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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积极地筹划和酝酿。谢明坤在八十年代初，从山西省会太原调回到京东之后，即有机会进入到京东县法院法官。从公安局到法院，从警察到法官，谢明坤的从业轨迹清晰明了。这在没有实行公务员制度的1980年代，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彼时谢明坤还有一个到县属百货公司负责安保工作的机会，那时的百货公司，商品琳琅满目，这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到县属百货公司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那谢明坤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入法院，友人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他从小就想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不假，但自从从警之后，他觉得在公检法等部门工作，更能体现他的工作价值，也更有归属感，那工作也就更加地有意义。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谢明坤才放弃了进入百货公司做保安经理的机会，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进入法院系统工作。
1989年，谢明坤生活和工作可谓顺风顺水，儿子谢军高考榜上有名，以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从山东某地转学来北京参加高考的。他所在的省份的录取成绩要明显高于北京，因此像他这样的想法设法转到较低录取分数的省市参加高考者，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还不是什么新鲜事。）年级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位于甘肃省会兰州重点大学金城大学，这令当时已经做了执行庭庭长的觉得脸上有光。谢明坤至今还记得，那是九月初的一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新屯村，当时谢军正在位于北二环护城河边的三叔明仁家里玩耍，没到下班时间，三叔明仁便兴冲冲疾速回到家里，他告诉谢军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要你马上回去！你被金城大学录取了！”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晚上，谢明坤为儿子准备了庆功宴，谢军班主任赵仁和老师，率领赵建国等一众同学参加。庆功宴在谢明坤的大院子里举行，明礼掌勺，明义以及国柱、国建等少数族人参加，谢明坤没有请村里的其他人，因为这种事请人家参加，人家是必要有一份心意的，所以那次宴请以谢军老师和同学为主。宴席上，谢明坤准备了山西汾酒，那两瓶酒在他的柜子里放了几年了，始终没舍得喝，那一次他拿了出来，因为他那是太高兴了。
在1990年代初期，谢军初中时期的语文老师田春山，在当时教师待遇较低的情况下，放下教鞭，也调到了法院，虽非法官，而是从事财务工作，但能合理合法地调入法院工作，那在当时也不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在1990年代中早期，由外面调入法院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谢明坤所在执行庭的几位年轻的执行法官，就是那个时期通过简单的考试，就进入到了法院工作。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虽未正式实行公务员制，但谢明坤所在的法院等公职机关的工资在悄然上涨。那谢军在京东五中读高中时，每周谢明坤给他七元钱，因为那时五中的食堂还有分制的饭票一份有些许肉片的炒土豆片也就两角钱，一个馒头五分钱，一个油饼八分钱；在1989年谢军到甘肃兰州读金城大学后，谢明坤每月给谢军的生活费和其它费用是一百元，可见，谢明坤的工资是远高于一百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