院连看两场《少校话胡巴尔》。
胡巴尔已经战死，刘英雄仍在家里坚守，又搬来一位打不得骂不得的战友——四岁的儿子。他穿着鞋满床乱踩，把我留作纪念的大沿帽当小船，坐在屁股下面。刘英雄到门口打扑克，让儿子在屋里“值班”。我无可奈何地哀求：“爹，把帽子还给我吧。”“爹”斩钉截铁地说：“不给！”刘萤回来，买了一堆小食品也换不下来。她拿过帽子扣在我头上，“爹”像挨了一锥子，大哭不止。
第二天刘英雄回来，从口袋掏出一张化验单，递到我面前：“你好好看看，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工厂仓库里，已经出现了汞中毒，马上就得搬回来。”
化验单上的数据是一个杀手，正扼住孩子的咽喉。而我，就是杀手的帮凶。我昨夜着凉，鼻子囊囊的，肯定缺理。此时我被捉了“舌头”把嘴一塞，不等拖到目的地就得被憋死。我睡眠不足面容憔悴，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我唯唯诺诺，更是心里有鬼，做下了亏心事。我的介入不但破坏了一个和睦家庭，还在残害一个天真可爱的儿童。我低垂着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活脱脱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刘萤一把拿过化验单，撕得粉碎，对哥哥说：“亏你做得出来！回你自己家去！”刘英雄仍赖着不走，岳父也没办法，在隔壁唉声叹气。
在邻居的劝说下，刘英雄抱着儿子走了。不到两个钟头他又回来了，除了儿子还带来两只大皮箱，一只导弹发射架一样的衣服架，似要打一场核大战。
柳叶眉向他表明：“如果你妹妹在家里结婚，我们就离婚。保全你妹妹，你就得妻离子散。”刘英雄马上两腿发抖站不住，变成寒潮到来之时的老寒腿。一旦离婚，他将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他被老婆逼得无处可去，只得回家。
岳父懒得出去溜达，坐在小屋里卷旱烟，一支支卷完再一支支抽完。他唯一的运动是走出小木门，把一缸缸烟灰倒进垃圾桶。他出来进去都带小跑，生怕耽误抽烟让忧愁乘虚而入。直到胸腔快变成炉膛窜出火苗，他才停抽片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望着窗外，不住地摇头叹气，似一台即将报废的蒸汽机。二百年前，大不列颠那个小孩偶然发明了蒸汽机，耗尽了他的一生，开着火车闯遍了大江南北。儿子是他的那台机车多好，他早摆弄得服服帖帖。现在，儿子成了一台内燃机车，让他束手无策。刚退休时，他躺在小屋里像躺在机车上小憩，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每当炉盖上水壶“咕嘟嘟”响，他神经质地满墙去摸排汽阀拉手。当胜利桥传来火车鸣笛声，他扑到窗口看“道口”，怕火车“放飏”。
让他终生难忘的是，他退休了仍舍不得离开机车，多跟了一个班。在一处无人看管的“道口”，上面停着一辆熄了火的军车。军车司机一着急打不开车门，朝飞驰而来的火车拼命摆手。他拉下紧急制动闸，火车仍以雷霆万钧的惯力，向前滑行了半里地。军车爆炸般粉碎，他连个响都没听见。他开了一辈子火车，发生事故在所难免，即使詹天佑也同样。唯有这次事故，让他深深地歉疚。他不知道那位粉身碎骨的军人家住何地，也和女婿一样年轻。每一年的那天，他都来那处“道口”烧一刀纸，深表忏悔之情。当他见到女婿的一瞬间，吓了一跳，以为那位军车司机前来讨命。在家庭这个“道口”上，他照样救不了军人女婿。
