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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半准时出现在了李白甫的办公室，因为他等这一刻不是等了一天，而是等了两年。实际上，亨利还不到五点钟就来到哈佛学院了，但他一直坐在车里，直等到快到约定的时间了，他才走下车朝李白甫的办公室走去。亨利有一个行事准则：与人相约必须准时。这便是他早到的原因。在去李白甫的办公室的一路上，亨利看着沿途的一幢幢建筑物感慨良多，因为哈佛也是亨利的母校。但亨利中途肄业了。因为当亨利每天抱着书本坐在教室里听课时，亨利突然发现他一点也不喜欢他选的这个专业，自从入学后，他一直过着一种枯燥、乏味、毫无乐趣的生活。每天被迫灌输一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机械地听着课，做着笔记，内心里非常排斥，但表面上或者说行动上却不得不假装出一副很努力的样子，他很想记住那些导师说很有用的知识，但在内心深处，他烦透了这些东西。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后来亨利实在是一下也不想坚持了，他肄业了。肄业后，亨利突然发现世界太美妙了，生活太美好了。而这时亨利突然对学识有了极大的兴趣，他渴望掠夺一切他想了解的学识，于是亨利开始争分夺秒地学习，学习一切他感兴趣的东西，就这样五年后，亨利凭借着非凡的才华与学识进了纽约市警察局，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个职位，并在这个职位上奉献着他的热血与青春。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卫·卡梅隆的这个案件尘埃落定后，亨利依然怀着满腔的热情对卡梅隆这个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探索欲，因为他早就超越了个人主义，亨利是站在整个人类命运的全局上在研究卡梅隆的心理。亨利非常清楚，卡梅隆的行为代表了某种精神诉求，而这种精神诉求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诉求的一股支流，不容小觑。
假如亨利像其他一些行尸走肉般的人一样，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工作而工作，既没有对学习产生过热情，也没有对工作产生过热情，那么，亨利就像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把大卫·卡梅隆只看成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杀人犯，他们不会问卡梅隆为什么会成为杀人犯，就像他们从来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工作一样。出现了一个杀人犯，领导要我抓，我就抓，抓住了，这个案件就结束了。这就是他们每天的工作内容。人们都要学习，学习可以获得文凭，有文凭就能找到好工作。正是这种动机使他们获得了纽约市警察局的一份工作，他们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反正就是机械地工作，用工作换来的报酬维持生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一直过着一种有工作，却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在生活，却不知道生活的乐趣是什么的生活。
这些人永远不懂亨利的那种激情，对工作的激情，对研究卡梅隆心理的那种激情。他们甚至认为亨利就是个大傻子。很明显，案情已经结束，你还东奔西跑地研究卡梅隆这个人渣，这不是吃饱撑的是什么？你有这点闲工夫去娱乐娱乐多好。去喝喝酒，去泡泡妞，愉悦愉悦身心，不是更好吗？这些人的追求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猪栏”的生活。
亨利也明白这些人永远不知道所有有用的学识都不一定非要在学校里获得。恰恰相反，真正有用的学识都是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在校园外获得的。而正是这些知识使亨利过着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干着一份充满热情的工作，享受其中，永不知疲倦，更不知什么叫厌倦。想到这一层，亨利笑了。
当亨利来到李白甫的办公室时，李白甫正在翻阅一本《恐龙百科》。
“没想到你对恐龙也感兴趣！”亨利一边说，一边在办公桌另一边的那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李白甫微微一笑，合上书本，并把它推到一边。亨利瞥了一眼书的封面，然后把目光移到李白甫的脸上。李白甫的脸色灰暗，眼神无光，精神疲倦，显然他昨天没有睡好。
“你说恐龙这个物种为什么会灭亡？”李白甫劈头盖脸地问了亨利这样一个问题。
亨利耸耸肩，伸出双手，与此同时嘴角一撇，表示他也不知道。
“既然恐龙如此庞大的一个物种最终都毁灭了，”李白甫又问，“你说我们人类会不会某一天也会灭亡？”
“这是必然的。”亨利非常肯定地说。
“何以见得？”
“人工智能一出现，人类已经毁灭一半了。”
李白甫摇摇头，表示他不赞同这一观点。
“人类最终都会走向热寂，这是宇宙的终极命运。”亨利又说。
“这只是一种假说。”
'“假着假着就变成真的了，”亨利应道，“再说了，我来见你不是为了和你探讨生命的起源与人类的终结这一问题的。我来是想知道你昨天见过卡梅隆后有什么感触？”
一听到“卡梅隆”这三个字，李白甫不自觉地把身体靠在椅背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怎么？这个人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吗？”亨利不由自主地这样问道。
“你知道竞技体育是怎么诞生的吗？”
“你指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吗？”亨利反问。
