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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有福四年级那年，在夏维良的带领下，夏村夏粮麦子平均亩产369斤，秋粮水稻平均亩产442斤，夏村大队第三生产队成了夏村大队第一个亩产达800斤的生产队，夏村大队把三队树为典型，公社也几次组织各大队到三队开现场会，推广夏村三队“上纲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夏维良也成为全公社的名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三队之所以成为典型，都是三队的社员群众苦干实干加巧干，干出来的。维良之所以成为名人，也是维良的工作有方，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他一马当先，干在前头，当好了表率。别人挑一百斤的担子，维良总要挑一百五十斤以上；别人捞水草捞一船，维良总要比其他人多捞一船。群众看干部，社员看队长，队长做了好样子，生产队的工作自然而然就不用多操什么心了。公社蹲点的副书记郑秉贵对夏维良非常赏识，年底，维良被公社提拔为夏村大队革委会主任。
第二年，大队老支书因年龄大退了，维良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夏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夏维良官运亨通，他虽然表面上没有显山露水，但内心里是充满喜悦的。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就当上了夏村大队的最高领导，这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打算为夏村大队的社员群众多办点实事，多做点好事。
维良当上大队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夏村小学扩班，他到小学找到教语文的先生，让他们向公社打报告，请求公社给夏村小学增加一个班，再分配两个老师，让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就在本大队上学，理由是：五年级学生到九灶上学路途远，还要过渡船，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文教干事在公社开三级干部大会时找到夏维良，表示说：“公社同意夏村小学扩一个五年级班，但没有钱给夏村，大队自己想办法解决教室和学桌的问题。”
维良稍作思考：“少给我们一点也可以啊！”
“没有，一分钱也没有，这是公社两委的决定。”文教干事的回复十分肯定。
维良回到大队，召开了大队干部会，传达了公社的意见，要求大队干部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民兵营长夏有桥首先开了口：“既然公社不拨钱，那就不扩这个班，大队哪来的钱？”
“扩班得先建教室，得要砖、要瓦、要木料，到各生产队筹，也是有难度的。”治保主任方庆尧接过话茬。
大队会计算了一下账：“六个生产队筹，勉强也只能够扩班的学桌……”
几个大队干部你一言我一语，盘算来盘算去，结论还得书记拿。维良与刚上任的大队革委会主任交换了一下意见，对着全体与会人员表示：“学校围河外就是四队的队房，我看把四队的队房先腾出来当教室，各生产队筹的钱先用于购置学桌，把毕业班先办起来，等以后有钱了再建教室。”
教室和学桌的事算是有了着落。距离开学不到三天，这扩班后的教师没到位，维良又跑到公社找文教干事，文教干事一脸为难：“我们公社也很是头疼，正规学校的教师也配不到位，只能分配给你们夏村一个教数学的老师，这已经是给你夏书记天大的面子了。”
文教干事又把这个难事推给了大队，维良只好硬着头皮自力更生。
回到大队后，维良排了排夏村大队读过中学的，共四个人，两个去当兵了，另外两个人，一人在供销社上班，还有一人是公社电影放映员。当兵的不谈，其余两个人又能有谁愿意回来当代课老师呢？维良知道，这个口开都不要开。
那次公社召开教师大会，公社副书记郑秉贵在大会上鼓励教师：“同志们哪，要好好教书好好干，对教学工作有突出成绩的老师，我向公社革委会保举，可提拔到供销社当营业员嘛！”
人家在供销社上着班，在电影放映队干得好好的，能回大队来当你的代课老师吗？那是天方夜谭，夏维良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和大队主任反复商量，也没有找出好法子来，但他们都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六生产队的陈传轩。
可夏有桥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是袁显万的外甥，还游过乡，被社员群众批斗过……”
夏有桥还要往下说，被维良打断了话。
“要不，你来找一个。”夏维良试图找出一个妥当的办法。
这下把夏有桥给难住了，他关心的不是这些，学校的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他压根儿没想过。
开学了，陈传轩做了夏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没有工资，由生产队开工分。陈传轩教五年级语文，公社分配的那位老师教五年级数学。
有福和其他同学一样，没出夏村就完成了小学的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