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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我的经历，如同《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我以为我的人生经历，和高加林大相径庭。我坚信“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我靠不懈努力和矢志不渝的决心改变命运，高是在消极等待，拉关系，仍没逃出悲惨的结局。我不是个超人又确实是个超人，不是个凡人又确实不是个凡人。
岛上三九天下雨，莫名其妙。小海声和我形影不离，成了他的呼吸机。冻雨上面覆盖着一层雪，路面成了冰道。不时传来“扑通”一声，不断有人滑倒。我每天晚上环岛长跑，对我是个考验。《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说：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强迫自己去做。现在，是我强迫自己的时候了。我穿着单衣和大头鞋，冒着严寒环岛长跑。我把长跑当滑冰，下坡时一溜百米开外。回来之后，我后背上的冰屑，在地面落下一层。我把几篇小说稿寄给弟弟，也挤上文学小道。
我看了他的来信，和黑夜中的暖瓶塞一样长吁短叹。他搞文学成功，除非奇迹发生。他异想天开，要在沙岗后盖大楼，成立“中国农民研究所”，搞个养鸡专业户还有可能。小妹妹的诗歌《乡村在热烈地议论着大连》，发表在大连日报上面，获“征文”二等奖。我们家庭至少三个人走出小西山，才能拨云见日。
杜副主任进团领导班子成了泡影，面临转业。他向我透露，师里要调我到秘书科。消息传出，几个人说舍不得我走，让我白感动一场，最后没调成。
我把赌注押在创作上，到哪里都不能半途而废。别看主宰我命运的绳索栓在老天爷腰上，我不松手它也没辙。元旦前夕，司政后机关“演习”结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室外温度和冷冻库差不多，我把对虾放到大门上面的雨搭子上。
政治处查岗搞“股包连”，“股”是饺子皮“连”是饺子馅。我是蒜酱，哪个股查岗都少不了我。杜副主任和伍干事抓了“老铁山哨所艰苦奋斗”的典型，写成通讯。两个人到警备区改稿，争取年底登上《前进报》。
报纸上刊登“养鸡培训班”广告，我给弟弟交了报名费，愿他“鸡妾成群”。
我刚发表短篇小说，就开始写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我没有不敢做的事，也没有做不成的事。我必须要高起点，只以成败论英雄，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我要在政治上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在部队听首长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除此之外只听自己的话。我的两条主线是：一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另一条是工作。我的两条副线是：一条是家庭，另一条是找对象。
一九八四年的最后一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老天爷也知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到柳条买了《双沟大曲》和《竹叶青》，走的满身大汗。在大连“走后门”买不到的名酒，岛上的商店随便卖。晚上会餐，自负的郭蓬讽刺我是“农民代表”。我说：“我任何时候都不隐讳。”他说：“你觉得挺光荣吗？”我说：“当然。农村贫瘠的土地养育了我，吐血的父亲和濒临死亡的母亲把我养大，我不光荣谁光荣？我不像有的人认贼作父，还说自己父亲是万元户。”他说：“满桌子人数你说话最多。”我说：“因为我有水平，尤其痛骂鼠辈有万夫不当之勇。”
