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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甫在赖克斯岛监狱见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大卫·卡梅隆。卡梅隆时年四十三岁，已在狱中服刑二年。李白甫为什么要去赖克斯岛监狱见卡梅隆，是因为他由默尔索这个虚构人物想到了卡梅隆这个现实当中的真实人物。在李白甫看来，卡梅隆和默尔索在社会学的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共性：即他们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反映在客体世界，既体现了客体世界的荒谬性，也体现了主体个体的荒谬性。
卡梅隆被抓的那一年，李白甫刚结婚不久，他和妻子玛格丽特搬来纽约定居。他们之所以要离开维也纳，是因为玛格丽特不想在离母亲很近的地方生活，正好那时李白甫又接到哈佛大学的盛情邀请，校方希望李白甫能来哈佛大学任教——美国有这样一个特点：恨不得把全世界的人才网罗到自己的国家，为己所用——夫妻二人商量后，决定接受邀请，于是他们举家迁到美国。对李白甫来说，他们最好定居在剑桥市或者波士顿，因为离哈佛大学近，但玛格丽特对纽约有一种独特的喜爱之情，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最后李白甫按着妻子的意愿定居在了纽约市。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夫妻俩聚少离多，玛格丽特一直在纽约生活，偶尔会随同丈夫去哈佛学院住几天，而李白甫自从搬来美国后就一直两头跑。有课的时候，他就住在哈佛学院，没课的时候，他就回到纽约陪在妻子身边。
这一时期，李白甫在心理学界非常出名，因为他的《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阐述、分析和批判》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心理学界的极大反响。李白甫一来纽约，亨利·雷蒙德就登门拜访了他。亨利·雷蒙德是纽约警察局的一位刑事警官，他刚刚把大卫·卡梅隆抓捕归案，对这个罪犯的心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想让李白甫这位出名的心理学家介入研究一下卡梅隆这个变态的心理特征。这是亨利的原话，他称卡梅隆为变态。
“想必你已经听说这个震惊中外的案件了吧？”亨利翘着二郎腿坐在李白甫书房的靠背沙发上，用故友似的语气问他。事实上，这是亨利和李白甫第一次见面。
李白甫摇摇头。他非常讨厌这位警官，因为这位不请自来的警官扰了李白甫的清宁。站在李白甫个人的立场，即便大卫·卡梅隆把全纽约市的人都杀了，和他又有什么相干。但亨利不这样想。现在于亨利而言，已不是职责所需，因为大卫·卡梅隆被判终生监禁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他无需再为这个人渣浪费一丁点时间和精力了。卡梅隆应该像一条臭虫一样被遗忘，让他在赖克斯岛监狱的一个冰冷的角落里自生自灭。但是亨利是个以抓捕罪犯为快感的警察，而且在亨利的性格特点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征，他喜欢研究那些被他称为变态的罪犯的心理，尽管他并不是一位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学者。亨利单纯地只是喜欢。
因此，李白甫一来纽约，亨利就找上门来。无需讳言，对李白甫而言，这绝对是一种肯定，也就是说亨利相当肯定李白甫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他相信李白甫一定能研究透卡梅隆的心理。所以他不请自来。但是对李白甫来说，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肯定，我只要自己相信自己就可以了，即便全世界否定我，我也无所谓。所以，亨利的不请自来让李白甫异常反感，但李白甫还是礼貌地接待了这位充满激情的警官。
见李白甫摇头，亨利微微一笑。
“有烟吗？”亨利放下腿，坐直身体，问道。
“我从不沾染那玩意儿。”李白甫应道。
亨利又笑了。这是亨利对学者的那种自视清高的讥讽之笑。李白甫明白这一点，当然亨利也没有掩饰。
“你对大卫·卡梅隆这个人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吗？”亨利又一本正经地问。
“不感兴趣。”
“你知道这个案件吗？”
“知道一点儿。”
“你是怎么想的？”
“我没有任何想法。”李白甫轻描淡写地回答。
