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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向东越来越瞧得清楚，妻子安兰不是个围着锅台转的小女人，也不是那种以家庭和丈夫为中心的妇女，安兰是个事业型的女性。休息日的时候，她或许还会下厨房炒菜做饭，平时下班后，大多到离得很近的父母家吃饭；向东因为工作和应酬等情况，几乎很少回家吃饭，尤其是晚饭，这也就造成了安兰的晚饭常常是父母家吃的。日子长了，向东和安兰自己的不起火，几乎成了常态。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两个人的感情，年轻人该有的甜蜜与激情，向东和安兰一样在婚后尽情地享受着，直到安兰发现自己身怀有孕为止。
养儿育女是人之所以结婚的目的之一，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年代，人们对生儿育女倍加的重视，在生育的健康的宝宝之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这对夫妻，共同呵护一个孩子的情况比比皆是。而这种宠爱常常使得不明就里的孩子在心灵上发生了扭曲抑或可以说是错觉，唯我独尊的小霸王，又何止一个两个。那个谢军初次见面，就显出个性的康安，大致就是在这种“呵护”成长起来的孩子之一。
在得知安兰怀孕之后，单位领导说，安兰可以晚来早走，也可以不用天天应时按点地来上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头等大事。但天性要强的安兰却笑着说能保护好自己。
那时北京到京东的公交因为运力不足而异常的拥挤，售票员辗转于车厢之中挂着卖票夹子卖票，常常被挤得浑身冒汗。公交车无所谓超载一说，而不超员的公交车，几乎是没有的，像来往于京东与北京城之间的两条线路，都是拥挤非常的热门线路。从郎家园发往京东的公交车，常常关不上车门，即便是这样，未能成功上车的乘客们还是你推我、我推他的往车上挤。那时有一段相声说得好，“登上脚蹬板儿，立刻变心眼儿”，拼着命挤上了车的乘客，或疾或缓地喊，“嗨，上不来的，等下辆（车）吧！”而还在车门下面的乘客，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运足劲，大力地推前面人的身体，可想而知，关上门的公交车内有多么的拥挤，那是想转个身都费劲的；而当到站下车时，那身在车厢内部的乘客，也是拼了命的往车门处挤，杀出重重包围，方才能够中途下车。这样的乘车条件，在如今热门线路的地铁高峰期，还隐约可见，交通通勤上下班，那确是一种考验。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状，像安兰这样的通勤上班族，已经习以为常。在这样的乘车通勤条件下，作为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即便当时的人有公德心，礼让了这类乘车群体，但保不齐在上下车的拥挤过程中，会受到挤压磕碰。
鉴于城市交通的这种运力不足极度拥挤的这种状况，“小公共”出现了，那是一种统一管理、个体运营管理机制。那是统一了车型和标识的能坐十五个人左右的中型面包车，小公共和到站停车，上下客后缓步启动的大公交不同，小公共异常的灵活，有招手即停的“美誉”。不论是否是公交站，只要马路边有人招手示意，小公共会眼疾手快地靠过去停车上人；而如果车上的乘客说，“师傅，在前面那棵树那停一下，我要下车。”司机听后定会慨然应允。小公共的灵活性使得它成为了一些人的出门选择，也成为了当时大公交运力不足的有力补充，虽然价格明显高于大公交，且“月票”在这里不可以使用，但较之于大公交的现状，显然要更加舒适一些的乘车体验，在速度也常常要更快一些的小公共，它成为了上班路一种不错出行替代乘坐工具。
在满员的情况下，小公共司乘人员，会一路哼着小曲心情大好地加大油门赶路；而在乘客未满，已上车的乘客又要求尽快发车的情况下，司乘人员便有一种被胁迫上路的怒气，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亮亮小公共同时上路时，便会出现相互追逐的情况，而一旦路边有人招手，速度快的那一辆常常会捷足先登地争取到新乘客，之后它难免被后面的同行超过，再后来路上便发生了两辆甚或是三辆小公共竞相追逐、猛打方向、相互别车以及急刹车等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令车上的乘客胆战心惊，而司乘人员常常觉得很刺激。小公共上的售票员一般或坐或立在车门处，以方便开车门上下客，他们大多是中青年人，有男性也有女性，有时干脆开着车门行驶，他们大声吆喝揽客的声音和情状，差不多成为了当时京城的一景。那谢桂华和陈志忠的三儿子春生，和他二嫂即仲平的媳妇，在1990年代中期弄到一辆跑东三环团结湖到北三环人民大学302路沿线的小公共，那是一条京城内的极热门线路，这样的场景便天天得见。
生长于单亲家庭里的康向东，在退役之后便落脚在了京东县法院。他没有像柳树墩和白文明一样安心做个法警，但在做了法警之后，他便偷窥到了“权力”的诱惑，普通法官、某庭的副庭长、庭长，他的顶头上司院办的李主任，都成了他仰慕的对象，虽然他还少有体验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但以他的聪明，是看得到至少是听得到那些事情的，于是一种“向上”的心，便在潜滋暗长中生了出来。
和安兰的交往，直至最后成为了夫妻，又使他看到了命运的“不公”，有些人可以凭借命运的安排，轻松赚取到高收入；又有些人，通过下海经商，成为了最先富裕起来的那批人，在人们还普遍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年代，便有了骑车开……这些改革开放之初呈现出来的万花筒般的社会现象，并没有迷花了向东的双眼，他又坚定地认识到，他也得凭本事吃饭，而这个“本事”，是学习和磨练出来的。他不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伶俐，在这方面，他甚至高于常人，但说到底，在恢复了高考之后，法院里的法官，是需要相关的法律知识做基础的，而如何确认某个人法律知识的高低，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有没有“文凭”，他有什么样的“文凭”。基于这个想法，康向东开启了“学习”之路，他既然没有安兰一样的好父亲做依靠，他便只有低头努力（包括好好学习和好好做事），才能有一个令他满意的前程。
“机会”，常常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这是中学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而在做法警之初，康向东便开始做其准备，他进入了法院系统承认的法律大专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之后他顺利拿到了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这令他在京东县法院的法警之中脱颖而出。恰逢那一年法院执行庭扩编，向东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执行庭法官，而就在那一年，他和相识、相知的安兰结成伉俪，这是双喜临门的一年，在品尝婚姻快乐的同时，向东没有忘记曾经的愿景——自己要做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不是只做一个普通法官，这是在这个“愿景”的巨大的动力作用下，康向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和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