“是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亨利胸有成竹地回答，“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停办一千五百年后，法国人顾拜旦于十九世纪末提出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倡议。一八九四年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八九六年希腊雅典举办了首届奥运会……”
“你读过《荷马史诗》吗？”李白甫打断了亨利的话。
“当然，”亨利得意地说，“作为一位正经八百的美国人，怎么可以不读《荷马史诗》呢！《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都通读过，而且读了不止一次。太美妙了！”
“你知道吗？”李白甫接过话说，“卡梅隆把自己看成是万神之父宙斯。”
“我不懂，”亨利茫然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你读过《荷马史诗》，就知道特洛伊战争。”
亨利点点头。
“在特洛伊战争中，”李白甫继续说道，“是谁决定希腊人和特洛伊人输赢的？”
“当然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圣山上的万神之父宙斯了。”亨利回答。
“没错，宙斯让谁赢，谁就赢；宙斯让谁死，谁就不得不死。这是神对人的控制，这也是神给予人的不得不接受的命运。”李白甫说，“我们知道，这不关乎人的好坏，只关乎宙斯的喜恶。”
“可是，这和卡梅隆杀人有什么关系呢？”亨利一脸困惑地问道。
李白甫解释道：
“你在两年前和我提到了电影《七宗罪》。在这部电影中，约翰以天主教的七个原罪，即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为出发点，惩戒那些他认为有罪的人。原罪是真实存在的，但电影是虚构，可是导演用虚构的电影反映了人类世界所真实存在的问题，即人自身在生存环境下不自觉地就把这些原罪激发出来了。约翰杀人的动机是他在替天主教惩戒有罪的人。而卡梅隆认为死是人的宿命，人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活着本身。活到一定程度，你该死的时候就得死。”
“我还是不懂。”亨利无奈地说。
“这么和你说吧，”李白甫进一步解释道，“也就是说，卡梅隆认为人类世界是荒谬的。我相信你也看过卡梅隆的资料，知道他曾是耶鲁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位硕士研究生。你知道人文学研究的是什么吗？”
亨利谦逊地摇摇头。
“人文学研究的内容是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现实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李白甫耐心地解释道，“你知道，科学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一切科学都是一种‘物’学。但人文学则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一切人文学科都是一种‘人学’，也就是说，人文学是把人当做人，即一种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的。可是，卡梅隆没有完成学业，他中途肄业了。也就是说，在那一时期，卡梅隆对人文学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会突然失去兴趣？”
“觉得没啥用。”亨利脱口而出，对于曾经肄业的亨利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李白甫突然笑了，随后他说道：
“你说对了，卡梅隆觉得学那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果断地抛弃了那些理论知识。但是，我们不禁又要问，卡梅隆为什么认为学那些理论知识没有任何用处？”
“社会现实问题。”亨利又说，这又是他的感同身受之言。
李白甫点点头，顿了顿，继续讲道：
“一位教育家说：人文教育的本质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而去‘探究生命的意义’，也许会再次成为‘人们无法承受的一种奢侈’。事实的确如此。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但人类的精神世界却一度荒芜。我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对此一清二楚。可以这样说，人类的精神世界已经徘徊在你所说的那种‘热寂’的边缘了。放眼望去，都是一具具只追求物质享受的行尸走肉，没有理想，趋于短视，从上到下过着一种畸形的、颓废的、虚妄主义的、精神麻醉的现代生活。卡梅隆认为人类世界已无可救药，人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人类在精神上已经死亡，所以不必奢谈美德与否的问题。他专挑那些自认为有美德的人去杀，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比那些没有美德的人更虚伪，更可恶。”
“你认为卡梅隆在用杀戮行为以儆效尤？”
“不，”李白甫说，“没这么乐观，卡梅隆在与人类的精神覆灭同归于尽。他都把自己看成一个神了，作为人他早就死了，所以他不会把拯救人类当成自己的己任；作为神，他活着，在神的世界，他长生不老，永垂不朽。所以，在卡梅隆看来，他虽然现在被关在赖克斯岛监狱，但在他超脱的精神世界里，他是身居在奥林匹斯圣山上。这就是卡梅隆现在的精神现状。”
“太可怕了！”亨利用这四个字结束了这场谈话。