他和三爷一样，也遭遇到男人一生中的三大不幸中的“中年丧妻”。那当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八级大工匠”收入可观，让许多“苞米裤子料子裤子”的女人们倾心，家里的门槛没被媒人踏平，也蹭得铮亮。他一年四季穿工作服，舍不得多花一分钱，见了女人低头而过。他牢记妻子临终嘱托，不让孩子们落入后娘之手。退休之后，他才感到了孤独和苦闷，才知道以前和蒸汽机车结婚。现在，他刻意收拾，皮鞋擦得黑亮，穿西服扎领带，戴一副养目镜。
他回到家里，头枕着线框躺在床上，顷刻响起鼾声。他刚要找个老伴安度晚年，家里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那天晚上，刘英雄没来。岳父长叹一声，说：“你俩到大屋住吧。”这是我和刘萤结婚登记之后，第一次住在一起。
我既忐忑又兴奋还好奇，打量这间闹出如此纷争的斗室。墙上一层白粉已经无“白”，只剩下了一层“灰”。地板半朽，人踩上去颤颤巍巍，一恍惚我还以为站在登陆艇甲板上。天棚上残留着一圈圈渗漏的水渍，似一个个神秘的“麦田怪圆”。修缮天棚更换的灰条子，留下一支驳壳枪形状的图案。密密麻麻的斑点，如同宇宙中的太阳系。熄灯后，糊墙窟窿那层挂历纸，变成高频监听器舌簧，将每细小的声音放大若干倍，在两个房间之间相互传递到。
身下一张老床，既承载着几代人的休养生息，也成全了几代人传宗接代。我俩只能保持一个姿势平躺，轻易不敢翻身。人躺在上面稍一活动，就“吱吱嘎嘎”怪叫，有刻意放大隐私之嫌。外面的门轻轻响了一下，如同进来了贼。谁上完厕所，拧开水龙头“哗啦啦”地洗，洗完之后钻进了小屋。我朦朦胧胧刚产生睡意，觉得床下什么东西蠢蠢欲动。我急忙开灯，撩开床单探望。床下塞满了杂物，人躺在一堆垃圾上。火星上的东西肯定一件没有，地球上的东西一样不缺。
杂物当中，几对猩红的老鼠眼睛和我对望；我想起小时候在沙岗后，和树林中的几条狼对望。隔壁老头儿停止了叹息，接着响起了圆号般嘹亮的鼾声。
这一夜，我似睡非睡侧着身子，眼睛半睁半闭，一直快到天亮。外面窗下开始人来人往，女人的高跟鞋“笃笃”地响个不停。清洁工“哗哗”地清扫街道，排队如厕的人们窃窃私语。“卖油条啦！”叫卖声苍老而沧桑，卖的一定是老油条。
自制的轴承轱辘车“轰隆隆”响，装甲车一样似从后背上碾过。
谁家养的一只画眉鸟醒来，单调地进行晨哨。我开始还饶有兴致，越听越不对劲儿，那鸟儿在一声声地骂人：占房子的人不得好死！占房子的人不得好死……我做贼心虚，那鸟儿肯定在骂我。我睡不着还不敢起来，刘萤倒睡得香甜。
所谓的新婚之夜，我们夫妻倒成了同床异梦。岳父准时起床像机车点火，哈欠如同火车鸣笛：“啊、啊、啊——”他也是一位眼高手低的诗人，光有感慨没有诗句。岳父终于洗漱完，去公园遛弯。外面小木门“哗啦”一声锁死，刘萤猛地翻过身，紧紧地楼住我的脖子。我小声对她说：“小屋里面还有人。”
她毫不在意地提高了声音，说：“你放心吧，家里这个时间段最安静。”我仍不敢动作，她下地打开小屋门拉开电灯，让我认真地查看了一遍，仍心有余悸，说：“昨晚上进来的人哪儿去了？”她说：“上夜班，半夜三更就走了。”
我这才敢和她紧紧地楼在一起，老床叫哑了嗓子叫没气了我也不管。也许叫声更惨，反正我什么都没听见。屋子里突然亮了，有人揭下窗帘！我一把拉过被子，盖住我俩全身。太阳从对面楼顶上倏然露出了头，天已经到了半头晌。
不多不少三天，刘英雄沮丧地回来了。他面容晦暗阴沉，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三天气。他上衣口袋里别了枝钢笔，大概写了三天检查。他走路有点瘸，也许跪了三天洗衣板。他脖子上三条挠痕清晰可见，如同三架喷气式飞机绕脖子飞行。
他还雇了以辆三轮车，拉来大批可用可不用的东西，看样子是常住不走了。
从此后，我只要和刘萤住在大屋里，他如影随形随后就到，就像苏联卫国战争的库尔斯克战役中的“将军不走我们不走”，直到我钻进小屋他才离开。
老头儿这边心疼女儿，那边又顾忌儿子。
他更担心儿媳妇打上门来，整天左右为难长吁短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