“我会让你有想法的。”亨利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道。在亨利的身上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从不否定别人的想法，但是为了让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他也从不放弃说服别人依着自己的想法办事儿。此刻，这种特点就完美地体现出来了。亨利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卡梅隆在一年时间杀了十二个人，也就是说他平均一个月杀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有些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只杀女孩，他们先奸后杀；有些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只杀有罪的人，像电影《七宗罪》里的约翰。但是卡梅隆正好相反，他是男人女人都杀，而且只杀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有美德，而别人也认为他们有美德的人，他只杀这种人。被卡梅隆所杀的这十二个人当中六个是男人、六个是女人。这十二个人来自各行各业，都有自身应该具备的美德，几乎没有任何不良行为，而且他们也不认识卡梅隆，据调查显示，他们也从未和这个人结怨，而卡梅隆就那样几乎是不眨眼地把这些人杀害了。”
李白甫只是若有所思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这是我拿来的有关于卡梅隆和那十二个受害人的资料，有时间你可以翻阅一下。”亨利一边说，一边把这些资料从公文包里拿出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李白甫瞥了一眼那踏厚厚的资料，但依旧没有吱声。亨利明白他应该离开了，剩下的事情只能依靠这位心理学家的取向去推动了。亨利虽然很年轻，他刚三十出头，但他的心智却一点也不“年轻”，他早就知道一个人的心理就像宇宙的黑洞一样神秘莫测。亨利对卡梅隆的心理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探索欲，但此刻，在李白甫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心理学家的书房，亨利突然觉得李白甫的心理和卡梅隆的心理其实如出一辙，该怎么形容呢，就是那个黑洞，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里面肯定有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像浩瀚的宇宙和无垠的大海一样，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亨利为什么会这样想，是因为李白甫此刻的表现。李白甫的表现让亨利看到作为一位心理学家的那种心理学性。“心理学性”是亨利在这一刻提出的一个新名词。这个新名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病态特征。也就是说亨利认为李白甫就是被认为有病态心理的那些人的代言者和总结者。想到这一层，亨利在心里暗暗地得意了一番，然后他站起身，准备离开。
“希望你看完资料后能主动联系我，我非常期待你的见解。”这是亨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
亨利离开后，李白甫并没有翻阅那些资料，而且他几乎立马就把这次会面和有关于卡梅隆这个杀人犯忘得一干二净了。几周后，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后，李白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阅报纸，这是一份纽约时报，突然他的目光被一篇报道吸引了，这篇报道通篇报道的就是大卫·卡梅隆这个人。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介绍了一位杀人犯，但撰写文章的人却给这个杀人犯冠以“传奇”的色彩。读完报道后，李白甫不自觉地站起身朝书房走去，这一整晚他把亨利拿给他的那些被他束之高阁的资料全部看完了，看完后，李白甫陷入沉思中。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书房坐了多长时间，因为玛格丽特在夜里醒来发现丈夫不在身边，她起身来到书房，见他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旁，也不知道他是在思考还是在发呆。
“亲爱的，你应该睡觉了，已经很晚了。”妻子提醒道。
“我这就去。”李白甫回答。于是他站起身跟着妻子来到卧室。
为什么李白甫对亨利·雷蒙德的来访那么反感，为什么李白甫对大卫·卡梅隆这个案件或者说这个人不感兴趣，是有原因的。原因有二：其一，使李白甫在心理学界声名鹊起的那本书是李白甫花了五年时间完成的，完成后，他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校对了三次，才最终定稿。这时李白甫才刚三十出头。可以这样说，李白甫几乎把他整个的青春献给了这本书。李白甫最终结了婚，不得不说这也是个奇迹，因为像他这种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学术研究的人是根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的。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阐述、分析和批判》这本书从构思到书写以及最终完稿的整个历程，姑且不说在创作过程中李白甫究竟耗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心血，单就“阐述”，“分析”和“批判”这三个词组，想要做到精准定位，李白甫就不得不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进行深入的思考，分析、研究各种典型的案例。