我连羞辱讽刺带骂，他憋了一肚子气再不说话。上午上映电影《运虎记》，我也是笼子里的老虎，从生到死被运来运去。我们也是运虎人，将各种规则以外的人和事，纳入到笼子里合理置放。我一边洗衣服一边看人物传记《张作霖》，这个“妈拉个巴子”的乱世枭雄，说不上祸国也说不上殃民。溥仪虽然不当皇帝了，手里的古玩和名画不缺。我虽然三十岁还没找对象，手里的姑娘不缺。我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尽管这个世界上有我没我都无大碍，都要与世界同生共存。
弟弟接到养鸡资料，和自行车轮胎缺气一样缺少信心。我每去一次信，都给他打足了气。他是一条无法修补的轮胎，没住几天又泄气了。我给他剪了一些报纸上对他有用的资料，随信寄去。小妹妹来信，诗歌获得二等奖，奖金一百元。她说准备上“省文学院”，到县某部门工作，把家搬到瓦房店村。弟弟一接到我的信就在家里发脾气，说把老人扔给他，耽误他的前途。我给他们回信：在新的一年里要开个好头，在各方面打翻身仗。关于搬家问题，我告诫小妹妹行不通。
今天是我参军八周年纪念日，我没辜负这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在政治处会议室，主任主持召开转业干部座谈会。刘干事深情地说：“我一个放牛娃能当上部队干部，在县城娶妻安家，有了些地位和财产，都是部队给予的。我要是不当兵，现在正在山沟里放牛。”他有洁癖，宿舍从来不让人进。他在宿舍里准备了酒菜，请大家喝酒。他小时候一次到同学家里，同学的妈妈嫌他脏，把他推到门外。
他半夜三更起来洗澡，都是做梦被同学妈妈推到门外。他的衬衣一天一换，宿舍里面一尘不染。施公函和潘永恒也转业，两个人总发牢骚，埋怨职务低，部队亏欠自己。临行之前，刘干事把宿舍扫了又扫擦了又擦，一尘不染。范和潘的宿舍一片狼藉，猪窝不换。他们只有一个箱子，根本不用包装皮，怕吃亏，非要捆上几层草包。他们都从农村知青点参军提干，在部队里该得到的都得到了。
没等宣布转业命令，他们迫不及待地摘下领章帽徽，以穿便服为自豪。
刘干事身穿崭新的军装，钉着新领章新帽徽，在码头上和大家紧紧拥抱，向海岛敬了最后一个庄严的军礼。登陆艇拐过老铁山，他的手一直没放下。对于我们还在部队的弟兄们来说，又一个弟兄分别了。对于他来说，一大群弟兄分别了，从此之后天各一方。施公函和潘永恒风言风语：“我们马上脱离苦海了，你们继续艰苦奋斗吧！”两个人一上登陆艇，就不一样了，站在甲板上抹眼泪，向码头上送行的人们频频招手、呼喊。伍干事终于调到师宣传科，我感到无着无落。
这些年他为我提干、处理曹小花事件、入党、找对象等帮了许多忙。有他在，我就有依靠。他总说，“我对你没什么太大帮助”。他走了，我的一面墙也透空了。他离开广鹿的头一天晚上，我陪他到要好的首长和战友家告别。第二天一早，我为他打好行李，要车把他送到码头。交通船离开，我们的手再也握不到一起，只能招手。我心里酸酸的，以后的大事小情，就得靠自己处理了。
大舅患了半身不遂，信中字迹潦草。他的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动弹不得。我们家庭每当有一件好事来临，一件闹心事如同不速之客，不请自到。
雪很大，晚上刮起南风，“哗哗”下雨！门被风刮的“呃儿”“呃儿”响，如同消化不良彻夜打嗝。冻雨加雪，我想起家里爷爷和奶奶，出门要小心。雨搭子上的对虾化了，往下滴水。我惴惴不安，如同害怕和平演变，逢人就问，对虾放在雨搭子上能不能变质。我想把对虾放进冷冻库，又怕东西太多弄丢了。
《临危受命》发表，编辑部寄来了十本杂志。我草草看了一遍，被删不如说被骟，几乎没了军人特征。发表了也结束了，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经济问题》。我们兄弟姐妹都在不同的领域里取得成功，才有出路。父亲来信，让我春节回家多带点钱，爷爷奶奶年岁大了，过个好年。几位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干部作报告，他们和薛妃庭都是真正的英雄。麦云昌说了句“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劳”，有点大煞风景。
姐姐来信让我早点回家，不让买酒。她总那么绝对，说这个人这件事好，什么都好；要说不好，什么都不好。天气奇冷，在码头上站一会儿，嘴和鼻子冻的发僵。和以往一样，我把上百斤重的年货从海岛折腾到陆地，再从大连到瓦房店。
