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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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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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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往事(第二部)》连载

第一百四十四章 谢明坤的哼哈噢三将(二)

暴力抗法,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大部分被执行人,也只是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泼皮无赖形象,而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官,对付这种人大致是带走拘留,同时查封起往来账目,必要时可以将其银行账号冻结;对于拒不还款的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如房产、不动产予以封存、拍卖处理。

1990年代,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三角债确是一大顽疾,债主低声下气的成了“孙子”,恨不得跪求借债的“还我钱吧,求求您了!”而借债的成了爷爷,被追得紧了,借债人心情高兴了,兴许就还上一些,那债主于是千恩万谢。那时尚没有“信用等级”一说,银行也不能都独善其身,坏账也可谓水涨船高。那时的农民工,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离开他们的农村社区,到城市的工地上打工挣钱的,已成势不可挡之势,而到了年底,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工常常拿不到劳动报酬,或者不能足额拿到劳动所得,回乡过年也是满心委屈,那些拿不到劳动报酬的,恨不得不能回乡过年,有想不开的农民工甚至因此走上绝路。农民工讨薪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出手了,拿它当成了一大社会问题来解决。有关部门要求雇佣农民工的单位等,足额发放农民工劳动报酬。显然,在当时,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社会问题,辛苦了一年的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在临近春节时候拿不到劳动报酬,或者只拿到了一部分,对于留守在农村老家的老人和孩子,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如何交代?广大的被欠薪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们如何过年不说,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欠薪成风,社会信用度差,出门打工的农民们又如何能放心地开心地做工?缺少了农民工的工地,其建设速度又如何能够正常进行?农民工辛勤劳动换来的不是应得的劳动报酬,而是欠薪或“空头欠条”,从社会公平和信用度来说,那些雇工者真是缺了大德了!“缺德”尚在其次,这种情况一旦成为趋势,势必影响社会稳定,进而影响社会发展。

那时的“三角债”问题同农民工欠薪问题一样,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或者说是社会顽疾,就像谢明坤去外地强制执行的那个案子的被执行人说的那样——“我有钱,可是我又‘没钱’!说有钱,是因为人家欠我二百四十万,我何尝没钱?可是,那是账面上的应收账款,别人欠我钱,我收不回来,不就等于我没钱吗?说到底,这是‘三角债’!我欠别人的,别人欠我的,你要我拿什么还钱?”

谢明坤自打退伍进入到太原市公安局工作之后,便养成了一副冷面孔,在他脸上很少见到笑容,那是因为他每天面对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至少不是良民,用善意的微笑去对待这类人,会助长他们的戾气,所以,时间长了,他便成为了“冷面谢明坤”。在调回到京东县法院工作之后,面对的是原告、被告,也大致不能用善意的微笑示人,善意的微笑,会让原被告有不严肃的印象。

对于女法官张瑞华到外地执行遇暴力抗法的情况,作为执行庭长的谢明坤,心中憋屈且恼火,在其办公室,他大声地和康向东、赵树桐道,“这还是不是中国的领土?这还是不是法治社会?法律的尊严还要不要维护?这种暴力抗法的情况如果不制止,那我们执行法官的震慑力何在?法官本身的人身安全何在?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向院领导汇报,我要给高法通报情况,请他们给个说法!”

在京东这片土地上,法院执行庭的法官从未遇到过如此蛮横的抗法行为。那作为一庭之长的谢明坤,在走访各乡镇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是乡镇一把手接待,对于这位代表法院的庭长谢明坤,他们一般会和颜悦色地予以高规格安排,这一情形,作为哼哈二将的康向东和赵树桐都瞧在了眼里;还有他们没瞧见的,那作为噢将的马瑞连则是瞧见了的,就是京东县政法委的张书记,对待谢明坤也是客客气气的,用询问和商量的语气同谢明坤说话;那马瑞连的老丈人的王姓副县长,对待谢明坤也是礼遇有加。那虽说是官场上的礼貌及交往方式,而在旁观者看来,就是一种尊重。不论是政法委的张书记,还是县政府的王副县长,都是和法院院长熊振铎平起平坐的讨论事情的,在京东县里有权势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对法院执行庭的一个庭长客气有加,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实际权力很大的职务,与其说他们是在给谢明坤面子,不如说他们是在给这个职务以尊重。而长时间受到这种礼遇的谢明坤,在外地却遇到被执行人的非礼甚至是推搡对待,那谢明坤的心中的怒火之盛,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时,执行难的问题是整个法院系统的难题,那判决生效而执行不了的经济纠纷类案件,最终都要转移到执行庭。面对众多的此类案件,让谁去主办承接某个案子,执行的进度如何,作为庭长的谢明坤是否对其严加督促,与顺其自然,其结果大致是不同的。

对于噢将马瑞连的老丈人,即王副县长而言,他的姑爷在人家手下当差,对姑爷的直接领导客气一点,工作遇到些许问题,请谢庭长多加关照,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马瑞连喜好喝酒,一次酒后夜深之时,马瑞连驾驶的长安牌警用面包车撞到了马路牙子以至于车子侧翻,好在马瑞连福大命大,只有些许擦伤,而侧翻的警车是必要修理的。万幸没有发生更为严重的交通事故,而1990年代尚没有酒驾入刑之说,且路上也无甚监控探头,那谢明坤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便给他的干儿子,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打电话,要他立即派拖车将事故车拖走并清理好现场,于是这件事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过去了。至于修理费用,那马瑞连是准备好了承担的,但当事故车修理好开回法院之后,谢明坤则没有计较,该多少钱,就那么按普通维修予以报销处理。谢明坤不光要维护副县长姑爷的面子,同样要维护“执行庭”的脸面,你这个庭出现一个酒后发生交通事故的,这说来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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