而这些案例就是对个体行为的研究。众所周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一位精神病医师，既然是精神病医师，他研究的对象当然就是那些精神病人。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因此，于李白甫而言，在写那本书的过程中，他已经对那些被认为有精神疾病、做出过激行为的人研究得够够的了。因此，那本书一脱稿，李白甫一看到这种人、一听到有关于这种人的各种非议，出于条件反射，他在内心深处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感；其二，李白甫早就明白仅仅依靠一门学科——心理学——是拯救不了精神趋近毁灭的人类的。当然凭着他懂一点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也不可能拯救那些甘愿自我放弃、自我堕落的人。在李白甫看来，假如所有人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应运而生的心理学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的，而是需要彻底净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永远都无法战胜强大的生存环境。这就是李白甫为什么后来决定只教授心理学，而不愿做心理咨询的主要原因。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所以李白甫对登门造访的警员亨利·雷蒙德表现得那么冷淡。
无须怀疑，李白甫打算置身事外。这并不是因为作为一位中国人他对威胁纽约市市民的人身安危熟视无睹，而是因为李白甫明白对于有些事情，即便你热心地置身其中，想改变什么，但最终你会心灰意冷地发现你什么都改变不了。一见到亨利·雷蒙德，李白甫立刻就看出亨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激情澎湃。亨利和李白甫年纪相仿，正值人生中最斗志昂扬的时期，他把全部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并且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这一点从亨利主动找到李白甫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来。换作其他应付差事的人，当大卫·卡梅隆这个案件已经尘埃落定后，绝对不会再滋生事端，多管闲事，但亨利却没有这样做，他依然充满着充沛的激情，想以个人之力挖掘精神暗道的秘密。亨利的目的非常明确：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精神动因促使卡梅隆做出这种骇人听闻、违反人情常道的杀戮事件。
虽然李白甫对亨利的动机一清二楚，也欣赏亨利的这种探索精神，但他还是不打算参与其中。李白甫刚刚结婚，他想过一段时间清宁的生活。这是其一。其二，李白甫刚刚体会过名声给他带来的那种难以摆脱的纷扰。《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阐述、分析和批判》这本书没有出版以前，李白甫的生活平静、忙碌且简单；这本书一出版，李白甫名声大振，自此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李白甫经常被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打扰，媒体和舆论一方面把他推到了名望的高山之巅，一方面又把他的私人生活粉碎成了豆腐渣，简直没办法拾起来，他再也不属于他自己了，他究竟属于谁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直到这时李白甫才深刻地感知到：自由和名利是不能共存的。你有了名利，就得牺牲自由；你若想要自由，就不要奢望名利。
因此，来到美国后，李白甫决定淡泊一切，他想隐于世，过一种返璞归真、清净素雅的学院生活。但是他已经摆脱不掉名利对他的左右和影响了。这不李白甫的屁股还没挨到新家的沙发上，亨利·雷蒙德就来打扰他了。但李白甫镇静自若，初心不改。他只是像听故事一样听了听亨利的概述。然而，几周后，当李白甫无意间看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后，他明显有点坐不住了。作为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的那种探索精神跃跃欲试。但是，跟随妻子回到卧室的后半夜，李白甫又思索了很长时间，他最终决定压抑那种探索欲，因为他想过平静生活的那种欲望占了上风。
可是，两年后，也就是见完叔本华从戒毒所出来的今天，在咖啡馆任凭意识流主导他的思想的那一刻，李白甫突然决定去赖克斯岛监狱见一面大卫·卡梅隆。李白甫在咖啡馆门口与一位女士相撞，洒出来的咖啡把他烫了一下，他都感知不到那种痛感；女士和他道歉，他都来不及认真回应，可见李白甫见卡梅隆的心情有多迫切。也就是说，两年前李白甫压得有多稳，两年后他就有多迫切。
足足过了两年时间，李白甫还是打通了亨利·雷蒙德的电话。
“我知道你一定会联系我的，”亨利接起电话直言不讳地说，“只是没想到等了两年时间。”
“你能安排我和大卫·卡梅隆见面吗？”李白甫开门见山地说。
“求之不得。”
就这样，李白甫在赖克斯岛监狱见到了传说中的“传奇人物”大卫·卡梅隆。
