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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是平级调动，就是升级调动，安兰心里都不会予以考虑。在她看来，京城里的工作生活环境，都是县城里所无法比拟的。而在康向东看来，却不是那样，他总以为安兰的心中有一种虚幻的但又是瞧得见的优越感。
安兰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向东问过安兰，那大致有他的一倍到两倍之多，这是工资条的数字，那些诸如福利分房和其它隐性福利是没有计算在内的，总之，两人结婚之后，安兰没有主动向康法官要过薪酬收入，而有一次向东主动将部分工资上缴的时候，安兰笑着说，“你的工资，留着自己花吧！在社会上打拼，总得交几个朋友，还有你过去的在京东工作生活居住的战友，交朋友就得组织饭局，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所以你就留着自便吧！”
真要调回京东来，在福利分房上就差了一大截子，京东的房价，比安兰他们单位在城区分到的房子的价格，相差没有十倍，也得有五倍，这样算起来，调回京东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一点，直到安兰真的分到了房子的时候，康向东才算真正看清楚。
安兰有一兄一弟，其兄被父亲老安安排到了某银行工作，她的弟弟，则由父亲安排进了京东县供电局。老安是情商很高的那种人，人脉广人缘好，他的孩子们的工作单位，都是令人羡慕的收入高的好单位。当他听说女儿交了在法院工作的男朋友之后，老安便眼前一亮。即便是安兰和康向东结识交往的1980年代中期，法院系统的薪资收入还是偏低的，但社会上已经有传言国家要实行“公务员制度”，之后薪资收入上涨是大势所趋。虽然当时在这类系统中的工作人员的薪酬远不及供电系统，甚至低于一般的社会企业，但它未尝不是潜力股。在供电局工作，挣钱易如反掌的老安的心中，钱多钱少不是事情，而那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信号已经释放出来，一旦施行，随着公务员制度的推行，他们的薪酬待遇会大幅度提高，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让公务员成为人人向往的职业，是大势所趋。这一点，马瑞连的老丈人王副县长看得清楚，因此才把身为小学教师的马瑞连找机会调入了法院。那时国外有一种“高薪养廉”的思想，这种论调传入中国后，对施行公务员制度以及提高公务员的待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那站得高、看得远的王副县长对此看得比一般老百姓要清楚得多，而作为京东供电系统的元老，那老安也是有这方面的远见的，那时，公检法系统必将成为热门职业。那法院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权力也是尽人皆知的。老安善于与各类人打交道，可谓八面玲珑不失风度，孩子们常常戏称他为老帅哥，而在老安见到未来的女婿康向东的时候，那一米八的个头儿，那一脸的稍嫌稚嫩的正气的面孔，他便不加掩饰地笑了。可谓一表人才的康向东，立即得到老安的认可，一次酒后，他竟当着全家人的面道，“向东向东，我的半个儿啊，哈哈哈！”弄得安兰红着脸说，“爸爸，您喝点酒就瞎说！”“我没有瞎说！我说的是心里话！”
那时，向东已经在攻读法院系统内承认的大专班，于是老安更是毫无疑虑地同意了女儿和向东的婚事，并将早已经为他们准备作为婚房的85平米的两居室的钥匙，交到了女儿手里。
康向东的妻子安兰，是名退伍军人，退役后直接分配到了市供电局工作，在中国经济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1980、1990年代，能到供电系统工作就等于掉进了蜜罐里，他们的工资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安兰的父亲是京东县供电局物资公司的总经理，那是一个几乎尽人皆知的垄断部门。供电局要求社会企业，必须使用他们物资公司提供的变压器、电缆线之类的物资，他们的借口是，用电单位自采的这类物资，在安全上没有保障，如果不使用他们提供的电器材料，他们不予认可也不予安装。冠冕堂皇的借口，使得京东县物资工资公司成为了身不动膀不摇就能轻松赚得盆满钵满的垄断企业。
也有用电企业表示过不满，并反映到他们的上级单位甚至是县政府，但县供电局的答复是，如果因为用了他们自采的电器设备，一旦出现用电安全问题，谁负责？这个答复传到上级单位抑或是政府部门，那些不满的用电企业得到了如石牛入海没有反应了的答复，谁也不愿意为因此而导致的用电事故承担责任，于是，京东县供电局物资公司，就成为了赚得大把利润的龙头企业，在这个单位当一把手，怕是给个副局长都不换的。安兰的父亲，恰恰就是工作在这个职务上，他在供电系统的人脉和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收入也是别人所望尘莫及的。
老安老早就想好了外孙子的名字，就叫“康安”吧！如果是外孙女，就叫“康安娜”！后来，康向东和安兰的儿子就是康安。谢军第一次见到他，康安还是个幼儿园的孩子，谢军蹲身欲抱之时，却遭到了小家伙的激烈抗拒，对于陌生人的狎昵之举，康安是极其抗拒的，即便是摸头或是附身与其对话，康安都会做出逃避甚至是厌恶的表示。就这样，一个干净漂亮又拒陌生人于千里之外的小孩子，给二十岁的谢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怒发冲冠时圆睁了双眼，敢将有权势的被执行单位的法人代表，铐在货车上游街示众，事后拒不接受领导批评的执行法官康向东，对于儿子的宠爱差不多也是尽人皆知的，说他是宠儿狂魔，怕也不为过，提起儿子，他会收敛起严肃阴沉的脸色，笑得眯起了眼睛，像是迅速绽放的花朵。
1990年春节过后，寒假结束后的谢军，由父亲谢明坤安排康向东开来了一辆小轿车接走的。向东开车从东过来，越过大秦铁路道口时便遇到了问题。那一年的冬天是个暖冬，且降水频繁，雪花到了地上便迅速化成了水，于是乡村便见出泥泞。那时东燕高速还叫“京哈高速”，据说规划得很明白，那是一条从北京，经京东进入河北燕郊三河，之后通向东北，直至北国冰城哈尔滨的一条高速公路。但规划得再好，架不住某个省不作为，或者他们以为难度太大，于是这条本来应该名为“京哈”的高速公路，最终在修过潮白河大桥之后，便汇入了京榆国道。以此，原先位于其南侧约十公里的“京沈高速”，后来被更名为“京哈高速”，而1989年动工的这条短短的高速公路就被命名为了“东燕高速”。1989年末、1990年初的那个冬天，过多的降水使得这条修筑好了路基的公路，成为了一条横亘在新屯村、不老屯人眼前的一条土黄色的屏障，那本就泥泞的乡村公路，因为这条仅有土方工程的半拉子公路于是更加的泥泞，以至于康向东驾驶来新屯村，送谢军去北京站上学的小轿车竟陷在了泥泽中，最后还是请村子里出动一台推土机，将轿车拖出泥沼，接入新屯村，方才摆脱淤泥的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