车站上人山人海，盐场黄贵宾帮我把东西拿到候车室。我背着提着一百多斤重的东西，早超重了，两个过秤的小姑娘视而不见。汽车到盐场，我借了张兆林家的自行车，把东西载回家。一进院子，家里正在热热闹闹地杀猪。
弟弟昨天接我没接着，妹夫今天又去接，也没接着。吃猪肉、血肠、喝酒，全家人欢聚一堂。年年都是老一套，我仍感到年年都新鲜，仿佛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家庭盛会。许多人对弟弟说：“你怎么不学学你大哥，”很让弟弟恼火。
我的经历才最重要。没有我的经历，就无法学我。我确定了人生奋斗目标，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实现，再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才堪称学习楷模。
成军在刀光剑影中盖成了五间房子，一天没住就廉价卖了。老白大爷随即告别了战斗生涯，骑自行车到另一个世界里仙游去了。他家院子里，只剩下那架功勋抛石机，孤零零地诉说着往事。成军和大妹妹搬回小西山，住在家里。
除夕夜，他觉得这里不是自己家，没参加“发纸”，搂着儿子睡了。
远远近近十里八村，到处电光闪烁。夜空中凝聚一层厚厚的云雾，半个天空被照亮。我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像“卫星发射中心”进行一次重要火箭发射。
父亲挑着鞭炮站在猪圈墙边，到了读秒阶段，我一声令下，弟弟点火，零点准时燃放鞭炮。这一时刻比青春还短暂，然后随帮唱影，到本家本当拜年。
全小西山只有二爷家有电视，每天晚上，看电视的人挤满了屋子。他家扫地不用洒水，观众吐痰足够润尘。大年初一没事可做，郝文章来坐了一会儿，唠了会儿闲嗑。下午到老叔、董云华、郝文章家坐了一会儿。和以往过年一样，有人下棋、赌钱，有人站在墙根下晒太阳。小时候在我眼里，大人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权威而神圣的。现在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要不是为了老人，我真想把东西送到家里，马上归队。大家到山上放火，风一刮形成一条条火龙，煞是壮观。草地上的雪融化，冒着腾腾白汽。冻土被烤化，人走在上面一跐一滑。
村里组织高跷队，挨家挨户表演讨赏钱。喇叭匠老调重弹，后代们唱的还是“如今盐场大变样啊”。普通家庭赏五元钱，姐姐赏了二十元钱，太有大哥赏了一百元钱。两个老人已经病故，成军和大妹妹带儿子回潘家沟，我顶着大风送他们。晚上，请太友大哥，他的北京表弟，战友余安邦，老叔，来家里吃饭。
妈妈炖小鸡、炖鲅鱼、炸对虾、排骨炖酸菜，喝“洋河大曲”、“双沟大曲”、“竹叶青”，在农村足够丰盛。北京表弟的一口北京话，更是一道独特美味。
早上吃过饺子和生日鸡蛋，我和姐姐一家三口，十点半到盐场等车。
老大队门前站了好多人，有的坐车有的送行。“文革”积极分子刘大花，因为造反耽误了婚事，年近五十岁，找个男人比她还老。贾淑艳是我教过的女学生，领着儿子，装作不认识，我也没主动打招呼。郭玉梅是建国后的开放女性，夏天穿短裤躺在大树下“看大书”，由徐娘半老再到人老珠黄。“五七战士”老严的女儿严丽，嫁给大西山董太功做了农妇，如同一条搁浅的鱼游不回大连。老严抽回大连，每年春节携全家回大西山，陪女儿过年。老严夫妇板着脸，严丽一直低着头，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当年，王治堂老师患精神病被开除公职，现在恢复工作补偿了工资。他送女儿回县城，春风得意四处打招呼。在外地工作的江大海回老家过年，给奶奶烧三周年。他穿西服扎领带皮鞋锃亮，文质彬彬拒人于千里之外。
老校长掉了牙齿，仍不失儒雅、风度翩翩。我上前敬礼、问候。我身上驻留着人们的目光，姑娘和女人们窃窃私语。那人大声小气，炫耀在公共汽车上的奇遇，如何惩治售票员，打了谁谁。我同班的几个同学都在县城做事，见面无话可说。都说图强的老婆长得好，眼看一枝花近看癞蛤蟆。一个小孩踩了她的脚，她骂了句“这小鸡屌”，等于身败名裂。这里也是盐场、大、小西山的缩影。