卡梅隆的这个案件或者说卡梅隆这个人，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可以说改变了李白甫和亨利的人生轨迹。而当李白甫和亨利的人生轨迹改变后，与他们有所牵扯和接触的人在命运的轨迹上也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这是作为人这个社会物种，这个关系物种，这个群居物种其命运的最奇特之处，也是最必然之处。一九六三年，爱德华·洛伦兹提出了“蝴蝶效应”，通俗易懂的说法是：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可能引发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也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系统中，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会导致不同事件发展的顺序有显著差异。常见延伸的看法是指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可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且巨大的链式反应。蝴蝶效应是一种混沌现象，说明了任何事物的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轨迹有规律可循，同时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有时还会适得其反，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影响事物的整体发展。
李白甫的人生轨迹完美地呈现了蝴蝶效应的这种说法。结束与亨利的这场谈话以后，接下来的三年时间，李白甫几乎很少回纽约的家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哈佛学院，不是任教，就是研学。哲学家叔本华在三十岁出版了《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以后，又作了《附录和补遗》。《附录和补遗》是对前一本书的补充和说明。而李白甫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做的也正是这样一件事。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李白甫不自觉地忽略了妻子的情感所需和精神所需，导致她自杀。玛格丽特自杀以后，李白甫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随着李白甫的人生的剧变，他的双亲李勇和吴星星的人生不可避免地也发生了改变。当得知儿媳自杀的消息以后，吴星星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作为婆婆，她甚至于比艾尔莎这位亲生母亲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虽然当了五年玛格丽特的婆婆，吴星星仅仅见过玛格丽特三面，但悲痛之情却溢于言表。这是因为吴星星悲痛的不单单是儿媳的早亡，更多悲痛的是自己的荣耀感随着儿媳的去世灰飞烟灭。
吴星星是一位靠经营布匹生意维持家计的小商贩，但在本质上她是一位典型的市井小民。吴星星的身上虽然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优点，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无法回避、显而易见的缺点。也就是说，作为市井小民的那些共有的缺点，吴星星一项也不缺。她爱攀比，虚荣心极强，又有那种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商人心理。吴星星培养出李白甫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是出乎她的预料的。为什么说李白甫的成就是出乎他母亲的预料的，是因为吴星星从来没想过她的儿子最后会跨越国际获得学识，跨越国际缔结婚姻，他的儿子凭借一己之力跨越了社会阶层，从小市民阶层一下子跨越到无法定位的一个至高无上的阶层。为什么说无法定位，因为李白甫那时既是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婿，又是维也纳大学的一位出名的年轻讲师，同时还是一位名声大振的心理学家。在吴星星看来，她的儿子几乎把所有的好运都集于一身了，因此，那时的吴星星在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面前要多洋洋得意就有多洋洋得意。吴星星的那种荣耀感达到了她一生中的巅峰时刻。
李勇是一个比较理智的男人，他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明白什么叫世事难料，什么叫物极必反。因此，他经常对妻子说：“你要低调一点儿，不可过分炫耀。在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人与幸运了。 你现在凭借着儿子享受了极大的尊荣与富贵，但有一天，你很可能还是因为儿子而感受到什么叫打击与重创。所以，把这虚华的一切看得平平淡淡的，克制你的虚荣心，抑制你的炫耀欲，好好经营咱们的布匹生意，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其他都是过眼云烟。”
假如吴星星听得劝，又有几分悟性，智慧也没有在虚荣面前黯然失色，她一定会听从丈夫的劝导，低调内敛一些。但是没有，像所有胸大无脑、不善于思考的女人一样，那时的吴星星得意忘形，把丈夫的话当作耳旁风。因此五年后，她的精神被儿子的命运的变数打垮了，后来一蹶不振。其实在本质上，打垮吴星星的不是她儿子的命运的变数，而是她的虚荣与固执。
李白甫的人生发生变数的那一时期，吴星星正处在更年期，双重夹击，由于心情长久的极度压抑与烦闷，她后来换了乳腺癌。妻子得病后，李勇的精神状态也不佳，他关掉了店铺，一心一意照顾着患病的妻子。吴星星在术后又活了五年去世了。她去世以后，李勇一直孤单地过着晚年生活，在九十三岁高龄的那一年，这个男人也离开了人世。
当然以上都是后话，因为于李白甫个人而言，他人生的变故也只是一种变故，这种变故导致了他生活状态的改变、他心境的改变、他余生要走的路的改变。但只要他还活着，过去就必然只是过去，过去也只可能是过去，过去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记忆。但这记忆你若想把它当成记忆珍藏在心底，偶尔拿出来晾一晾，晒一晒，回顾一番当年的欢乐与痛苦，那它就是记忆；你若不想把它当做记忆珍藏在心底，那就让它与过去一同殉葬，直接一去不复返。人，无论经历多少不幸与苦难、悲欢与离合，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始终拥有的要加倍珍惜；人，要始终往前看，要自强不息，这是人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