众人望眼欲穿，汽车一直没来，大概今天不能来了。不着急走的人动摇了，提着大包小裹回家，明天再走。老严和我走出小西山一样坚决，让女婿用自行车载了东西，步行到永宁坐车。最后几个人也动摇了，借自行车去永宁。
父亲一直在后面跟踪。自从盐场设了站点，他改在后面尾随。直到我们发现做出不高兴的样子，他才一步三回头地回家，等攀上房顶，汽车早开走了。
我坚决不到永宁坐车，今天走不了明天走，还能在家里多呆一天。第二天，我们早早到盐场等车，爷爷舍不得重外孙女，父亲也来了。大客车提前到了，该走的人昨天都走了，车上有很多空座。我也在“小铁桥”下车。那当时，“小铁桥”是亲情桥和连心桥。一提小铁桥我就心里一热，是我的另一个家。
在大连码头等船，一个女战士帮我拿东西，原来老林为我介绍的对象。
我的脚一踏到广鹿地面，心也随即落地，这里才是我自己的家。
我不仅属于海岛，还属于文学。我塑造人物也是丰满自我，在生活中一直没找另一半。文学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是文学的影子，弄不清谁比谁更真实。
边外亲属们，也许只为有个了结。老舅患肺癌，在齐齐哈尔医院去世，年仅四十四岁。大舅中风后回风，也很快离世。老姨夫张宝林和三姨奶的女婿尹凤林，同时发现中风症状。老姨夫任县商业局局长兼百货商店书记，工作忙耽误治疗，直到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岗位，在家疗养。新任领导表示尊重，定期到他病床前汇报工作。三妹妹把户口转到老姨家，安排工作结了婚，像女儿一样伺候老姨夫。一年后老姨夫去世。姥娘家这头没了保护伞，亲属们树倒猢狲散。
尹凤林及时到哈尔滨同学那里医治，只比老姨夫多活了一年。
政治处主任李天河，调到某守备团当政委。教导员王九成代理政治处主任，后调到“210医院”。秦强从大陆某部队机关调来广鹿，代理政治处主任。他曾经是某首长秘书，睿智厚重，我在机关帮忙时认识他。我事先为他收拾好宿舍，安排好生活。他来岛上报到的那天，我带车去码头接他。当他知道我是书记，感到不可思议：“你怎么才当个书记？”我开玩笑：“书记是第一把手嘛。”他说：“这不公平也不正常。”我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不在乎职务高低。”他信誓旦旦：“等我打开局面，绝不让你大才小用。”我说：“有这句话足矣。”他说：“我初来乍到，你帮我熟悉情况，关键时刻帮我说话。”我说：“你放心。”
团长只比我大三岁，在团职干部中，全警备区最年轻。他年轻气盛，作风凌厉带兵有方。每个星期六，机关干部到小楼会议室晚点名。干部们到齐，军务参谋整队报告，然后坐下。团长在台上坐好，并不着急讲话。他双脚踏住茶几下层，咬住过滤嘴点烟，像在保密本中间夹着一支笔。他眼睛扫视一圈，所有人尽收眼底，精准说出“各部处”缺席、迟到人数，具体到人头。他一边抽烟一边讲话，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兵不厌诈敲山震虎，指出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对领导有意要讲在当面。他上任后的第一脚，将从院校回来的副职踢进“溶洞”，第二脚，将犯了作风错误的志愿兵踢回巴山蜀水，第三脚，将为弟弟转志愿兵的某参谋踢伤了元气。他注重培养提拔身边干部，敢于向不正之风开刀硬碰硬。
尤其是空降干部，别想在他的地盘上软着陆。秦强曾经是某首长秘书，他才勉强接纳。在政治处欢迎会上，他轻蔑地说：“上级派个炊事员，我也要出席欢迎会。”大家看团长眼色，都不发言，一时间冷场。秦强非常尴尬，求救般地望着我。我介绍了认识秦主任的经过和对他的好印象，表示支持秦主任工作。我说：“秦主任的价值，绝非一个炊事员可比。”团长听了，笑了笑起身离开。
为了改变处境，那天下大雪，秦主任一个人扫雪，边扫边下。团长经过时，不无讥刺地说：“秦主任，雪被你越扫越厚了。”秦主任谦恭地说：“团长，这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炼。”我出来陪他一起冒雪扫雪，让他下了台阶。
晚上为秦主任摆酒接风，团长不请自到，要和秦主任连干三杯。他不胜酒力，又看着我。我和团长连干三杯，为他解围。团长说：“董太锋有一技之长，在文学创作上有发展，我们就这样了，什么也不是。”我说：“你什么不是可以当团长，我什么都不是，就得去要饭。”他龇了龇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那天晚上，团长特地到我宿舍里坐了坐。他在谈到我的个人问题时候说：“你找对象，不要被心里的那个标准束缚住了，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我笑了笑。他和我要了一本省级杂志，上面刊登我的一篇小说。团长真诚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找对象，部队的形势千变万化，免得到时候被动，措手不及。”
我真想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魔鬼那样：谁第一个为我找到对象怎么样，谁第二个为我找到对象又怎么样……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梦中佳丽你在哪里？
在我的辅助下，秦主任很快熟悉环境，打开工作局面。那天晚上，我的钥匙锁在宿舍里面开不开门，和他同睡一张床。我们谈到半夜三更，越谈心越近，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他说：“我的副团职命令一下就调回机关，把你调走。”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新式军服正式装备全军，定名为八五式军服。一夜之间，岛上军人全部告别了红领章、红五星帽徽，换上“八五式”军装，并在大操场上进行检阅。杜副主任已被确定转业，也穿了新式军装站在队列中。
驻地群众都对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有感情，说新式军装像“北伐军”。大家非常新奇和高兴，到照相馆摄影留念。部队进行百万大裁军，一大批干部面临转业。有的干部要提未提，整天提心吊胆，如果被确定转业，几年的辛苦努力付诸东流。有的干部早已经打造好了“诺亚方舟”，小岛沉没就去另一座星球。有的干部阳光灿烂，储存好了光和热，不怕精简整编带来的黑暗。有的干部明哲保身，争取度过这一关。有的干部东奔西走，联系新的巢穴。还有的干部破罐子破摔，准备赖在部队不走。对于我来说，离开部队，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无所适从。
我分析目前的形势和我的状况，认为再精简也精简不到我头上。吃完早饭，在干部股帮忙的老乡程木龙对我说：“你已经被‘挂’起来了。”中午，干部股田股长找我谈话：“你已被确定转业，不用上班了。”我说：“这不可能。”他说：“你别有什么幻想。”我还有最后一根稻草，秦主任一定会为我说话。
第二天刚上班，秦主任找我谈话，说：“你已经被确定转业了。”我懵了，问：“你怎么不为我说话？”他说：“你说话冒犯了领导，我无能为力。”我遗憾地说：“我也是为了你。你刚站稳了脚根，第一脚先把我踢出去？”他不置可否地说：“你下岛送复员老兵，抓紧时间找对象。”被确定转业的干部，都下岛送老兵，顺便找对象、联系工作。我下岛的第二天，团里公布转业命令，我在其中。
现实如此无情，我被人利用还不长记性。已经没人给我介绍对象，想结婚都难。我将孑然一身转业回永宁，只能在粮站、农机站等单位某个小差事。
我的人生是一个怪圈，周而复始恶性循环。越奋斗越坎坷，成绩越大越失意，成了“马太效应”。李绒花的话句句成谶，不“愈锉愈坚”就没有出路。即使我留在部队，按现在的提职速度，九十岁之后才能当将军。我唯一的希望，仍是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我擦干血迹缝合伤口，拼接断骨裹好石膏，缠满绷带挣扎着爬起来。我拄着双拐，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地继续往前走，绝不能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